【按：胡平发来《林毓生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 – 写在林毓生先生逝世两周年》，我才发觉林先生的祭日刚过几天。胡平写过《论言论自由》，自然最有资格评价「林毓生的自由主义」；而去年林先生的祭日，我也贴过《受难与自卑的思想史》一文纪念他，当时是张淑伶从电报上转给我中央社发布的林毓生教授辞世的新闻，我自从八九年流亡海外以来，常跟林教授聊天、开会，也有文字往来，他是我吸吮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来源，而那是一股直接来自哈耶克的源头活水。我们最后一次聊天，是二〇一一年底，十年前了，我只知道林先生晚年颇有病苦，也离开了威斯康辛，踪影全无，其实那时他就隐退了这个痛苦的世界。作为一个思想史家，他是带着对中国的失望，可能还有愤怒而离开的，另一位思想史家余英时教授，我知道也是如此。他们这一代学人，一生以破解中国近现代落后、激进，坠入超常集权以及其解道为志业，最后看到的是一个最坏的中国，其悲凉痛苦可想而知。余林两位大师，可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双雄」，后代学人欲解析近七十年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最终必然要溯源到他们这里。比如对于近三十年泛滥无度的中国民族主义，必须跟近代耻辱、自卑、反传统、政治操弄等等挂起钩来，才可能辨析清楚；甚至一个政权，脆弱到必须「捍卫」它的情感，需用「治安法」来保护，这其实已是思想史，中华民族近代自卑症的形成史，乃是一个前源，在改变不了政治制度之前，它会一直控制中国人。 】
许多人把民族主义看成一种天然合理的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情绪，其实它在近现代中国，根本就是一个具有最大支配力量的意识形态。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是传统中国自认为世界中心的「文化主义」之式微而兴起的一个替代品，这个替代品，又是中国第一代知识份子（甲午至戊戌时代）对西方文明一系列误读而留给我们的资源性很强的一份思想遗产。
在百多年因中国传统衰微而产生的「真空」中，这个误读经由不断「化」掉自身传统的「西化」、「苏维埃化」、「马列化」、「斯大林化」等等，终于在一个专制极权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形成封闭排外的民族认同。
一、「物竞天择」的迷人
根据一些中外思想史家的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滥觞，可上溯到严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误读，而它也是激进反传统主义的源头之一。
在甲午惨败的氛围中，1895年3月严复发表「原强」，次年译成「天演论」，第一次引进达尔文的演化论与斯宾塞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将民族与民族间的竞争比附于自然界生存法则的思想，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并不必然导致激进思潮，如它在美国就成为保守的意识形态。然而，它在中国却变异为一种黑白二分中西对比的思维模式，使中国知识份子深信中国文化在「物竞天择」中将被「淘汰」。
林毓生曾指出，近代化在西方是发生了由所谓「理性」将「令人着迷」的神圣性解构为不再着迷的世俗化的一个过程，而在中国恰好相反，黑白二分中西对比竟使得中国读书人觉得「这个世界」更「令人着迷」，使命感更强，追求功效性不顾一切，民族主义的优先性使任何可欲的变革都成为它的手段，而它本身却不能提供任何「建国方案」，只是强烈地依附和受制于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解释工具，去应付由于不明情势所产生的最难忍受的不安」，就在于它提供了「令人着迷」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使中西制度文化的优劣与功效的「比较」成为可能。
此情形竟穿越百年再现于本世纪八十年代，骤然开放下涌起「视西籍如神圣」的文化热、惊呼「开除球借」的救亡意识以及强烈谴责传统的时髦，从而不仅回到「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原点，甚至回到了作为「五四」先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民族主义——于是今天连反体制的知识份子，也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不期然中召唤回来的这种民族主义，居然成了中共渡过「六四」合法性危机的通灵宝玉。对于一个依然以「弱肉强食」生存竞争观看待世界的民族，极权就远不至于因为一次屠杀而丧失合法性。
中国民族主义的病态式的狭隘与脆弱，自然同它从近代屈辱中发育出来有关，但一个更本质的缘故，唯有以失去并厌恶自身传统来解释，因为世界上其它类型的民族主义，虽然都可能不趋附所谓世界潮流，但也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信。
二、爱国与反传统的悖论
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是一种民族自大与自卑的混合性格，这从近代思想史上可以梳理出来的一个来源，比较明显的是章太炎的影响。
