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在中共治下中国不可能实现民主转型？
时常有人提起温家宝卸任前一段话，他说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再度失去。这话说得没错，但问题是，温家宝做了十年总理，他在任内也没有推动过哪怕一点像样的政治改革，他如果肯做，总是可以做一点的，之所以没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中共从老邓推动改革开放第一天起，就严明「四大基本原则」，这四条底线，就是要保障中共专制政权永世不动摇。既然专制是底线，温家宝的政治改革之说，就只是用来唱红脸的，用来欺骗中国民众。
中共经济可以改﹑政治不能动的观念，来自清末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体」是政治体制，「用」是经济民生，「用」可以改，「体」不能改，因为动到「体」，专制统治的地位就有危险，权力不受影响怎么改都可以，权力受影响怎么改都不可以。
「中学」便是中国文化，「西学」就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是根本，西方文化是表征，主次不能颠倒。西方文化为中国文化服务，为中共政权所用，仅仅是「用」，不能成为「体」。
中共的政治文化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马克思的空想共产主义，二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三是中国千年的农民意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就是一种闭门造车的空想，中共用这种空想的未来世界迷惑中国人民，打江山坐江山；中共掌权后，学的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暴力和谎言统治人民，维持他的专制政权；中共造反之初，始作俑者是一批颓废的知识分子，搞起革命后，队伍中的主体却是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中国千年积淀的封建农民意识，便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共的发迹与太平天国很相似，太平天国从西方半生不熟引入拜上帝教，杂揉中国千年封建思想和农民意识，利用民不聊生的清朝末世，举行武装起义。西学被严重歪曲，被庸俗化浅薄化，再杂交中国农民式的愚昧，弄成一种四不像的思潮，最终以失败告终。
中共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杂交中国千年农民意识，也弄成一副四不像。如今中共的政治文化，与马克思的共产初衷已风马牛不相及，却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发扬光大，并将二者宣扬的暴力和谎言作为两大统治工具，再辅以中国农民意识中的无知保守﹑浅薄奴性等等劣根性，终于成就中共的党文化。
中共的党文化受老毛人格影响极深，老毛的无良无耻﹑无法无天，将中共诞生初期知识分子救国的那一点真诚都淘洗干净。老毛将他的卑劣人格强加给中共，改造所有党员，将他们都变成一批没有人性只有党性的专政机器，然后以此去改造中国。
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许诺收买农民，以打天下坐天下的野心逐鹿中原，以一党之私偷换全民所有，以奴役百姓逞专政之能，中共从来没有将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而将独享社会资源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以解放贫苦大众为口号，却以戕害人民大众为能事，中共将暴力与谎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按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从放宽言论自由开始，到社会监督，到确立法治，再到尊重人权，再到民主选举，一步步剥夺中共的特权，剥夺中共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导致中共政权垮台。
政治改革将动摇中共的专制统治，所以在改革之初，老邓就定下「四项基本原则」，以此断绝民主转型之路。中共将经济改革大部份成果独占，分配给红二代官二代，并容许地方官以贪腐敛财，如此一来，中共政权的存续，便成为红色权贵家族独霸天下的唯一保障。
正因为中国改革的利益诉求被红色权贵垄断，所以改革改到什么地步，什么可改什么不可改便要严格区分，经济民生可以讨论，政治文化不可让步，便成为中共改革的底线。时至今日，尽管民间呼吁政治改革，东西方关系发展到破裂边缘，中共仍死抱自己的初衷，即使祸害子孙，面临社会解体的危险，他也不肯让步。
将政党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以百姓的痛苦换取权贵家族的荣华富贵，此所以中共要鼓吹国进民退东升西降，要吹嘘专制体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偷换概念，以党性灭绝人性，消解百姓的政治诉求，打击他们改变命运的意志。此所以政治改革是禁忌，民主是西方毒药，自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人民的监督是以下乱上；此所以只要中共存在一日，中国大陆就不可能有民主。
因此，不要指望去了习近平，再来一个新领袖，或再来一个集体领导，中共就会脱胎换骨，以人民利益为最高诉求。有中共存在一日，中国人民就不能得解放，这不是任何人决定的，是中国历史决定的。
