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5 年 3 月 28 日来源：思想坦克
7.从水灾到福岛
如何应对突发新闻
一旦发生大事，比方说全国紧急状态或者疾病、洪水、铁路事故或食安丑闻等重大事件，严重到首相或其他官员必须亲上火线—那么记者的手脚就必须快。突发新闻会带来资讯真空，事发当下未必能掌握所有细节，但局势演变却可能异常快速。问题在于这是新闻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年代，记者必须持续产出报导，也因此更有可能将可信度置于第二顺位，只求资讯来源容易接洽，其弊端则是大新闻初期会有许多错误的理解、诠释、假设和危言耸听，之后想要澄清修正会非常困难。对于公众科学理解而言，这是相当复杂的课题。
重大危机有几个特征导致错误资讯流通更快。首先是政治人物蜂拥而至，有的想累积政治资本，有的想提供简化的处理方案，也有的想要推卸责任。然后是时间规模与步调太大太快，编辑不得不派出普通记者支援，他们相较于分线记者比较不知道如何联络最合适的专家学者。最后则是非政府组织和单一议题团体的代表也会出面，他们将危机当作呼吁政策转变的舞台。
科学媒体中心的对策是针对突发新闻发展出「快速反应」机制，协助媒体和大众在迅速发展的重要新闻事件中更容易听到科学家的意见。新闻爆发后几小时内，记者打开邮箱就会看到我们寄发的邮件，内容有精选的适合专家名单、对危机各层面的详细评论、事实查核简表等等。背后逻辑是趁着紧急事件之初就为记者与一流科学家建立起连结，如此报导内容会更准确，也能确保纷乱之中还有人本着证据说话。
一开始只有我们这样做。个别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若有相关专家，或许也会联络媒体，但都是单打独斗，缺乏协调性与全面性。而且大学公关室本就工作繁忙，未必能将这件事情放在第一顺位。危机爆发时记者需要独立科学评论，但却没有一站式的服务，这就是科学媒体中心能够填补的空白，而且对科学报导及公众利益都有加分作用。重大事件爆发时，我们会放下手边所有工作，立刻打开人才库搜寻。人才库内的科学家都同意接受媒体访问，我们以关键词加以分类，能够为每则新闻找到适合对象。首先我们会请科学家书写评论作为即时回应，接着确认他们是否方便受访、接下来几天到几周内能否继续投入。第一波邮件联系过后，记者会提出许多要求，包含一对一采访、随情势演变而提出特定问题等等。名单上的科学家能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回答什么问题，并且接受连线访问。不出几小时机制就能顺利运转，一群科学家愿意腾出时间协助我们与记者，并确保他们的专业领域会进入全国性讨论。若媒体热潮不减，科学媒体中心会持续招募专家加入，只要新闻还在头条就必然有人才库发挥作用的机会。透过这种运作模式，我们这个五人小团队也能因应各种突发情况：只要一封邮件，即使是从酒吧或卖场更衣室发出去的，也能保证专家会回应到记者的需求。
有时候，科学家提供的知识能导正即将失速脱轨的恐慌报导。科学媒体中心在二○○三年一月初启动过快速反应机制，起因是有人想以蓖麻毒素（ricin）攻击伦敦地铁系统但行动失败。 《太阳报》说记者找到了「死亡工厂」，《每日星报》（Daily Star）宣称「可能夺走二十五万人性命」。我们联络到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蓖麻毒素研究小组，对方提供一份毒素性质的详细表格，并解释只是将毒素散布在空气中，不大可能造成媒体估计的死亡数字，因为蓖麻毒素要致命得透过注射、吞服，不然就是朝脸喷射并大量吸入。取得专家观点以后，科学记者开始淡化新闻标题的骇人程度，并制作出蓖麻毒素的事实查核表。这次危机十分短暂，不过很好地证实了快速反应的概念：藉由建立记者与科学家之间的渠道，科学媒体中心改善了公众阅听特定新闻时接触到的科学资讯品质。
