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今天，崔健吼出了《一无所有》

崔健过早地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其影响几乎辐射在中国当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崔健是唯一一名入选的歌手，“自80年代以来，崔健作为一名严肃的创作者，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红旗下的蛋》和《无能的力量》四张专辑中毫不放松地坚守着他的个性立场和批判的力度，并将其中的叛逆性愈加强化，以至于在艺术上达到了堪称独步的绝佳境界。”

崔健对于大陆摇滚乐乃至流行音乐的重要性大约相当于罗大佑之于台湾。在他那些最好的作品中，歌词可以同时具备纪录片般的精准和诗的隐喻，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迁用急速乃至口齿不清的rap呈现出来，并把普通中国人的市井生活与价值虚无置于显微镜下进行反讽。

这么多年过去，《一无所有》依然是崔健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在各种场合的叙述中，“中国摇滚之父”的标签也早已变成他名字的固定前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无论对于崔健本人，还是命途多舛的中国摇滚乐。

张晓舟有句话说得好，“摇滚乐是一种‘弑父’的文化，在中国却经常被弄成教父的文化。”总有一些人，希望崔健这尊神像永远被树立在诗和远方的田野上，汪峰、许巍、郑钧们都可以倒下，但是崔健不能倒。然而尴尬的是，某一时刻他们猛然发现，当自己还想在《一无所有》中重温启蒙的感动时，崔健已经在电视屏幕上和谭维维唱起了《鱼鸟之恋》。

30年来，崔健从“一块红布”唱到了“蓝色骨头”，从禁止公演走上了大众传媒，显然，他自己也不希望永远被供奉在那座神坛之上，而仍试图“像一把刀子”，准确地插入公共生活的病躯。毕竟，毛像依然挂在当年的广场。

只是，对于新一代的青年来说，马頔、宋冬野们肯定比《光冻》更有吸引力。30年后，崔健可能真的老了，但他应该获得这样的自信：只要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还是能够辨认什么是属于时代与历史的声音。

以下是2014年“不能说名字的事件”25周年之际，《华尔街日报》对于崔健的采访（独家翻译）： 

你的音乐符合西方摇滚乐传统吗？

我完全不像西方的摇滚音乐人——我甚至不抽烟也不喝酒。但与外国乐迷沟通也是容易的，因为我会演奏他们的音乐，摇滚、爵士和hip-hop，只不过是用我的母语把这些风格融合在一起，虽然听起来像是摇滚乐，但故事完全是中国的。

你有时也使用中国乐器。

我使用过很多中国民间乐器，但这不是因为我想要弘扬或发展中国传统艺术，而是因为它们能够更好地传递出歌曲的情感。我不认为音乐必须负责一个民族的自尊。

你认为摇滚乐如何帮助塑造了 1980到1990年代的中国青年？

摇滚乐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在当时，许多乐手只能非常肤浅地模仿西方摇滚乐，甚至选择类似的生活方式，比如不可缺少的性和毒品、留长发。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虚假的。音乐家们今天还没有从商业化中逃离。

我做摇滚乐不是因为我想去美国和赚钱。我厌恶那种理解。摇滚赋予我生活的激情。哪怕得到的是愤怒，最美妙的感觉也是拥有激情。从荷尔蒙中得到能量，对我来说，这就是音乐，这就是摇滚。

你曾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献唱。当时的场面如何？

这很容易回答，它就像一场巨型的聚会。每个人都很快乐，你能从身体里深深地感受到。每天都想回到过去。我是北京人，在那种时刻我不想待在家里。我相信那段经历在我的记忆中将会永恒。我想尽可能多看。

那如今的感受呢？

无论现在还是几年后，我仍然不想谈论它，它的历史是闭合的。年轻人们也被告知他们不要去谈论那些敏感的事情。我曾经尝试过，但因为自己的失败所以不会再去谈论它。这是自愿承担的意识形态和审查。

你怎么看中国的审查制度？

这里的审查制度依然十分强大。如果我们感到恐惧，那权力的目的就达到了。在你写下任何东西之前，就已经开始担心。所以我们必须在开始写作之前妥协，这是可怕而丑恶的。

对你来说，政治和音乐哪个更重要？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做音乐。我真的认为艾未未很聪明。他是一位艺术家，而不是一个政客。他没有给政府制造大麻烦，也没有组建政党，他只是做艺术。他仍在促进社会向前发展。

当你在唱《一块红布》时，曾用红布把眼睛蒙上。

一块红布，这首歌改变了我的人生。很多人觉得它是一首政治歌曲，但它其实非常抒情。在最后的歌词中，我说我感到土地干裂，想喝点水……这是为了一个姑娘而写，当然也为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