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在墙上的路: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
Ignatius Lee 李聿修
《政治社会》2025 APR 5

转自:新世纪

 

 

影片脚本:

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经常看见中国民众控诉习近平开改革倒车,说习近平背叛了其前任政府韬光养晦不折腾路线。但这些人同样也承认,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三代领导人执政理念的幕后操盘手都是王沪宁。王沪宁作为首屈一指的党内理论家,对执政路线的影响无人出其左右,如果执政路线真的发生那么大转变,难道是王沪宁自己反对自己?真实情况要比这个复杂很多,因为这关系到改革开放所定位的国家发展道路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直到1990年代才正式确定国家发展道路,而这个国家发展道路是一条调和主义道路。形象地说,这个调和主义道路是以王沪宁的新权威主义为砧木,嫁接了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等思想流派,同时实现了向新左派和老左派妥协。可以说这条道路是将一些并不兼容的思想流派杂糅在一起,造成了很多矛盾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将通过很多期节目和专栏文章来探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竞争,本期影片我们主要谈一谈王沪宁的新权威主义是怎么上升到国家道路层面的。在影片后半部分,我们还会解释王沪宁和中共的理论困境就像把道路画在墙上,看上去很美,但是走不上去。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本期影片也会是一场现实主义的政治训练:我们不但要知道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现实主义政治,还要知道现实主义政治是怎么变质的。

首先,本着尊重对手、尊重事实的原则,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以新权威主义为基底的国家发展道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确实比较符合现实主义政治原则。叶利钦时代的俄国用休克疗法来刮骨疗毒,结果造成巨大社会灾难。中共的改革开放避开了这些问题。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虽然我们并不和中共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中共党内有一批清醒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他们抛弃了毛泽东时代那种堪称丧心病狂的乌托邦主义狂热,这是应该肯定的地方,即使现在党内理论家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对于国家和国民来说,同样造成了莫大的危害。

现实主义政治固然是危害较小的一种形式,但并不是只有新权威主义这一条路才算是现实主义,更何况中共的新权威主义在其理论根基上存在很大问题,甚至可以说走到了现实主义的反面。假如有一个人走路摔断了腿,相比于立刻祈求神明保佑和用巫术给自己驱邪,我们认为紧急送医才是符合现实主义原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找医生把腿锯掉就是合理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原则是要在锯腿和把腿恢复如初之间,找一个损失最小化的折衷区间。假如打石膏可以让腿痊愈,即使不能与原先功能完全一样,至少保留了一条健康的腿,而不是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就把腿锯掉。也就是说,一来就选最坏的选项不等于就是现实主义。

在现实主义各大流派中有一个著名的国家理性学派,其对现实主义政治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必要性原则。国家理性学派与马基雅维利主义都是现实主义,尽管他们之间存在较大分歧,但是两个学派不约而同都强调政治实践中的必要性原则,直到现代保守主义政治兴起的时候,其源头埃德蒙·伯克也同样反复强调必要性原则。什么是必要性原则呢?就前面举例来说,摔断腿及时就医肯定是现实主义,为此拿砖头截停一辆车在紧急情况下是有必要的,但及时就医不等于一来就要把腿锯掉,因为假如只是一般性骨折,腿是可以痊愈的,根本没有必要一来就把腿锯掉。这个浅显的道理谁都懂,可是一到政治争论的时候,就有人故意将必要性原则与现实主义相剥离。

一些自称现实主义的马基雅维利分子也是这样做的。这些人要比拼的不是现实主义政治的清醒、冷静和克制,而是打着现实主义幌子比野蛮、比残忍。 《吕氏春秋》讲过一则政治隐喻就很能说明这种伪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这个政治隐喻讲的是齐国有两个勇士有一天在街上遇到就相约去喝酒,但是喝酒总不能没有肉吧?其中一个勇士说:你身上有肉,我身上也有肉,还买肉做什么?于是这两个狠人就互相割对方身上的肉来下酒吃,并且把割自己肉不喊疼当成是勇猛的表现,结果呢?这两个狠人就互相争强斗狠,直到同归于尽为止。