二○一三年有类似事件：媒体发现汉堡和超市其他商品内含马肉，一部分记者直觉认为政府会因为卫生因素禁止使用马肉，于是将这个事件定义为食安问题。二十四小时内，我们请食品科学界的代表人物出面澄清，指出使用马肉本身完全合法，反而若标示不清才是真的违法。事实是尽管英国人基于文化因素下意识排斥，但食用马肉对健康没有危害，它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是正常食物。
但也不是每次都能说服优秀科学家对突发新闻发表评论。有别于政治人物或运动人士，科学家较不愿意在事件详情揭晓前对公众讲话。死伤惨重的铁路意外或火山灰危机中，曾经有科学家回信时义正辞严地说不该要求他们单凭臆测随着媒体起舞。科学媒体中心的立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无法掌握情况的并非只有科学家，而是所有人。但他们有资格根据研究发现与过往案例做出合理推论，同时也有立场提醒大众一切都还只是臆测，呼吁各界在资讯完备之前提高警觉，并不需要刻意夸大其词哗众取宠。我们一再提醒的媒体不等人，即使事实全貌未明也会做报导，因此科学家拒绝受访也只是将评论员席位让给不合适的人。二十四小时不停歇的新闻媒体仿佛饥肠辘辘的野兽，必须时时刻刻投喂资讯。我们可以在旁边哀声叹气，但也可以确保投喂进去的都是高品质的科学证据。
科学媒体中心的做法也招致政府机构批评，这些单位的公关室习惯掌控叙事，高压危机之中尤其如此。二○○六年俄罗斯异议人士亚历山大．李维宁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伦敦遭人毒害引发轩然大波，新闻报导充满臆测，记者苦等致命毒物的详细资料。一开始记者怀疑是铊，并且将范围缩限到放射性铊。我们联络了毒物学家，他们想媒体强调这个说法尚未确认，但仍回答了铊的特性以及对人体有何影响。
此时特别受到注目的是伦敦帝国学院专精毒物学的约翰．亨利（John Henry）教授。他之前在盖伊医院和圣汤玛士医院担任主治医师救过许多人命，尤其是误食居家用品有毒物质的孩童，后来决定专心做研究，主题是毒物的作用机制与如何化解。亨利教授言之有物，在毒杀事件发生后接受一连串采访，为大家详细回答了有关铊元素的各种疑问。但后来公共卫生部的前身健康保护局（Health Protection Agency）宣布人是死于钋中毒，于是专家提供的大量资讯都与案情无关，健康保护局的新闻办公室认为我们不负责任，发了一顿火。
内部与董事会、科学家和记者讨论了这件事。当时科学媒体中心还在草创期，不希望给外界留下炒作新闻的印象。然而讨论之中大家反覆得到同样结论，那就是两害取其轻，宁可让亨利教授这种专家提供正确资讯给媒体，也不要留下资讯真空给外行人胡说。类似事件中，从事发之初到医事官员或政府科学家提出最新报告之间会存在少则数小时、多则好几日的时间差，这段空白需要有人来填补，可是政府科学家若是参与调查程序就很难自由对媒体发言。后来也没能说服政府人员，公共卫生部新闻办公室时常说我们请第三方专家参与的快速反应机制会妨碍他们执行业务。我能体谅他们的立场，理想世界里新闻媒体会等水落石出才加以报导，可惜现实并不美好，我认为由优秀科学家率先回应全国性紧急事件才是公众之福。
我们也向政府公关表达过另一点：记者通常并不只想听到代表政府的专家意见，也想得到独立科学家的评论，尤其危机事件中大家都预期政府科学家会承受政治压力。我个人甚至认为记者会信任官方说法有个前提，就是讯息与独立科学家的版本大致相同。但政府通讯人员总想掌控叙事，特别是高压紧急事件时他们希望民众都从官方来源取得清楚的公卫资讯。科学媒体中心是以独立科学家为主轴的新闻机构，希望有一天政府部门也能理解我们的价值，但似乎还得等上一阵子。
