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背景说，1894—1917年中国所遇到的大事，在过去三千年里确实没有遇到过，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为过。但，这个未有之大变局究竟蕴涵着怎样的意义呢？

由1894年往前追溯三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周朝建立的初期。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起兵推翻了商朝，定都镐京，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这275年的历史，史称“西周”。

周幽王 图源网络

从西周往下三千年，也就是1894年之前的三千年，究竟应该怎样评估，还值得仔细研究。过去许多人根据西方历史理论，将这三千年视为中国的“封建时代”或“中世纪”，现在看来可能并不准确。从中国历史本身观察，中国在经过夏、商两个漫长王朝犬牙交错的冲突、组合之后，至西周王朝建立，大致上说，中国历史开始向统一的帝制时代迈进。周天子虽说只是众多诸侯的“共主”，但其功能与夏、商时代还是略有不同。

当然，西周只是开启了走向统一、走向帝制的进程，并不是说西周就是统一，就是帝制。从西周到东周，从春秋到战国，至秦王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以气吞山河的气概，相继兼并韩、魏、赵、燕、齐东方诸国，前后不过十余年，终于将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送进历史，构建出一个影响至今的庞大帝国。

在秦朝建立前的825年，也就是从西周建立至秦王朝建立的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中国走向统一、走向帝制的过渡期。从秦以后，至1894年的2100多年，如果从纯粹的政治史来说，就是最为典型的帝制时代和统一王朝时期。在这期间，虽说更姓易代数十次，但政治上的基本架构、设施，只是较秦王朝更加严密、更加周详，在性质上并无根本变化。中国只是在帝制的框架中修补调整，大有“历史终结”的味道。

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一个全新时代开启了。

中国古代文明的本质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相对应的农业文明。中国的农业文明与政治上的帝制、大一统相匹配，完美无缺，将农业文明的好处发挥到极致，因此等到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等到他们能够自由使用中文阅读中国文献时，他们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美。这是历史事实。

问题在于，中国极致的农业文明束缚了自己再发展的手脚。西方在15—16世纪的时候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渐渐地，工业文明出现，一个全新时代开始了。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极大提高了织布效率。1764年，纺织工人发明了纺纱机，极大提高了纺纱效率。1769年，木匠海斯发明水力纺纱机。稍后，理发师阿克莱特对海斯的发明加以改进，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家棉纺厂。1785年，牧师爱德蒙特发明动力织布机，并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厂。

更重要的发明发生在1782年。那一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为近代工业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动力，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纺织工业必将在这个强大动力系统的推动下发生革命性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近代中国，其实就是怎样回应西方工业革命，就是尽快将中国先前的农业文明转换成工业革命，以实现民族复兴。在具体方式上，就是开放市场，将中国由先前的农业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工业形态。

其实，在中西交流之初，贸易往来就是一件重大事情。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老百姓缺乏购买力和消费习惯，西方工业产品在中国沦为士阶层、商人阶层，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玩意，成了奇技淫巧。相反，中国的初级产品，特别是瓷器、茶叶和丝绸，却随着中西交往成为西方社会普遍喜爱的物品。中西之间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马戛尔尼1793年出访远东的真实背景，英国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开放市场，让英国资本比较自由地进出，让中国政府同意构建中英两国新型的外交关系，以大致维持中英贸易均衡。

中国此时正处在正统史学所谓的“康乾盛世”，这个盛世用后世眼光观察带有非常浓厚的虚假痕迹。中国人不仅缺少必要的世界眼光，不知道西方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中国人的贸易理念、货币观念太陈旧，不知道国际贸易的真谛在哪里。中国人认为，你们英国人喜欢我们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你们为此支付巨额真金白银都是应该的。所谓贸易，就是你拿钱买我的东西。真金白银单向流往中国，说明中国物品具有吸引力，是天经地义。因此，中国政府无意改变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均衡，更不会让英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开发市场。“我的地盘我做主”，于是乾隆大帝在接见马戛尔尼时明确而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

鸦片贸易很快使中英贸易走向均衡甚至逆转，大量真金白银外流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还在其次，重要的是，鸦片泛滥既使国库空虚——朝廷已无可用之饷，更使大量中国人染上毒瘾，沦为“东亚病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

两大困境折磨着中国的政治精英。然而，由于鸦片贸易背后存在复杂的利益网络，清廷在鸦片贸易问题上长时期犹豫不决，进退两难。1836年，许乃济建议鸦片贸易合法化，还建议国内种植价格更加低廉的罂粟，以国产冲击进口，以价格优势占领市场，以此保证朝廷财政收入。

许乃济的建议是纯粹的贸易原则，事实上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鸦片的危害更多的还是对中国人生理和心理的戕害，因而那时知识精英大多主张从源头上动手，严禁吸食鸦片，强调堵住需求，扼住市场，没有人吸食鸦片，鸦片贸易自然终结。这是黄爵滋1838年向朝廷提出的重要建议，代表了大多数知识精英的一般看法。

道光帝对于鸦片危害非常痛心，他对黄爵滋的建议很感兴趣。他将这个建议批转各省督抚进行讨论。各省督抚对黄爵滋严惩吸食者的建议虽说并不明确反对，但总觉得这个办法太激烈，毕竟吸食鸦片只是个人爱好，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鸦片危害的根源在于鸦片贸易，只有堵住贩卖环节，才能消除鸦片危害。

道光皇帝 

林则徐对各种方案的综合符合道光帝的心理需求，于是朝廷很快召林则徐进京，商讨大计。据说林则徐与道光帝恳谈了19次，研究禁绝鸦片及其贸易的方案。1838年12月31日，朝廷授予林则徐全权，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解决鸦片泛滥问题。

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最大考验，就是中国能否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以及中国会以什么样的方法、方式完成这个转变。林则徐不论用强硬的，还是柔性的办法去应对西方，中国都必将通过化解鸦片危机而与世界沟通，重建关系，这在当时已被许多人朦胧意识到。

马勇，著名历史学家，退休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安徽大学、河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儒学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儒学三千年》《梦想与困惑：1894-1915》《中国文明通论》《晚清四书》《晚清二十年》《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等，以及董仲舒、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的传记，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