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成他乡，记忆也零落成泥。（资料照，美联社）
九一年终于出来伴我流亡的傅莉，一年多就遭遇了车祸，十九年后她又在楼梯上摔倒，我们俩其实是，一个精神瘫痪的人，陪护着一个体能瘫痪的人。在寂寞的德拉瓦后期，一个早晨傅莉一醒来就哭，跟我说她一早就在想「我为什么消沉」—「消沉」这个词她用得多好呀，忧郁症在中文里对应的就是这个词，我问她为什么？她说看不到希望了，「我总觉得我还能独立生活的」，所以，她至今仍然是以「不残废」来面对这场灾难的，如此她才逃避社交、公共生活、现实人生，躲进网路、电视剧、自家的巢里；而我重新拾回书写，常常自己在电脑前坐很久，把她扔下不管，她开始落单了。
二○一四年秋，我带她去做了一次体检，医生看完化验单说，你所有指标都正常，一年以后再来看我吧。她听罢笑得像个小女孩，但是我知道她的内心苦不堪言，近来因为左脚左膝功能衰减，瘫侧在加剧，她已多次提及「这么活着没意思」，并跟我聊起「安乐死」话题，她才六十二岁啊，而她母亲九十二岁仍健在，她奶奶高寿活到一百零三岁，父母两系均有长寿基因！到此我才懂了一个人选择活着是要有质量的，活着是有尊严前提的，而残障的难堪并非只在自身不方便、求人，更在于活着做不了事，纯粹是一种消耗—傅莉残废前，作为一个医生常强调所谓「优生」、遗传素质等学说（我讥讽她有「种族主义」），她也一贯赞成堕胎、安乐死等非宗教理念，她对活着的意义是清晰简单的，这种人生观恰好是她过往做人严谨认真勤奋的基础，如今她残障了二十多年，毋宁精神观念上的折磨也是时时刻刻的。
病毒已令世界停摆，股市狂泻，金融熔断，各国封境封城，断航断飞，现代化好似灰烬……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傅莉六十八岁生日，恰在一场大疫之下，我们猫在家里几个星期了，没想起来这个日子来，还是朋友们的道贺飞来才提醒我们。我去买了一瓶红酒，又炒了几个菜，坐定了谈起她母亲临终前仍放心不下她，我俩都哭起来。她至今仍躲在她的巢里，也告诫我「谁也不准进来」，此刻我忽然明白，她要冬眠了，幸好那段日子，社交、沙龙、饭局、应酬都停顿了。
终于，有一天傅莉突然说了一句：
我现在认下残废这笔帐，但是我从此哪儿也不去，就是死跟着苏晓康……。
她的口气凄楚而坚韧，声调是颤抖的。这句话的含义错综复杂，第一，离车祸发生的九三年相隔二十八年；第二，这二十八年她一直拒绝自己残废，是她要让自己重新站起来，这个信念成为她活下去的理由，不管是否成立；第三，这个信念令她付出的心理代价之高是无法估算的，即二十八年的失败和挫折难以诉说，亦反证了她的坚韧有多惊人；第四，「重新站起来」成为「活着」的前提，对她而言是一个尊严问题，为尊严支付代价是人性的本能，问题在于什么才能替换它？第五，所以接下来她要接受「站不起了」而活下去是可能的吗？第六，后面一句「死跟苏晓康」应该就是一个活下去的新理由，然而二十八年里她一直是拒绝这个理由的；第七，多年来她一直说「安乐死」，今天才明白原来那是她曾经选择「站不起来」的归宿，而她要求我跟她一道安乐死，她怕我走在她前头的原因是她失去了活着的前提；第八，二十八年她从无安全感，也不接受靠一个人照顾的活法，因为她总在洗澡后我给她擦背时才会说「谁能像你这样照顾我」，这话其他时候不会说；第九，什么令她突然接受「靠人活下去」并不清楚，难道跟瘟疫有关？
梨花春带雨
初夏东岸忽暑忽雨，某清晨傅莉喃喃自语：
幸亏我当时没睡着，起身帮他们控制汽车，要不然两家人都死了……。