新冠疫情之前我们处理过的最大危机是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五，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四十六分，日本东海岸发生史无前例的海底强震，芮氏规模达到九级，引发海啸席卷太平洋海岸线，造成难以估算的损失与大约两万人死亡。当天我们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从地球科学家、工程师、海啸专家取得评论并发送到媒体，傍晚下班时祈祷着累积的资讯足够满足媒体到周一。可是周六早上事态恶化得极其严重，因为损坏建筑物之中包括福岛第一核电厂。地震以后核电厂启动安全机制紧急关闭了，然而电力系统被海啸冲毁导致冷却系统无法运作，若不尽快回复冷却机能就会发生炉心熔毁的惨剧。当时在英国还是星期五晚上，我与一些同性密友举办年度聚会，入住度假胜地布莱顿一间时尚旅馆，才要走进豪华spa就听见最新消息，只能和大家说再见然后尽速赶回办公室。
地震后的周二我们举办记者会，请来核电厂与地震两方面的专家。海啸和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到这天已经累计超过五千，日本政府将预估数字提高到破万。第一核电厂内尚未传出有人死亡，但记者却揪着这个话题不放。英国媒体对于核辐射有特别的偏执，有位记者认为是伤人于无形的特性令民众特别恐慌。当然从英国自身角度来看不无道理，我们也有核电厂，还打算再多盖几座。提问内容包括放射性烟羽会不会朝英国移动、需不需要撤离日本境内的英国公民。会场明明挤进三十位记者，隔天我却发现报导文字不太引用专家谈话，下标都走末日浩劫风格。一家小型报花了两大页版面塞满「辐射食物」、「恶化风险远超想像」、「核灾区灾民欲哭无泪」这些内容。
接下来几周媒体的灾难模式火力全开，情势变得非常紧绷。福岛占据所有版面，标题净是些「核末日」、「熔毁」、「人类灭亡」之类的东西。记者每隔几小时就会冒出一波新问题：多少毫西弗是过高？英国有没有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许多人联想到车诺比尔，但科学家一再表示日本方面应该已经做了正确的灾害管控，包括设置隔离区和配给碘片预防民众暴露于辐射，因此不可能像车诺比尔事件那么糟。
而且专家并没有刻意淡化危机程度，其中许多人都曾经参与核安全议题讨论或针对过往核灾撰写论文示警，内容不仅论及车诺比尔，也包括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也就是一九五七年的温斯凯尔（Windscale）事件。即便如此，媒体报导仍充满各种误导和夸大，科学家们疲于应付。危言耸听的小报并非唯一阻碍， 欧盟能源事务专员贡特．欧廷格（Günther Oettinger）也对欧盟议会说：「有些人提起世界末日，我认为这个词下得很好。」听得学界众人怨声载道。一直大声敲响警钟，民众就很难听见镇定理性的专家见解，但我们决心要做到。多数科学记者也愿意同进退，各自在编辑部里尽力将专业评论放入报导内文。
危机期间一直与科学媒体中心密切合作的科学家是帕迪．瑞冈（Paddy Regan）教授。他是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的核物理学家，发表过许多高品质论文，而且与日本的核能专家颇有交情，特别愿意谈论一些媒体有兴趣的话题。瑞冈教授的沟通技巧十分出色，能将极度复杂的核物理知识转换为易于吸收的语言。他受访前甚至会准备好道具，以两个白色塑胶烧杯代表反应炉核心，令我印象很深刻。能访问到具有个人魅力、说白话而且愿意协助观众理解复杂事件的核物理学家是件幸事，这点完全反映在节目主持人松一口气的表情上。福岛事件一年后他为科学媒体中心写文章分享成为镁光灯焦点的经验：
