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中改革高考制度，全国高校开始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招收了一批批工农兵学员。由此改变了过去相沿已久的招生制度，相应的考试也变得非常简易。但就是非常简单的考查，也遭到了辽宁省朝阳市农村考生张铁生“一张白卷”的冲击，他在1973年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但却在考场写了一封愤怒抨击考试的信件。时任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的毛远新抓住这个典型，通过幕后运作中央级媒体，有预谋地刊发了长篇报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潮流的运动。

白卷事件在高校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相当多的高校教师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心中的不解，民间的抵触也有相应表现。高层觉察到了这种涌动的敌意和抵制暗潮，有的地方悄悄地对教授、副教授进行了突然的文化考试，试题大都是1973年高校招生中的理科考题，试图让教师出丑，以此来回应高校教师心中的不满。

毛远新闻讯后也想尝试一下效果，他把沈阳医学院作为试点单位，突然召集基础部三十八名教授、讲师到教室考试。果然有不少教授当场答不上考卷，事后被迫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毛远新对此表示：“这个办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试试。”考教授之风由此从辽宁刮起，经北京、上海吹向全国。江青在1974年中央会议上以表扬的口吻说道：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的，导火索就是张铁生。

毛泽东对此有所附和，1973年12月中旬与政治局部分成员、四大军区将领谈话中，几次提到不要看不起“儿童团”，他直接提议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高层一向知道毛对教授的轻蔑态度，毛最著名的语录之一就是：“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文革前他就再三表态，最厌恶的就是老师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怪题偏题整学生。

遵照毛的指示，1973年12月30日上午，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会议，确定对北京十七所高校的教授、副教授进行一场考试。上午刚开完会，就组织专人在清华大学出题，考题则是从1973年全国高校招生的数、理、化考题中挑选，选定后即印考卷，紧急送往各高校。下午至晚上，各校即以开座谈会的名义，事前没有通知，将教授们骗到会议室或教室后，突然宣布考试，并特意强调依据旧教育制度的考试方法，规定考场上不许交头接耳，要求两小时内交卷。一些在校的工农兵学员出现在考场，充当临时监考人员。这就是后来社会上流传的“学生考教授”的版本。

对于此次突然考试的意义，北京市委1974年1月17日向中央的专题报告中阐述道：“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为，这场考试是对旧考试制度的一次批判，是对资产阶级右倾回潮的一个反击，是对张铁生反潮流精神的一个支持，是对教育革命的一个促进，对大多数教授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报告说，此次考试对教授们震动很大，校园内反应强烈，对高校的思想面貌将有较大的改善，有望提高教师的思想觉悟，对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有很大促进，以此能改革文化考查问题。

二

市委在报告中透露，参加12月30日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共613人，及格者仅53人，占8.6％；不及格者560人，占91.4％。其中得零分（包括交白卷）的209人，占34％。参加考试的理工科教授，不及格者301人，占85％，其中又有20人得零分，占6％。参加考试的259名文科教授，没有一个人及格，189人得零分。清华大学参加考试的143人，除体育、美术等专业的12人得零分外，及格的仅24人，有9个一、二级教授和一个留苏博士都不及格。（见1974年1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考大学教授的情况和反映向中央的报告》）

教授中不及格者占九成，零分者占三成，成绩如此之差，也出乎主持者意料，更让他们欣喜若狂津津乐道的是，似乎一下子抓住了教授们的软肋和把柄。实际上，让不同学科（尤其是文科）的教授应付同一种理工试卷本身就是荒唐之事，违背了治学递进、得失相间的学科规律，许多初级阶段的基础考题不会做，或习惯性的遗忘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教学现象。

从一些题型来看，并不是特别有难度。有一些容易理解的简答题，还是有三分之一的教授没答上，或者写下一些怪异的答案或做打油诗。这里就有拒绝作答和不屑配合的成分，也暗藏着些许愤懑的情绪。

在市委报告中，特别点到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白寿彝的名字，他和北大三个理科教授，在宣布考试后，题目都没看就交了白卷，“扬长而去”。还有一位特异表现的是钢铁学院地质教授谢树英，由于对政治运动中受审查不满，拒不答卷。文革之后，白寿彝女儿回忆说，父亲当场识破了四人帮不可告人的诡计，在答卷上只写了自己的名字后拂袖而去，表达了一种愤怒和抗争。

市委报告中并没有对白寿彝的举动有何不利的评价，只是含糊地说，“有的人则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情绪”。在白寿彝的名字旁加以注释说，“党员，十大代表”。白寿彝在当时是被党组织重视的高级教授，能成为党的十大代表已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极高殊荣，属于重点保护的“革命化”代表人物和特殊党员。他居然离场飘然而去，不给组织面子，也让市委及高校党委人士百般不解。

让市委开心的是，这次考教授暴露了一些教授无知、可笑的面目，可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资产阶级教授的无能和欺骗性。答卷中有一些需要死记硬背的常数，如冰的熔解热是多少，清华大学力学“权威”、老右派钱伟长和北京大学热力学专家王竹溪也没有答出来，本专业的常识题为何不能回答，也确实令人们费解。钱伟长自己事后也表示，这次“考糊了”。

政治上偏右倾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教授何东昌一向不为市委所喜，觉得他过于自负，做事张扬。他曾经与人说过：“全校四十多个专业都能说上话，凭我一支笔、一张纸，就能算出人造卫星的轨道。”而这次他居然考了个不及格，在答题中出现了-2-1/2-1/2＝1的大笑话，让市委内部有一种解气之感。

何东昌曾“诬蔑”工农兵学员像面包，一捏就瘪。这回来自工农战线的清华学生嘲讽说，他才真是面包，一考就瘪了。市委报告中引用了清华、北师大等校的工人发言，他们兴奋地表示，路线不同了，时代变了，学生考教授了。有的工人说，平时教授的架子挺大、尾巴翘得很高，很吓人，看不起工农兵。这一考，许多人“考蔫了”，煞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威风，打败了对教授的迷信，大长了工农兵的志气。

市委报告中没有一味地丑化教授，还是尽力显现安抚、拉拢政策的一面。借用工农兵学员的发言内容，市委领导多次强调，这次考试，不单纯是考业务，而且是考政治；不是出哪一个教授的洋相，而是用事实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前进，搞倒退、回潮、复辟，是没有出路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他们起来和我们一起向封资修开火。

来源：汉嘉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