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有这种倾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就经常披着现实主义外衣,一边装裱政治理性,一边只满足于争强斗狠、寻求同归于尽。现实主义政治之所以容易出现这种变异,问题通常就出在有人喜欢拿丛林法则打掩护,把凡是不符合进化论原则的反对意见,统统斥责为浪漫主义、激进主义和政治幼稚病。这些人普遍存在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忽视了野蛮和残忍在现实中并不一定有必要。这些情况是要说明的是:现实主义不但可能荒腔走板,还可能变质。现在很多人感慨中国大陆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不是没有缘由的,1980年代萧功秦、吴稼祥、张炳九等人鼓吹的新权威主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萧功秦堪称是新权威主义的灵魂人物,是萧功秦把严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近代保守主义之名重新包装上市,结果新权威主义也被称为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其内核就是萧功秦解读的严复的保守主义思想。

等1995年新权威主义另一位理论家王沪宁从复旦大学空降到中央核心权力圈层,说新权威主义开始左右了中国国家发展道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美国政治学家傅士卓甚至认为,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后,江泽民政府就已经走上了新保守主义道路。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尽管当时江泽民政府还缺少新保守主义鼓吹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狂热,后来我们会发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也一样不断上升到国家层面,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但是我们要问,既然王沪宁并不是新权威主义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新权威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比王沪宁思想更深刻、更典型,中共中央为什么不选拔其他人进京?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新权威主义南派和北派的三个著名代表人物都不符合中共中央选拔标准。

其中南派领袖萧功秦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缺少建树,后来甚至还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有人还说他鼓吹用民族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另外两名北派领袖吴稼祥和张炳九在1989年六四运动中遭到整肃,一个坐牢,一个被北大开除。不仅如此,萧吴张三人所主张的新权威主义有转型期过渡性质,其最终目的是要导向民主政治的。虽然中共当局很喜欢新权威主义所鼓吹的强人政治和强化专制,但是其间接的民主取向很难取得中共当局信任,而且萧吴张三人多少都有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但中共是马列主义政党,动摇马列主义不啻于是动摇国本。

相比之下,王沪宁不仅同样在80年代表现出新权威主义倾向,同时还系统性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王沪宁1987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一书就大量引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也就是说,王沪宁的思想取向是新权威主义和马列主义结合,但其本质上仍然是马列主义,这一点与萧吴张三人完全背道而驰,尽管萧吴张三人才是新权威主义最重要代表。包括傅士卓等学者在内,不少人误以为王沪宁在1980年代也有自由派倾向,比如1986年王沪宁在自由派和改革派舆论阵地《世界经济导报》上发文章,不仅从政治体制角度反思文革,还多次提到民主理念。但是仔细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王沪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党内民主制度,跟自由派的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完全不是一回事。王沪宁钻研的政治体制改革,目的不是通过渐进改革实现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而是继续发展和推进中共的社会主义理论,维护中共政权和社会主义体制。 1994年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一书可以印证这种说法,该书不仅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致力于重塑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根基。可以说,王沪宁这种思想取向完美契合了六四运动以后中共当局的理论需求。

此外很值得一提的还有1989年六四运动期间,王沪宁相当狡猾地避开了风头,严家祺说王沪宁当时跑到法国躲了3个月,也有人说王沪宁曾经在反对学生运动的文件上签字。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可靠资料表明王沪宁在六四运动期间的明确态度。对于一个接受过现实主义政治训练的青年学者来说,王沪宁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持骑墙观望态度才是合情合理的推断。在局势明朗以前,不管是签字支持镇压,还是表态支持学生运动,都不符合王沪宁所信奉的现实主义审慎原则,这个原则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精明、谨慎而且狡猾。假如当时王沪宁是明确支持镇压的,中共的宣传系统是会明确指出来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宣传。结果王沪宁反而因祸得福,由于成功避开了六四运动风波,王沪宁没有成为整肃对象。

根据严家祺回忆,早在1985年他就引荐王沪宁结识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魏承思,后来魏承思又把王沪宁介绍给当时主政上海的江泽民跟曾庆红,这是六四运动以前的情况。同样是在80年代,严家祺还曾推荐王沪宁担任青联委员,当时胡锦涛是全国青联主席,可能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王沪宁也结识了胡锦涛,至少给胡锦涛留下了印象。有这种结交背景,结合王沪宁素来低调谨慎不张扬的行事作风来看,他这种个性也不像是会在六四运动平息之前就明确表态。这种现实主义取向肯定会给王沪宁加分。事后北京当局也并没有扩大范围打击报复那些没有明确表态的骑墙派官僚,包括后来跻身到政治局常委的高官不少人也在六四运动期间立场模糊不清,这恰恰说明中共当局并不排斥当时没有站出来明确支持镇压的官僚。

