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01 来源：转角国际
尽管中国的GDP（特别是人均GDP）仍然比美国低得多，但自觉富有的中共仍不断对外喷洒金流，对外援助从2000年的低点开始呈现爆炸性成长。图为北京郊区一名从被拆除的建筑废墟中搜集废料的农民工。 图／路透社
▌本文为《中华博弈：抉择世界秩序的全球竞争》（八旗，2024）书摘
中共的外交政策让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与其国内政策的代价是一样的沉重可怕。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丧生在1946-1950年的中国内战、1959-1963年的大饥荒（在许多地方是1958-1965年）、1966-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从1940年代到2020年无数的政治运动、清洗和「严打」之中，以及过去几十年管理不善或人为的诸多灾难和流行病之中。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境内，中共党国似乎常常认为中国人命如草芥、可有可无。事实上，国内大量生命和资源的损失，例如大饥荒期间，很大程度上与北京的海外需求和事业有关，甚至直接由其推动。政治上最优的中国外交政策对中共统治者相当有利，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是极为昂贵且致命。
短短几十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海外的战争死亡人数，就远远超过了美国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战争死亡人数总和。大量中国人丧生在1950-1953年的韩战、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1969年与苏联的边界冲突、六○和七○年代的越南战争、1979年入侵越南及随后长达十年的边境战斗，直至2020年与印度军队发生的致命的边境冲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全面、更不用说可核实地公布中国士兵伤亡的数据。
图为2021年2月，印度坦克从中印边境拉达克的班公错地区撤退。 图／美联社
北京长期以来隐瞒、忽略和无视战争伤亡的历史已经有许多翔实纪录。在习近平所谓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治理」的「强国／大国外交」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一贯地隐瞒中国人死于外国人手中的事实。
例如，2020年6月15日夜间，中印边境冲突据报导致四十多名中国士兵死亡，而印方死亡人数是其两倍，之后，北京只提供了一些翻译错误的外国报告，提供给国人作为资讯来源，假装没有中国人伤亡。而印度则是公布了所有死者的详细数目和身分。八个月后，只有在解放军的一篇庆祝「新时代英雄主义」的报导文学中，才提到了在冲突中丧生的四名中国士兵。
1965-1966年，印尼的海外华人（许多人拥有中国公民身分）因一些所谓北京支持的政治阴谋而有数千人遭到屠杀，随后又在1998年只因种族和民族仇恨而再次遭到大屠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统计或帮助受害者，更不用说调查和干预以惩罚肇事者了。 这比几个世纪前的中国皇帝只稍好一点点，当时的中国皇帝不但没有接受忏悔和赔偿，反而赞扬和奖励西班牙总督1603年在菲律宾杀害数千名华人，因为那些华人是胆敢逃离明帝国的「叛逆者」。
血腥程度稍低一些的例子还包括七○年代坦赞铁路（坦尚尼亚至尚比亚铁路）建设期间的死亡；2000年，三十六名中国人在前往英国途中死于一辆密封卡车内（每人向走私者支付了三万美元）；2012年在加纳、2016年在北韩、2020年在尚比亚等「友好」国家，数十名中国矿工、渔民和商人被警察杀害。每一则这样的事件中，国人同胞的死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总是被掩盖起来，通常被禁止提及和讨论，更不用说进行纪念了。无论是否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就像在国内一样明显地漠视海外中国人的生命。
中共外交政策为中国人民带来的经济成本始终是保密的。
迄今为止，政府从未公布过去七十年来北京在海外花费的数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预算的粗略数字是非常不可靠也毫无用处。各种学术著作和轶事报导只能大致拼凑出中共在没有得到中国人民同意和监督的情况下，为其政治目的而在海外大肆挥霍中国人民钱财的概况。
中共在没有得到中国人民同意和监督的情况下，为其政治目的而在海外大肆挥霍中国人民钱财。 图／欧新社
1998年的印尼黑色五月暴动，暴力事件的很大一部分对象是印尼华裔。 图／维基共享
为了其获得外部合法性的政治需要，甚至只是为了得到虚假外国政党（有时只是外国情报机构的外围）的象征性支持，中共党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国家，秘密地大撒来之不易的硬通货，即使中国人民当时严重缺乏硬通货去从国外购买药品和食品等基本必需品。为了实现其领导全球革命、反对和取代西方（和苏联）的雄心，北京向各种各样与西方不和的国家、团体和个人提供了大量援助，其中显然包括2020年代的阿富汗塔利班。大量外援甚至可能被用来营救一名在海外因犯法而有麻烦的中共高层领导的家人。
