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笑得这么甜，整整34年，在伊利县医院昏迷一个多月中醒过来以后，她一直是悲苦的，而我，则是「一个精神瘫痪的人，陪护着一个体能瘫痪的人」。 （《离魂历劫自序●再版前言》）。昨天我们去罗兰冈图书馆，本来要讲我的新书《雨烟雪盐》，我思考了几天，决定讲标题上那个题目，我讲过无数次《河殇》，今天才发现，我却从未讲过「河殇中的傅莉」，而其实她在这个文化与政治事件的角色，比谁都重要，舍她我什至不可能活到现在。这次洛城文化沙龙的活动，叫做「苏晓康新书《雨烟雪盐》发布会暨演讲」，沙龙主办人卢燕华设计的海报更绝：「听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我开玩笑说，「爷爷要讲奶奶的故事」）；而跟我对谈的，是青年作家石皓伟，他把这本书读出超乎他人的内涵，令我吃惊，他写道：『这本书的书名非常好，初看很有诗意，细品又充满辛酸。您在结尾的时候提了一下，说雨烟来自水牛城照顾阿姨的时候，而雪盐来自普林斯顿开车穿过下雪街道的时候。给我的感觉，这个书名应该是分成四个字的：雨是潮湿的、流动的、能洗涤一切的，烟是迷雾、是虚幻，雪是冷的、孤独的、也是纯净的，盐是苦涩的、现实之物。雨、烟、雪都是飘忽易散的，而盐不会。很复杂的情绪。您好像已经能坦然接受现实，体会到了生命的如真似幻。人生好像经历潮湿、迷惘、寒冷、苦涩，真实的、虚幻的，有时傻傻难分。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梦游了警幻仙境，醒来发现却是真的。您已经接受了这种处境，但是难免还是意难平，充满遗憾、不甘、不解与无奈。 』】
一、傅莉永远是先拦我，然后就往我造下的陷阱里跳
二○一七年春，囹圄中的刘晓波查出肝癌晚期，一个香港医生凭经验说，他最多还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活命，因此他无论出国还是留在中国，结局都一样。在国内外一派悲情汹涌之中，傅莉忽然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假如当初你没逃出来而去坐牢，结果会怎么样？我不假思索便答：那也比今天会好！我试分析给她听：坐牢可比王军涛嘛，顶多三、五年，会挨一顿打，然后让你出狱流放西方，那时就会来美国，但是逃过普林斯顿一劫，无论去哪个大学都行，可能性最多的是哈佛，要不哥伦比亚，那么就是波士顿或纽约市，估计我不会读学位，你的归宿就像高皋去当护士，当初你不也是拼命考护士吗？不是车祸你就考上了，苏单则能读一所好中学，因此不会比今天差……。
傅莉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只吐出一句话：不行，他们会打死你！
三十七年前，恰恰因为她的这种清晰和果断，让我逃出中共的追捕，乘桴浮于海，余生都在自由中；眼前这个从不言悔的傅莉，陪我流亡而遭难，终生残废。
1、忧着点，儿子还小
先者，我专挑揭露性题材写报导文学，弄得官方视我为眼中钉，傅莉只淡淡的敲我一下﹕「悠着点，苏单还小。」不过开始讨厌我那帮文学界的哥儿们，谁上门来她都很冷淡。她从来不觉得这些人在干什么正经事。
说起来也很有趣，我们俩，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记者，各干各的，谁对谁的行业都不感兴趣，尤其我在八十年代，因为写报告文学，不断轰动，一路出名，对傅莉似乎毫不触动，她就安静地当她的医生、养我们的儿子，比如，当时《河殇》剧组安在军博招待所，电视界文学界的各路人物，纷纷去看我们，夏骏也总要让我们吃大盘子，各种餐馆都去，有时傅莉值夜班，我也把儿子带到招待所跟我住，可是傅莉好像连一次都没去过。
2、《河殇》轰动之下的忧虑
傅莉最近几年才回忆起来，并对我说：八八年春天有一晚她值夜班，护士们说今晚中央电视台有重要节目，傅莉是医生，对她们说你们就看吧，病人有我呢。结果节目播完，护士们对她说：这下你们麻烦大啦！傅莉都没有看过《河殇》，但是护士们的担忧她记在心里。至今我都很吃惊，中国的老百姓，常常比我们这些文人更懂共产党，她们看过《河殇》不仅叫好，还知道共产党不会饶过苏晓康的。当年护士门的提醒，正是傅莉很早就启动藏匿我的计划，叫我逃出公安部的全国通缉令和大搜捕。
3、拼命拦我参与学潮
一九八九年春，北京已是沸沸腾腾，《文汇报》忽然给我一个「文学新人奖」，我4月22日坐晚班飞机去上海，27日我自己坐京沪特快返回北京。 4月25日夜里，往北京家中给傅莉打了个电话，她说：「回家吧，北京看上去能消停一下了，赵紫阳出来安抚学生，好像挺管用的。」冲着傅莉那句话，两天后我回到北京；中午一出火车站，正赶上著名的「四二七」大游行。那个火烧火燎的大革命阵势啊！我只有心里暗暗叫苦……