当然,王沪宁还有一个重要加分项: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从事政治学研究的青年专家,是当时中共政府内部极其欠缺的技术型官僚,而且王沪宁不但专注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还有西方访学背景,被认为通晓国际事务。在六四运动期间上台的江泽民政府长期处在左右夹击的艰难处境中,挑选王沪宁这种既不属于新老左派、右派色彩也不明显的技术官僚,对于江泽民政府来说是最容易实现各方妥协的折衷选项,而且江泽民政府也有自己的政治用意,那就是利用中间派技术官僚来平衡党内派系斗争。 1994-1997年间,以邓力群为首的老左派针对中共十四大以后确定的改革路线发起猛攻,接连发出四封万言书,对才刚刚掌握实权的江泽民政府构成巨大压力。王沪宁从1994年开始介入中共中央事务,到1995年正式空降到中央政策研究室,这个时间节点正好发生在第一封万言书引发震动之际。王沪宁进京可以说既是改革压力催生的产物,也是迫于政治斗争实际需求。

王沪宁所在的新权威主义也有折衷主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中间派:一方面新权威主义联合新老左派、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等阵营,阻击改革派和自由派;另一方面新权威主义也配合改革派攻击新老左派,并且支持中国改革。王沪宁与其他新权威主义代表一样:既支持改革,又反对激进,所以主张渐进改革。这些情况是王沪宁从各大派系的复杂斗争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江泽民政府在镇压六四运动以后一直在观望局势,导致改革停滞了几年。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指示中共当局不仅要重启改革,还明确表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因为左右都可能葬送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给出的改革压力之下,江泽民政府才慢吞吞地寻求一条折衷路线,于是新权威主义就被包装成了新保守主义,在左右党争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但是我们必须再次说明:王沪宁主导的新权威主义愿景与萧吴张三人最大的不同是,王沪宁对西方民主政治没有好感,也不把那种民主政治当成奋斗目标。这种特点相当于把萧吴张三人主张的新权威主义阉割去势,最终以保存中共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一边以实现中间道路的姿态向新老左派妥协,一边以主导改革的姿态安抚自由派,同时也联合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等派别来巩固政权。

现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说王沪宁的新权威主义在其理论根基上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为什么新权威主义形成了一种有毒的现实主义政治?

新权威主义有南派和北派之分,以萧功秦为首的南派立场更为保守,以吴稼祥和张炳九为首的北派则相对激进。南派主张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严厉打击官倒、腐败和社会犯罪,主张利用中央政治权威启动市场改革、渐进地培育市场秩序,用有形的手培养无形的手,防止经济失序和政治动荡;北派则支持中央权威用政治手段直接引进西方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省去其中的渐进环节。萧功秦批判北派经济观念是变相推行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并斥责这种行为是经济浪漫主义,还讽刺北派经济观念是刺刀下的商品经济观。

但是南北派在其他方面差别并不大,比如都推崇强人政治和权威政治,都主张经济自由化不能与政治民主化同步进行,都想树立一种过渡性政治权威来引导民主转型,都希望承认有限的多元化,都设想利用有限的制衡机制和压力机制来抗衡权威政治的专制因素,都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当成中国的榜样,这种发展模式推崇权威政治引导市场经济,最终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渐进地转型到民主政治。总体来说,王沪宁的渐进改良立场显然更接近萧功秦的南派新权威主义,但是王沪宁对市场经济和民主转型究竟有多大热情还未可知。

单从王沪宁80年代写作来看,他显然并不认为权威政治是过渡性的,他的民主理念是要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要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向民主转型。新权威主义者之所以主张渐进改良,是因为他们普遍有一种现实主义政治取向。对萧功秦来说,中国长期的专制传统和为适应这种传统而形成的国民性,就是最大的政治现实,如果不能迅速适应自由主义,强推自由主义就可能导致国家陷入新者未得旧者已亡的困境。也就是说,如果突然全面引进自由主义,不但会毁坏原有政治经济秩序,还无法建立新秩序,其结果就只能造成社会失范,乃至社会动乱。对王沪宁来说,必须承认的政治现实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政权和政治文化。王沪宁认为中国历来推行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迥异于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尽管近代以来中国有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大趋势,但这个大的转变趋势是缓慢进行的,要实现转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不管是萧功秦还是王沪宁,他们理解的现实主义政治奠基在本身就有问题的假设上,就像建筑在沙丘上的城堡,风把沙子吹开,城堡就会摇摇欲坠。