据报导，在截至2009年的六十年里，中共向全世界一百一十多个国家提供了约三百六十六亿美元援助，即使国内遭受贫困和饥荒，并且还大量接受西方大规模官方援助（光是1979 年至2003 年就超过一千零七十亿美元）的时期也是如此。
在过去十年中，原本的对外金援喷洒已经膨胀成洪流，成为自觉富有的中共所进行的所谓大国外交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援助从2000年的低点开始呈现爆炸性成长，自2009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大幅超越美国；过去二十年的外援累计总额现在估计高于美国，尽管中国的GDP（特别是人均GDP）仍然比美国低得多。
从2009年开始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光是两家国有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就比世界银行还要多。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滚雪球，已分配了高达一兆美元（以今天的美元计算，几乎是马歇尔计画的十倍），为那些不断增加且常常备受质疑的项目提供资金，例如要在巴基斯坦北部部落地区修建油气管道和高速运输系统。
截至目前为止，中共慷慨金援的主要受益者，是俄罗斯和其他一些臭名昭著的国际弃儿，如北韩、伊朗、委内瑞拉和辛巴威，除了或许有些原油或矿产外，这些国家主要以反美主义而闻名。中共似乎一直奉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现实政治信条，很少考虑中国的真正国家利益，更不用说法律和道德原则了。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其对手塔利班政权看来已经成为北京最新的受惠者。
许多资金接受国，如利比亚和委内瑞拉，向来是违约大户，一旦地方统治者垮台或更迭后，巨额中国资金贷款就打了水漂。北京慷慨资助的许多「朋友」，例如阿尔巴尼亚，其实是反覆无常且极不可靠，有时甚至采取反北京的立场。在这方面，中国似乎正在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前苏联曾无情地从俄罗斯人民手中榨取资源，实施其成本效益极低的全球援助计画去在政治上反对西方。
在截至2009年的六十年里，中共向全世界11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366亿美元援助，即使国内遭受贫困和饥荒，并且还大量接受西方大规模官方援助的时期也是如此。图为2017年，北京郊区一处农民工住处。 图／路透社
贫困甚至挨饿的中国人民，常常毫不知晓地被迫将财富转移给中共认为对其维持执政目标暂时有用的人。图为2017年，北京郊区，一名站在被拆毁房屋废墟旁的农民工老太太，该年北京政府清退「低端人口」。 图／路透社
事实上，北京援助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受益国的生活水准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比中国高得多。贫困甚至挨饿的中国人民，常常毫不知晓地被迫将财富转移给中共认为对其维持执政目标暂时有用的人。据一位中国学者所说，北京每年光是向北韩提供的援助就高达六十亿美元。习近平在2018 年的一次宣布中，就向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六百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免费援助或无息贷款。
北京在教育资助上尤其大方，支出超过所有西欧国家的总和，贿赂几乎每一个愿意到中国学习的非洲和亚洲学生，以使其大学的「国际化」获得更高排名。 为了声望和宣传，也可能是为了间谍活动和招募人员，甚至可能是为了官员干部携家带口移民的愿望，北京自2004年以来在美国资助了一百二十多所孔子学院（到2022年夏减少到十四所）以及五百多间孔子课堂。相较之下，类似的美国文化中心在中国设立的数量为零，北京曾允许设立的也只有过四所。
在部分城市，如纽约和亚特兰大，曾一度一地就设立了三所孔子学院，争夺为数不多的有兴趣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本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生。到了2020年，全球孔子学院数量超过四百八十所（低于2018年的五百四十所），这可能是中共急不可耐、咄咄逼人，不惜一切代价模仿和竞争所谓西方软实力或社会文化影响力的证据。
实际上，孔子学院使得中共得以在海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宣传，并让有人脉和被选中的少数人借以移民，而其高昂成本最终还是由中国人民买单。
像孔子学院这样的计画，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称之为「学术病毒软体」，其实并不便宜。中国通常为美国的每所孔子学院提供十五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以及十万到二十万美元的年度运营成本，其中有些更高。对于每名在孔子学院上一门中文课的美国学生，北京每年要支付八千美元的巨额费用（通常不向学生收取学费，或者一个学期的课程只象征性地收取五十至八十美元的费用）。