中国人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全盘西化，走西方发展道路，与西方合作，驱逐邪恶轴心，才能建立长治久安的新制度，关于这一点，有今日台湾可以参照。
二、为什么和平的民主转型可以在台湾实现？
国民党本也是一个专制的政党，蒋介石败走台湾后，偏安一隅，痛定思痛，一度实行严酷的管治，但小国寡民，生存永远是难题。再加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被迫与美国断交，被赶出联合国，更几乎走上绝路。
但在政治文化上，国民党一开始就受西方的影响。孙中山是受西式民主思想影响从事民国革命的，蒋介石在日本留学，国民党高层政治精英，很大部份都受西方教育。宋美龄是基督徒，蒋介石后来也受洗，国民党的党文化，基本上以西方文化为源流。
上世纪四九年前的中国，奉行私有制和巿场经济，保护私有产权，西方的现代学科在中国传播，城巿建筑模依西方风格，城巿生活充满西方色彩。当时的人穿西装，过西方节日，学习西方礼仪和习俗，模仿西方法治，奉行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国民党的党文化，基本上属于西方一路，与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风马牛不相及。
蒋介石虽然也是独裁者，但原则上还维持和受制于国会，在党内虽然一言九鼎，但仍要照顾地方军阀和党内不同派系的利益。最要紧的还是，蒋介石还有人性，不像毛泽东那样，声言打核战死一半国民面不改色，以践踏人性为乐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重庆，蒋介石下令让妇女和孩童先走，四九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蒋介石又下令让妇女和孩童先走。蒋介石有人性，老毛没有人性，根本差别在此。
国民党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不像中共在大陆那样，大量屠杀地主富农，掠夺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再从农民手上把土地夺回交给集体，再由集体无偿让渡给中共。国民党在台湾以资金赎买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和平地实施土地改革，发展农村的生产力。
蒋介石初到台湾，也实行一段时间的严酷管治，但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国民党就在台湾基层县巿推行民主选举。当时有党外人士参选，蒋介石最初下令封杀，随即又收回成命，最终由党外人士当选台中巿长。也就是说，后来蒋经国开创的民主新局，是有他父亲的先行作为基础的，蒋经国的民主转型理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国民政府迁台后，致力于发展经济，蒋介石和蒋经国都重用经济人才担任政府重要职务，如严家淦﹑孙运璿﹑李国鼎等，这些经济专才对科技发展趋势有充份掌握，老毛还在兴烚烚搞文革时，台湾已经在规划科技工业园区﹑推动金融巿场现代化。早在全世界都未重视晶片产业的年代，台湾就罗致了张忠谋，成立台积电，经过几十年打拼，终于打下今日成为世界科技重镇的基础。
政治外交上受压，只能以经济自救，经济发展推动了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又对政治体制提出更高要求。当美台关系大倒退，中共在联合国趾高气昂之际，蒋经国意识到，只有将台湾命运交给台湾人，才能万众一心抵御外来的压迫，至此，台湾的民主转型便条件成熟了。
蒋经国初启民主改革时，也曾受到党内保守派的压力，有人说这样改下去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不保，蒋经国答以「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有人劝他要对反对派实行镇压，他说用权是很容易的，难是难在有权不用。
首先是国民党的政治文化来源于西方文化，其次是国民党领袖都具有基本人性，再次是国民党始终将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放在施政首要位置，最后是党的利益置于人民整体利益之下。没有以上几个前提，台湾的民主转型不可能实现，至少不可能和平实现。
当美中苏三国演义瓜分世界之时，台湾局处一隅，以默默的自我革新为职志，卧薪尝胆，励精图志，不求闻达于诸候，十年生聚一朝抵于成。时至今日，台湾不但以经济与科技闻名于世，而且以成熟的国家民主体制傲视亚非拉，与西方民主国家齐肩并进，这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至于往日沉潜开拓的国民党，今日堕落成依附中共的软骨头，这是另一个问题。国民党在台湾完成民主转型后，执政地位有失有得，本来是民主体制下的正常现象，但国民党在连战败选后，却想到利用中共的实力来影响台湾，帮助其重夺执政地位，这一来正中了中共统战的圈套，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马英九上场，因政治无能更变本加厉向外求乞，背离两蒋的政治初衷，发展到以卖台为能事，这也预示了国民党气数将尽的末路。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国民党之败，败在党内英明的政治领袖后继无人。蒋经国李登辉之后，到连战﹑宋楚瑜再到马英九，都是扶不起的阿斗，在党遭遇困难时，缺乏逆境奋发的定力，也缺乏振衰起疲的谋略，反而投靠更专制邪恶的中共，这完全是政治上的自杀，永远都走不出死亡螺旋。
政党的兴衰取决于党文化，也取决于时势，更取决于党的领袖和路线，国民党以末落的中共为靠山，必将随着中共的没落而衰败。国民党要重新出发，唯有摆脱中共控制，回到台湾人的立场上来，才能起死回生，不负两蒋的历史贡献。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