她是讲车祸。多么精巧的一个虚构的理由，她是用了多少不眠之夜，才建构出来的，她必须自己去探索、挖掘这个深埋的合理性，虽然她已然伤残的思维逻辑混乱，但是抓住一个总摄纲领的理由却是极其清晰逻辑的，那就是她必须为自己所承受的终身痛苦，提供一个最大化的神圣因由，毋宁说人是逻辑的动物才让人痛苦万分！
我立刻附和她：这样你才可以统统放下来，不再背着那么多痛苦……然后，我对她一鞠躬：谢谢救命恩人！
她哈哈大笑，那种她独有的爽朗大笑。
当年车祸留下的一个传闻，那辆跟在我们后面的大Truck（货柜车）司机，远远看到前面一辆小车，无缘无故翻出高速公路，马上打电话报警，我们才获救的。这个传闻可能储存在她的记忆里，今天终于被她提取出来，作为建构一个合理性的材料，那功效跟信上帝是一样的。
不几天樱花又落英缤纷，旁边的那棵梨树仍树花满枝头，令我忽有一句唐诗的幻觉，「梨花一枝春带雨」，却想不起来是谁的美句？原来竟是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句子：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二十年里傅莉都是难得糊涂、没心没肺地无痛感亦无忧愁，想想也是我的福气，这次摔了以后常常流涕，害怕再也走不好了，而年届六十，晚年渺茫，我最初遇到的傅莉，是一个何等矫健的北方姑娘。然而，那次从庐山下来不久，我第一次目睹了她悲切的一面，至今镶嵌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我们新婚旅行，从郑州、汉口、庐山、上海、泰山、北京，一路上她都快快乐乐，唯独在上海、尤其在繁华大街如南京路口一带，她不断冒出无名火，连连发作，我在她后面紧跟慢追，不知道她在生什么气，结婚以后她也从未提起，直到车祸后她才常常提取她的记忆，其中便有她毕生仅有的一次幻灭，跟这上海有关，也跟中国教育史上一段蛮荒岁月有关。
文革末期，她从南阳插队两年后，刚被招工回城，立马找老师补习功课，准备考医学院。傅莉从小醉心当医生，机缘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却在晚年常常跟我夸耀，她在初中担任学校红十字会副会长的荣耀，会长就是校医，而她的任务不过是每天带领全班做眼睛保健操而已，或在校运动会其间担任现场救护员，她皆视为神圣无比，终身不忘。一九七五年正逢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她考出优异成绩，据说全市第二名，化学考了满分，被上海化工学院录取，她却说我想当医生，去读化工干啥？竟然不去报到，希冀下一次高考，旋而发生「张铁生事件」，「四人帮」借机废止了刚刚恢复的高考，她受到重大打击，竟然低烧不止，这个幻灭便在那一刻嵌入她的心灵，毁灭了什么是不知道的，她从此寡言少语，人生快乐不起来，这是接受了命运吗？那命运也许身临现场才爆发了一下，像那次在上海南京路上……。
也许我是见证她悲凉的唯一者—她妈妈见胖妞要毁了，立刻采取两个措施，一是托人推荐她去读开封医专，那时叫「工农兵学员」，从工厂、农村、部队，凭特殊关系「推荐」上学；二是托老朋友找来我这个在省报当编辑的女婿，因此后来的故事，则是多了我这么个男人，回头去看，若非岳母这两计，她可能郁闷而死，而在她，怎会甘心读个医专？她却如痴如狂，读外科时，老师见她五指纤细修长，说是标准的外科手指，要她干外科，她却说视力欠佳，默默读完之后，想做一个儿科医生却未遂心愿，也许令她憧憬一个家庭愿景作为替代，对我们的婚后生活倾注全部心血，虽然后来又遭遇双胞胎难产，毕竟得到其中一个儿子，从此视为心肝肉儿。这种连番的厄运袭击，在她表面平静的神态并未留下痕迹，她大致都能以生活里的点滴幸福予以化解，所以我一向觉得，女性遭遇不幸，以婚姻家庭作为心理代偿，效果常常奇异，虽然这很不女性主义。