这与中国国内（小学至高中）每名学生每年得到的资助形成鲜明对比：官方报告中每名学生的国家资助额仅为三百九十一至五百一十美元（或按不同的方法计算为一千四百七十八至二千零九十二美元）。
中国通常为美国的每所孔子学院提供十五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以及十万到二十万美元的年度运营成本，其中有些更高。图为位于美国纽约的佩斯大学（ Pace University）孔子学院举办中国文化节活动。 图／报系资料图库
本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俄罗斯的巨额经济援助和大力支持，似乎是出于中共领导层的政治利益，大大牺牲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透过涉及补贴贸易、资金注入和援助的不透明交易，俄罗斯获得的中国资金远多于任何其他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和北韩。
2022年2月4日，中共在习近平—普丁联合公报中，重申与莫斯科「上不封顶、无上限、无限制的战略合作」，宣称两国「将共同完善全球治理」，随后向莫斯科提供了大量新资金。
然而，普丁很快就因对乌克兰的入侵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陷入尴尬境地。无论是否被莫斯科欺骗，北京都必须做出抉择，要么按照承诺无条件支持普丁，冒着得罪西方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乌克兰的风险；要么放弃对莫斯科的全面新承诺，让中国的国际声誉和信誉大打折扣，并冒犯克里姆林宫；或者继续笨拙地骑墙不下，两边不是人。
很快地，北京就作势大力支持莫斯科：2022年5月，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供应量比前一年增长55%，价格为每桶一百二十六美元，比市场价格高出约10%（布伦特和OPEC价格）。 几个月后，中共领导层的第三号人物栗战书公开在海参崴告诉俄罗斯东道主，北京「支持并理解」莫斯科在乌克兰「保护其核心利益」的行动，并一直在「策应」克里姆林宫。中国的财政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居住在乌克兰的中国人民，都受到北京与挑战现行世界秩序的独裁政权同志情谊的不利影响。
俄乌战争发生后，随着西方开始历史性地团结起来，进行政策重新评估和重新定位，中共与莫斯科的勾结给中国带来多方面的损失。
中俄关系「上不封顶」。图为在德国科隆举行的「玫瑰星期一」狂欢节游行，描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丁的狂欢节彩车亮相。 图／路透社
中共花中国人民的钱来获取海外合法性和影响力，除了明显不合成本效益并展现其自私之外，中国的巨额资金外流，以各种对外援助和「大外宣」计画（自2009年起）的形式支出，显然已成为许多党国官员贪污外逃的流行而隐秘的方式，例如，透过昂贵且可疑的中介机构聘请外国名人进行宣传。 以高昂代价在国外打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却伴随着巨额、不透明的支出，这很显然是言行不符。
与国内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非常相似的是，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透明的海外预算的中共干部，经常由贪婪的「白手套」代理人和中间人（通常是些官员信赖的海外华人或外国人）协助，暗中与受益国的关键领导人勾结，特别是在那些既不存在法治也不存在新闻自由的地方，他们往往只是让自己、家人和亲信大捞一笔，然后就移居国外。
关于对外援助和投资企业的假项目和假发票、中国官员与资金接受者之间的巨额回扣和交换条件，以及非法资金转移和洗钱等，都已经有极丰富的案例报导。
由此造成的中国公共资金的大规模「消失」，很容易被归咎于无法管控的外国接受者。正如一位中国博客指出的，北京的对外援助往往是中共党国干部「偷取」人民钱财的疯狂抢食行为，他们再付点钱给一些「乞丐国家」的官员来「当替罪羔羊」。
北京援助的许多受益国的生活水准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比中国高得多。图为中国四川省布拖县。 图／路透社
《中华博弈：抉择世界秩序的全球竞争》
作者：王飞凌
译者：蔡丹婷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4/10/02
内容简介：延续2017年出版的《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对古代中国秦汉政体和天下秩序的精辟解读，以及2023年《中国纪录：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共展开周详调查，以大量翔实数据证实其政治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是次优化且灾难性的；在这「中国三部曲」系列的最后一本著作中，王飞凌毫无保留地提出他对当前局势的最大担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面临一场政治体制与意识型态的迫切挑战，如何能在这场危机中取胜？世界又将如何前行？这是一场生存博弈，并将悠关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