萧功秦的现实主义观念有鲜明的历史主义色彩,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其一是因为萧功秦要复活严复的保守思想,而严复思想的基本原理就是把国家和政治社会看成是一个社会有机体,这是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假设。这种假设当然有问题,因为国家和政治社会并不是具有一贯主体意识的生物体。既然独裁者可能被推翻,这说明即使政治强人也不能代表国家和政治社会行使其意志。其二是萧功秦认为近代中国与1980年代中国具有某种历史同构性。也就是说,萧功秦认为1980年代的中国就像严复所处的晚清,由于他认定这两个时期的历史特点有诸多相似性,所以萧功秦的现实观念实际上是历史化的现实,是想象的过去历史的倒影,并不是1980年代中国的政治现实,而萧功秦在批判政治浪漫主义的时候,援引最多的也是晚清历史。

现实主义者经常会犯这种低级的历史主义错误,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批判过历史主义问题,但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萧功秦幻想通过开明的政治强人来推动民主转型,恰恰是忽视了历史与现实的错位。 1980年代以来的中共政权既不像晚清政府,也不像朴正熙、全斗焕和蒋经国的个人独裁,因为中共政权不仅有相当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没有主动放弃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观动机。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时候先提四项基本原则,这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向改革阻力妥协的结果。四项基本原则关系到中共政权存亡问题,这与朴正熙、全斗焕和蒋经国的个人独裁性质完全不同,独裁者放弃个人独裁之后,大韩民国和中华民国依旧存在,甚至大清帝国也不至于灭亡;但是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所以在中共政权基础上推动的改革,主观上是不会以灭亡政权为目的的。即使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起初也不是以灭亡苏联为目的,只是到后期改革失控踩中托克维尔陷阱,戈尔巴乔夫才只好勉强说他自己也对苏联政权不满,但这只是事后托辞和借口,世界上不会有哪个政权主观上就想灭亡自己。这样一来,萧功秦幻想的政治强人在中共政权这个大前提下是没有生存土壤的。

这恰恰是萧功秦等新权威主义者脱离现实的地方:由中共政权推举出来的政治强人是不会以灭亡中共政权为目的的。在这种情况下,幻想用进化论观点来推动中共政权缓慢过渡到民主政治就会遇到自相矛盾:假如中共政权确实有统一的意志和决心,那也不会是主动寻求灭亡。你不可能既要保障一党独裁,又要同时实现民主政治,这两者是完全互相不能兼容的。萧功秦回避这种悖论,转而批评效仿西方制度来实现现代化会遭遇严复悖论。所谓严复悖论指的是:单项引进西方制度和全面引进西方制度都不可能,最终推论就是不可能引进西方制度改变中国,所以中国必须依靠一代又一代的开明专制慢慢演化。但萧功秦说的严复悖论根本就是奠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上的假命题,政治社会并不是严复想象的社会有机体,因为文化和社会观念是流通和变动的,制度也一样具有流通属性,比如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改革就是从西方引进的,如果单靠封闭的有机体系统自己进化,中国进化了两千多年怎么没有进化出自己的分税制?话又说回来,中国靠自己的封闭系统进化了两千多年都没有进化到民主政治,你凭什么觉得只要中共推行开明专制就会进化到民主政治?

新权威主义还因为将经济和政治二元化被批评脱离了中国现实,中国是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经济服从于政治,不存在类似韩国和台湾威权时代的自由经济。中共政权既想要市场经济,又不想市场经济太自由,还要避免政治改革趋向自由化,在这种情况下,幻想政府不操控经济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中共把经济看成政权根基。新权威主义一边批判政治浪漫主义,一边自己流露出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现实主义政治理念实际上是假托保守主义之名的虚假现实主义,它在现实中唯一产生的作用就是为中共政权的专制统治背书,而不是推动改革向着民主转型。另一方面,萧功秦的渐进改良由于机械照搬严复的进化论保守主义,不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还夸大了开明专制的必要性,因为开明专制即使是必要的,也不一定是现实可行的,更何况开明专制并不是解决社会弊端的有效办法。像体制性腐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社会正义缺失、政治失灵都不是开明专制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由于制衡专制统治的机制和压力自身相当脆弱无力,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端还可能反过来恶化专制统治,导致政权向旧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倒退。