傅莉偏爱「知青」题材电视剧，自然因为她有「插队生活」的历史，可我发现她的记忆，跟大众经验很不一样，她一直说农民的好话。 「村里人都说我们是三个傻妞。我们去河里游泳，全村都会嚷嚷：三个傻妞洗澡呢。队长对我们可好了，不派我们重活，但是给我们的细粮比粗粮还多，还擀面条给我们吃。我们那儿产大米哩，附近的知青都眼馋。后来她们俩走后门参军去了，我落单儿了，只剩下一个人还在队里，会计的闺女薛妞妞就来陪我住。我们队长看不下去，跑到公社去给我要招工指标，我这才回了城的。」
「她俩走后门参军去了」，指的是当时一种「特权」，中共的干部多少都跟军队有关系，即便自己文革中落了难，但是总有过去「战友」仍在部队做官的，所以文革后期大量人通过这种管道，将下乡子女送进军队，南阳三个傻妞里，两个都是如此，傅莉却自知出身不好，母亲也无此类「特权」，然而她不羡慕参军，自有她的理由，只因她在大队里当「赤脚医生」，自得其乐，文革后有两种角色颇遭社会嫌弃，一是「工农兵学员」，二是「赤脚医生」，她都摊上了。
她后来回城的故事，其中有个秘密，她一直埋在心底，却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才不经意的从迷茫往事中捡出来，当故事讲给我听的：我们大队里，还有一个从郑州来的女孩，叫冀兰，是个瘸子，小儿麻痹，她跟我一样走不了，我们大队长不是个给我去公社要了一个招工指标吗？我让给她了，叫她先回城去，把大队长气得，骂我哪有你这么傻的？其实我在队里给人看病，没觉得待在农村有多苦，回城又能咋样？后来还是大队长又去公社给我要了指标才回城，参军先走的那两个女孩的行李都还在，最后还是我捎上，都给她们送到家里……。
回城名额让给残废人，在中国下乡知青的大悲剧脉络里，其分量只有当年逃离苦海的那些知青懂得，而我这个没有当过知青的丈夫，看着眼前的伤残之妻，也只觉得她傻，而不是高尚，这个故事足以拍一部电影了，她却到今天才讲出来，而且还有续集呢：
天安门一闹起来，我跑去把你拽回家，怕你再惹事，又送你回郑州我家去躲避，后来风声一紧，你自己跑了，我跟你就失去联系了，公安上我们医院找我要人，我说苏晓康是被你们的通缉令吓跑的，我还找你们要人呢……有一天我在家，有人叫门，声音很大，你知道咱们家是两道门，来人在外面那道门喊叫，我问你是谁，她说：我是豫兰啊，冀兰的妹妹，我在三十八军当卫生兵……。
此刻我问傅莉，你知道冀兰有这么个妹子？知道，但是不知道她在三十八军。我说我给你开门，她隔着门说，别开门，我就是跟你说个事儿，有没有苏晓康的照片给我一张……「你要他的照片干啥？」傅莉问。我们部队奉命要抓苏晓康，我可以让当兵的认一下这个人，别开枪。我眼珠子都要跳出来了：
你相信她？
我只能谢谢她，还能说啥？
她突然来找你，就为了说这个？
她不是来要你的照片吗，我说没有，她就走了。
这个故事在我脑子里转了几天。当初在南阳乡下由傅莉转让名额先回城的冀兰，会用这样奇异的方式来报答吗？我跟傅莉结婚后从未见过她，傅莉也绝少提起她，二十多年后她的妹妹竟然出现了，还在一场大屠杀之前、政府对我发出通缉令之后，也太戏剧化了吧？听了这个故事后我跟傅莉说：
当年有一个细节，一九八九年六月公安部颁发对我的通缉令，据说他们居然找不到我的照片，通缉令上印的，一说是我的中学时代照片，一说是当月发表在上海《文汇》月刊上我的封面人物照片。有没有可能冀兰的妹妹突然去找你，是他们派去找你要我的照片去的？
傅莉无语。
转自《风传媒》2025-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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