章太炎是一个强烈排满的革命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古文学派大师，以渊博的古文知识，将数千年视为永恒真理的六经，降格为一堆历史材料。他面对爱国与反传统的巨大矛盾——我们的祖先不值得尊重，别人没有这样的祖先，好歹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以负面的意义引申出一种将憎恨杂揉于爱国主义之中的自卑心灵，从而使民族主义变成非理性与依赖性的——以民族富强的功效性接受任何强势意识形态、强人和极权。
这种支援意识在十九世纪也许只是几个知识份子「细微之沫」的孤寂心境，但经历了辛亥以后几代政治强人、党国的蹂躏，特别是整个民间社会被摧毁，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毛泽东的暴政下成为拥有核武库的「世界革命中心」，百年追求「富强」的功效性获得极大满足，这时，爱国与反传统杂揉的民族主义已是「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在百年「丧权辱国」强烈刺激下完成的民族独立、建国，一方面使民族主义成为共产党政权最大的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压倒一切其它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经历了「文革」中国人依然拥护共产党、「八九」民运的最高诉求之一还是「爱国主义」而进入九十年代居然民族主义愈加膨胀起来。
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到今天，虽然已经失去了它发育中的那种「内辱外患」的环境，但不发达状态依然钩引「黑白二分中西对比」思维模式，极权而脆弱的「大一统」结构也依然要靠民族主义维系凝聚力。民族主义所追求的「民族」、「国家」这些价值，已经深深地抑制了一个现代社会所应发育出来的自由、多元、理性、平等、包容等价值。未来中国人在挣脱专制、不发达之后，最难挣脱的，将是这个民族主义。
三、受难与雪耻
一个民族得了「自卑症」，这种文学性的描述，科学上成立吗？挫折须靠成功来医治，一种心理治疗，但是心理学即使对于个体也尚在初级阶段，对于一个民族和社会，就更是不着边际了。印度安人的后裔，据说患有忧郁症，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不是所有挫折的种族，都有这个问题？大概大洋洲的毛利土著人亦然，但是非洲黑人呢？再说，还有另一类的挫折民族，如二战后的德国人、日本人，洗劫全世界之后，整个民族受惩罚，难道不该忧郁？可是他们仍然是最先进的民族；再如苏俄，冷战后帝国解体、共产党被禁，可谓“亡党亡国”，此乃二百年与西欧竞争的结局，何不忧郁？凭什么中国人就该忧郁？人类乃至整个大自然的进化法则，本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败亡毋宁是难免结局，何忧郁乎？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Paul A. Cohen 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他们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中南海非要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这个精心设计，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潜迹灰线可寻，且需装备诸如思想史、社会学等利器去分析，而我是外行，只能朝花夕拾，拣一点陈年旧事。假如仅仅顺着体育事件捋上去，你会找到1986年底，一场学潮刚被弹压下去不久，北大学生因中国男排打败了南韩男排，而在校园里游行，第一次打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却没有引起任何一家首都新闻媒体的报道，因为那很自然地被视为是“学生闹事”，谁知胡乔木严厉批评新华社，说你们太没有政治敏感和灵活性了，为什么不懂得“引导”学生的爱国情绪？这个指示立刻传达给所有的新闻单位。当时我听了只耸耸肩头，却想不到这个教唆伏笔于此，而埋线千里之外——二十年后的2008年，在北美大都市华人聚居的地方，群起围攻西藏人的场面里，中国女孩的小脸蛋上，竟如抹胭脂似的画上一面五星红旗！
此处还有一层。中国借奥运扬威，西方人可以嗅出其间的仇恨，亦深掘其精神源头上的那个“耻”，但是他们看不出来的是，中共所“雪”乃一新耻，已非百年前的近代丧权辱国之耻，那其实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声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已经“雪”过了，而这次是要“雪”八九以来之耻，不仅面对全世界，也面对国人，那耻便是在全世界摄像镜头之下实施的“六四”坦克镇压平民，是一个“人民政权”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江泽民的“海派”思路，令其国际视野较之“土八路”更为扩展，亦能窥出跟西方财团政客玩“市场游戏”的窍门，这个扬州人摒弃了共产党的理想主义，便也不会懂得西洋正统的伦理铁则和宗教神圣，他想“合法性”都可以用钱买回来，“耻辱”为什么不能靠一场光鲜的典礼抹掉呢？洋人是认钱的，中国人是没有记性的，只要国际上让北京办一场奥运，那它就是第二个「四九年十月开国大典」！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附：胡平：林毓生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 – 写在林毓生先生逝世两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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