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承认,萧功秦的现实主义实际上脱轨了,反而走到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萧功秦以现实主义的名义批判抽象的理念和主义,结果自己也掉进了脱离现实的空想陷阱,他不仅无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还没有想过渐进主义改革也可能遭遇僵化停滞和倒退风险。萧功秦当然还没能预见到,东欧剧变期间迅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就不是靠推行渐进改良,我们以后再单独出一期影片来探讨中国的渐进改良为什么会失败的政治原理。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王沪宁的情况会不会更好一些呢?从王沪宁早期著述来看,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新权威主义不谋而合、甚至高度雷同,他的政治文化理念也像极了严复的社会有机体概念。但王沪宁并不承认自己是新权威主义,他从始至终都有强烈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色彩,他并不把中国的马列主义政权当成过渡形式,他所理解的现实政治,是顺应、而不是寻求架空中国的马列主义政权。我们必须承认,王沪宁缺少萧吴张三人的书生意气,是一个更加冷峻的现实主义者,从王沪宁主导政治路线顶层设计就可以看出来,其灵活的调和主义特点是相当务实的。比如他删除了新权威主义的民主理想,代之以新老左派要求不改变政权性质的原则性问题;但同时也做出一系列改革姿态来笼络和分化自由派,给自由派塑造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还有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层面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也极大增强了政权凝聚力。

但是王沪宁的问题又出在哪里?

从王沪宁的政治写作来看,他的思维模式被打上了很深的马列主义教条印记,王沪宁所理解的现实是透过马列主义棱镜来看的,这个现实与其说是现实本身,不如说是马列主义愿意承认的现实和想要人为塑造的现实。如果说萧吴张三人是对开明专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王沪宁则钻到了自己给自己划定的理论囚笼里,这个理论囚笼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改革。王沪宁为什么会掉进这个理论陷阱呢?其源头还在于他的政治文化概念。王沪宁想象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包括历时性结构和共时性结构。其中历时性结构包含古典结构、近代结构和由中共政权建立的最近结构,且不论这样划分是否合理,王沪宁的意思是:这些结构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母体,任何寻求脱离这个政治文化母体的企图都可能造成灾难。比如王沪宁就认为,文革就是用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结构来摆脱原先的政治文化母体,结果就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相当迷惑人心,依据这种说法,引进民主政治和健全市场经济就会像文革一样给中国社会造成灾难。这种说法很荒谬。让司法系统从党政系统独立出来,实现政治中立,会扰乱现时的政治文化结构吗?这会造成什么灾难?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司法独立而引发灾难的。之所以不允许司法独立,除了担心政权变色,不可能还有别的解释。

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里批评照搬照抄政治模式的做法,说哪怕是移植苏联模式也一样会失效,最终各国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走上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说法隐讳地否定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奉行的苏联模式,但其论点落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考虑到王沪宁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他的政治文化论实际上不止是反对照搬照抄自由主义模式,而是根本拒绝自由主义模式。可以说,王沪宁的政治文化论成了晚清中体西用论的翻版,但是打着政治学的旗号。

王沪宁设想的政治文化的共时性结构比历时性结构更加复杂,简单地说,这个共时性结构不但要充分尊重中国的政治现实,还要考虑到构成这种政治现实的历史因素、传统因素和社会动态。王沪宁认为只有在兼顾共时性和历时性政治文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在中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1987年,王沪宁在一篇文章中分别列举了民主改革和体制效能改革的五个目标。到目前为止,距离实现这十个目标还遥遥无期,甚至可以说至今进展不足30%,剩下的也不大可能有进展。如果抛弃立场偏见,单纯把王沪宁看成是一名政治改革家,我们会发现,王沪宁推行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改革遭遇到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现实主义政治困境:作为一名改革家,他很清楚在哪些地方推行渐进改良有助于实现目标;但是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改革压力往往要屈服于现实中的政治压力,结果改革就只能流于形式化。

就渐进改良的出发点而言,王沪宁与萧功秦的情况很像,他们考虑现实问题总是掺杂着历史维度,现实混杂着历史,就好像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放不下来。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当然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视野,但他必须同时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与历史之间存在鸿沟,而且并不一定有纠缠不清的隐蔽关系。那些迅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并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们一样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历史和传统不见得就一定是思想包袱和改革阻力,不见得一引进新制度就造成灭顶之灾。

