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Chung Kim Wah脸书，转自新世纪）

今天是「五四运动」97周年的日子，虽然不是什么齐头的年份，但在中港两地，对五四运动的讨论可说是平淡得令人感到意外。

在香港，只有个别亲北京政权的组织在金紫荆广场搞了个升旗仪式，也有个别官员出席。除此之外，政府似乎没有什么官方的纪念活动，就算是学术界，似乎对五四运动的兴趣也慢慢被消磨掉。就连在香港的中央喉舌媒体，其中一份对五四运动只字不提，另外一份也只在论坛版最底有一小格，借「五四民主爱国」的口号来批评「港独」，对五四运动的精神与诉求则一切从略。

事实上，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具有十分划时代的意义。不过，自从中共当政之后，除了遇上六十或七十周年这一些重要的日子，对五四运动大致上都是作冷处理。很多时，为了迁就政权本身的政治需要，甚至会对五四运动原来的史实及细节作不全面的、甚至是扭曲的论述。

当年因为一战之后巴黎和会的不公平处理，激发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走上街头，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或作「内惩国贼」) 为口号，要求当时的政府强硬悍卫国家的尊严，反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当时学生们及知识界都警觉到国家受到欺凌，除了是因为国力积弱之外，社会文化上的落后及保守才是关键。

所以，五四运动既是抵抗强权外侮的「政治运动」，也是要求民族复兴的「自强运动」。五四最具突破性的地方，是它带有强烈的文化自省与更新的诉求。因此，它也是打破了自晚清至民国初只追求船坚炮利，科技更新的框框，除了要赛先生(即科学)，也要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因此，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要推动白话文，要「我手写我口」；也要「打到孔家店」，扫除几千年的封建文化。

要评价五四，从而观照当下，不妨仔细看看当年的这些诉求及改革倡议，有几多在经历九十七年之后，已经成为中国人社会的现实。孙中山当年搞革命，已经说要共和、要民主。民国革命后，共和得十分勉强，民主也没有成为事实。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后，也不断说要「争民主，抗强权，反专制」。到坐了江山之后，便把这一切都抛诸脑后，以专政之名行独裁；中国共产党更成为当代全球最大的专制政权。至于民主，则只剩下所谓「中国特色的民主」，「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说穿了都是「假民主」。就算是基本法承诺了香港一国两制下的普选民主，也变成了831框架下依附于国家安全这一个「伪命题」下的「伪民主」，即是「真独裁」。

新文化运动提出的语文及文化更新，或打倒传统文化及封建，有些地方或许真的有点过了头，太热衷于否定，也弄不清楚应该建构什么。科学知识及技术的转移始终容易，但要确立德先生所需要的文化元素，要社会上多方面的条件作配合；要承传下去，也得在文化体系、人心思潮、及社会价值上建立深厚的根基。

同样道理，要「外争国权」，除了要具备经济条件之外，还需要建立能够得到尊崇的软实力和文化元素。今天很多住在沿海地区的中国人真的是富了阔了，但却连海内外很多中国人自己心里都明白，这一种「穷得只有钱的富贵」并不能赢得尊重。今天的「国权」，说穿了只是人口庞大、经济份额重及军事强权的延伸。

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始终未能在文化及社会体系上作更大的突破，关键很有可能是在于始终不能做到「内除国贼」。抓几只大老虎出来「惩」一下，可能偶然也会发生，但要全面把国贼「除」掉，正是谈何容易。

当年曾经喊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这五四运动口号的青年人，相信都已作古了。如果他们有人还在生或死而有知，当感对五四运动的最大遗憾，是喊了「除国贼」这口号近百年，国贼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惩越有，越除越多。情况就如同中共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差不多年年都说要反贪反腐，却「越反越贪、越反越腐」如出一辙。

当年五四运动参与者要惩的「国贼」，主要是以曹汝霖、陆宗舆及章宗祥三人为代表。实际上当然不只他们三人，但起码较容易锁定明确的目标。今天的「国贼」可多了，而他们用以「贼」这个「国」的手段及方法却更趋多样多元。这包括窃取国家政治权力，长期拒绝透过公平竞争来当政的「国家权力大贼」；有依附在这个制度，骑在人民头上，滥用公权力，不断侵犯人民基本权利，剥削人民，劳役人民的贪官污吏，是谓「贪官污贼」；也有透过权力关系，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伞下不断淘空国库，以公为私，盗取国家资源的官二代、富二代、及一众「皇亲国贼」。 除此之外，还可以包括寄生在这种制度，长期为这个不合理体制服务以换取个人权位及利益的众生，包括以学术权威或专家作包装的御用学者，可以称之为「伪学专贼」；也包括被权力统战掉以换取政治位置或在体制内谋取一官半职的乜乜代表、物物委员，可以称得上是「自干统贼」。

今天的「国贼」当然还包括那些盲目支持当权者，对当权者的违法甚至违宪行为视若无睹，很多时更会助纣为虐，为当权政府的胡所非为说项，以为这才算是爱国的「爱国贼」。

这些「当代国贼」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对历史的为害，远比五四运动时大家要揪出来的「曹陆章」三人更严重，也更深远。这一类国贼式的人物，就是在香港也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梗有几个喺左近」，甚至是天天与我们同台吃饭。曹章陆三人如果泉下有知，当慨叹生不逢时，当年为何不能当国贼当得如此明目张胆、名正言顺、甚至像是理所当然。

其实这一点有何出奇，我们的当权者早已为五四运动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也对当年的历史作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谁人会认为说要打倒封建专制，追求民主公义的共产党，竟然会成为最专制最封建的政权。文革的时候，共产党也鼓励人民「打倒孔家店、推翻旧世界」，到了今天，却积极在全世界推动开设「孔子学院」，并以此作为弘扬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软实力的象征。孔家店没有被打倒，旧世界也没有被推翻。更令人惊叹的是孔家店可以在这个被重新包装的新世界中，彰显封建专制力量与旧世界的雄厚生命力。
回归之后，香港政府有很多方面紧跟中央唯恐落后，有时甚至把肆意歪曲历史以迁就政治需要的这种陋习也照搬过来。

还记得五四运动八十周年那一天（1999年)，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出席纪念活动，谈及五四精神，当然不会谈民主（德先生)，也不谈打到孔家店，更不谈打倒封建旧文化。这还算了，但他竟敢公然夸夸其谈，说五四精神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年要打倒的今天竟然被奉为五四的教条。曾经参与五四运动的进步青年真的死不瞑目，孔夫子若是有知当也难免心中有愧。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荒谬，奥威尔早已说穿：「谁控制了过去，便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便控制了过去」。这一种创造性地解读历史的把戏，正是要维持专制封建体制，抗衡民主的重要武器，也是国贼除之不尽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