访谈记者掌握背后的科学理论以后会提出很有深度的问题，每次都令我十分惊艳，也使我意识到身为科学家或工程师的重要性，或者说责任感。面对重大事故，身在专业领域的人有必要提供分析和评论。
独立性是福岛事件里很重要的因素。某些科学领域很难找到真正独立、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学者，核能就是一个例子。多数专家在生涯中多多少少曾经为业界工作或得到研究赞助，可是与业界有关系不该直接等同于失去评论特定事件的资格。福岛事件期间，与科学媒体中心合作的专家也有业界背景，但他们也长期在优秀的同侪审查期刊发表研究、进入过地位超然的科学咨询委员会。许多科学家来自声誉卓著的机构，譬如曼彻斯特大学的道顿核能研究所（Dalton Nuclear Institute）以及政府出资的国家核能实验室，业界仰赖它们的研究与专业，双方合作是必然的结果。因此科学媒体中心的政策是请每一位科学家事先说明自己背后的利益冲突情况，并将资讯随附评论意见一起发送给记者。我们常常建议科学家「毫无保留」，剩下的交给记者自己做判断。不过很多学者苦恼的是记者双重标准：专家收受企业资助就叫做明显利益，但与非政府组织或动机明确的倡议团体扯上关系却没有成见问题。
某些评论者认为明确的资金往来不是问题，若产生团体迷思才真的会扭曲媒体如何呈现科学。科学媒体中心固定与人才库内许多科学家合作，所以也曾有人担忧我们是否会推崇特定立场而忽略别的声音。有这种顾虑很正常，我们也认真看待。但话说回来，将毕生心力放在研究核子科学以后还反核能的人未免太罕见，更何况大致支持核能的科学家未必不能针对特定事件的危险发表可靠评论。再考虑到许多核能专家都是研究安全议题，换个角度思考不也该担心他们会过分强调风险因素？
然而上述种种都不代表我们认为记者拿到评论会不假思索照单全收，又或者他们完全不会将其他意见纳入报导内。科学上能成立的观点往往不只一种，科学媒体中心呈现主流意见，不着墨在特殊或相对边缘的见解，但记者没必要将各种质疑拒于门外。
二○一一年十一月，市调公司YouGov为核能产业协会进行民调，显示福岛事件八个月后大众对英国核电的支持度与前一年几乎不变。科学媒体中心的角色并非说服大众对核能采取特定立场加以支持或反对，也无法确定危机期间的新闻究竟如何影响民意，不过历经媒体危言耸听和不实资讯的轰炸，看见英国社会并未直接放弃零碳排的能源令我们颇为欣慰。这个现象与欧洲其他国家形成强烈对比，连德国也不例外，当地反对声浪太强劲，总理梅克尔被迫在事件后不到三个月内宣布废核。我个人猜想是福岛事件引发核能议题正反双方的辩论，优秀科学家加入以后效果得到难以估计的放大，正好促成了核能业界多年来一直提倡的公开对话。虽然需要一次灾难才达到这个结果令人感慨，但也提醒了我们危机就是转机，最适合以科学和证据开启公众讨论。
费欧娜‧福克斯（Fiona Fox）于2001年成为科技媒体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的创始领导人之一。她的成就获得了多个奖项，包括2014年因她在科学服务方面被授予的OBE勋衔（大英帝国勋章）。在2023年，她因在科学媒体关系方面的工作而当选为皇家学会的荣誉会士，并拥有皇家生物学会、英国药理学会和医学科学院的荣誉会士称号。她还拥有布里斯托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她定期为科学刊物和国家报纸撰写文章。
书名：《是炒作还是真相？媒体与科学家关于真相与话语权的角力战：从基改食品、动物实验、混种研究、疫苗争议到疫情报导的制作》
作者：费欧娜‧福克斯（Fiona Fox）
出版社：商周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