但是王沪宁要面对的现实并不是我们看见的现实,而是一系列悖论的集合体。这个现实指的是中共政权既不愿意放弃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又要追求经济绩效,还要证明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于是就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改进社会主义制度。但这是一条画在墙上的路,本质上是一厢情愿的现实。中共的知识精英和党内理论家,至今没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中共政权一直执着于发展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价值体系以及发展方向,关系到坚固政权支持者的信心,一旦失去这种理论支撑,中共政权就有可能演变成韩国和台湾威权时代脆弱的独裁政体。韩国和台湾威权时代的独裁政党就存在意识形态根基薄弱、缺乏凝聚力的问题,其独裁更多依靠领袖权威、较少依靠政党权威,由于这种特点,其独裁政体要倾覆也更容易一些。

中共政权不仅要树立领袖的个人独裁,还更强调政党独裁来稳固政治根基,这样不管独裁者怎么更迭,独裁政党都牢牢抓住政权。这是中共特别依赖意识形态体系的原因。根据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丽莎·魏丁的说法,意识形态就是一套空洞的仪式和话术,旨在制造服从。现实中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套政治理论或社会理论,而是一套由政策口号、领导人命令、阶段性执政理念等术语构成的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中共政府至今连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都没搞明白,至今甚至连本国碎片化的市场壁垒都没有打破,但鼓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一套一套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什么理论内涵,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坚持中共领导和公有制为主导,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根本算不上是理论升级。

三个代表还能勉强重新确定中共转型期的自我定位,但是遭到老左派猛烈阻击,和谐社会跟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思想甚至明显丧失了最基本的方向感,其中不但看不到理论升级的影子,还无法解答将来社会主义制度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由王沪宁主持的宏大概念越来越空洞无物,除了重复政策口号、领导人命令、阶段性执政理念以外,中共执政的理论依据依旧是一百多年前的陈词滥调。像无产阶级这类词语越来越空壳化,这类现象表明:中共的理论贫困不仅造成语言腐败,还造成思维僵化、停滞不前。

中共的党内理论家与其说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如说在用理论来歌功颂德和承担国内外骂战,他们的角色是重复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术语,而不是创造和提出新理论。新马派代表程恩富提出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和当代经济基本矛盾论,并没有被官方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升级里,这是因为凡是可以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且受到领导人引用跟推广的说法,既不允许争论,也不允许批评,这样一来其性质就不是理论,而是官方意识形态了。没有理论支撑的意识形态体系不仅越来越空壳化,还有越来越短视的倾向,也就是说只满足于为现实中领袖权威服务,越来越少对政党和政权长远发展道路进行理论探索。事实上这种长远规划也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的政党最终都会专注于眼前事务。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自由民主制度也一样经历过漫长的理论建设周期,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都对自由民主制度发展做出过贡献,这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自然演化史。正是因为认识到制度困境和道路困境,习近平政府才大力拨款支持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但中共的党内理论家不但不可能找到跟自由主义平行的替代方案,就算找到了也走不上去,因为那是一条画在墙上的路:它最多告诉你有路可走,而不是真的要你走到墙上去。就像王沪宁探讨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像说方的圆和黑的白,因为一党独裁和民主政治是无法兼容的。

对于缺少意识形态理论根基、更关心具体政策取向的其他政党而言,他们感受不到中共的理论困境和道路困境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共而言,理论困境和道路困境意味着不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政党定位,不知道如何驾驭自己的政治改革,不知道这一套政治体制的前途在哪里。习近平政府近年频繁宣传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恰恰说明道路理论和制度问题至今困扰着中共,即使没有人质问,他们也急于自证。理论贫困就像贫血造成慢性死亡。由于自身发展趋于僵尸化,除了背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类教条,难以实现理论升级的中共也将难以适应社会变革和时代潮流变更。王沪宁把习近平思想拔高到无所不包又没有任何内涵的地步,王沪宁的接班人将来还要面临更严重的理论困境,他不仅需要重新确定中共的政党定位,王沪宁之前设计三个代表思想就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王沪宁的接班人还不得不在凌空蹈虚的习近平思想上更进一步凌空蹈虚,而且还会与王沪宁一样,遭遇道路与现实相冲突的矛盾。我们在下期节目再来分析王沪宁潜在接班人可能出现的理论动向,这关系到下一代中共领导人会如何调整执政路线问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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