胡耀邦去世后，学潮陡起。
学生一闹起来，傅莉把我看紧了。当时我正躲在炮兵大院的招待所里，领着一个剧组赶制《河殇》的续集《五四》。我的电话外面没人知道，只给了傅莉。不记得是哪一天，刘宾雁的女儿刘小雁（《报告文学》杂志编辑）﹐跑到傅莉的医院找她，说严家祺让晓康去历史博物馆西侧碰头﹐要发什么「声明」。傅莉不好挡，就通知了我，但是她也跟医院请了假赶去，拽着我的衣袖跟到天安门。不管我跟别人说什么﹐她总是在身后拽一拽我那袖子﹐生怕我说走了嘴。
人山人海中﹐忽然又要游行﹐赶来此地的几位「精英」一时竟不知如何向群众亮相自己是鼎鼎大名的「某某」﹐要知道当年中国的「文革」并没有创造出这一套来﹐总不能如同那时的「牛鬼蛇神」挂黑牌或戴顶高帽吧﹖焦急间﹐只见台湾来的那位黄顺兴出现了﹐赫然从肩头横挂到腰部一布帘﹐上书「人大代表某某」字样﹐令众人豁然开朗﹐可现成儿哪里找布条去﹖黄顺兴恐怕是把他在台湾用了多年的家伙随身带来北京﹐知道迟早会有「街头运动」的。于是大家也只好拿纸条临时代用。见我肩上挂起「河殇作者某某」的长纸条来﹐傅莉几乎忍俊不禁﹐说了句「这叫什么呀？」接着又随我攀上一辆大卡车﹐到长安街上兜起来……待回转家中﹐她说﹕「得﹐今儿你当演员了吧﹐都让公安局录了像了。别再给我出门﹗ 」她也干脆坐在家里堵门，不让什么人来把我随便拉走。她认真了。
几日后又有人来硬拽我去「自行车游行」，一大群作家从复兴门外的广电总局，顺长安街一路骑到朝阳门外金台路的《人民日报》社，末了大家商议还要发声明，一直推举我执笔，这就是后来的首都知识界声援学生的「五一六」声明。我精疲力竭骑车回家后，吃过晚饭就动笔，没摆弄出两行字，剧组又来车把我拉回炮兵大院去。
第二天郑义前来取声明，傅莉在家，说你看书房桌子上有没有，他一看只写了一个开头，就急了：
「什么时候了，还弄电视！」
「那是他的正业。」傅莉接了一句。
「正业﹖谁不会写电视﹖这是历史关头，谁的表演都会被记载下来。」
傅莉来气了﹕「你们去创造历史好了，我们晓康不是那块料﹗」
再后来就是戴晴来拉我去广场劝学生，傅莉死活不准我走，弄得戴晴央求她﹕「大妹子（戴晴本姓傅），妳就赏我这个脸吧。」直到门口，傅莉还紧紧攥着我的手不松，后来我一挣脱她的手，便因了这趟广场之行，中共「赏」了我一个「反革命煽动罪」。
二、百天逃亡
五月二十号李鹏下了《戒严令》，我告别夏骏，钻进翠微路地铁口，但是我到崇文门站下车了，没出站，因为站台上有个人在等我，那是傅莉。
她把我藏在地安门一个朋友家里，自己去安排下一步。从钻进北京翠微路地铁站开始，我实际上已经从「人间」消失，一百天后从东莞虎门镇逸出中国，安排这个逃亡旅程的不是别人，正是傅莉！
那几天地安门路口又围着几千人，人们把巴士推过来横在路口；有学生站在交通岛上演讲、鼓动，说张爱萍、杨得志七上将给军委写信要求军队撤走，群众热烈鼓掌。一会儿，又传说地安门这里抓住一个奸细，正用步话机联络，他承认自己是总参的，12人一个小组，专门探听城里情况，并坦白说，天亮五点军队要攻进来。学生要求市民不要松懈，要同他们一道坚持到底。
几天后傅莉再来，匆匆收拾离开朋友家，一路穿小胡同走，所有路口都不见交通警，据说是故意撤走，让全城陷入混乱，以便找到军队进城的借口。九时抵北京站，乘九次特快赴郑。
郑州连夜下雨，我心急如焚。早晨打开收音机，果然传来凌晨北京血腥屠杀的凶讯，数万军队封锁天安门广场，从西边开来的军队，用冲锋枪扫射，见人就杀，妇孺不避，士兵站在军车上，向路边走路的群众扫射，坦克开进广场，推到民主女神像，再把帐篷连同里面的学生一道碾死……很奇怪，外电称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有一男播音员突然向全世界报导，凌晨中国军队漫无目标地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不止千人被打死。整个中国传媒只发出这么一个声音。
外电称，王丹已死，是被士兵用刺刀挑死的。这个瘦弱的、见人话不多的孩子，看上去同时下大学生没有半点异样，五月十日我们游行那天，他坐在一辆平板车上跟在后面，我至今还记得他坐的那辆平板车经过复兴门立交桥时翻车，他从车上滚下来的情形。
傅莉则只身南下广州，去为我探寻离境去香港的门路，当时还没人知晓港支联的黄雀行动，傅莉黯然北返，怕有跟踪，不停郑州直接飞回北京，然后开始悄悄安排我往南中国琼粤一带转移的计划。
我在岳母家待到第二十天，便对老太太说：我走了，有人来问，就说我回北京去了。岳母也不多问一句。那天我离开岳母家，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而是有个叫谭龙的人（自然是化名），骑着自行车把我驮到另一个住处。
「六四」后我的秘密逃亡，曾在一间黑屋里躲了四五十天，人都接近疯了，就是想活下来。可是，当觉得活下去都是恐惧的时候，你才会有撒手的冲动。这大概就是黑洞。
窗户都用黑布蒙上的那间黑屋，其实在闹市中很普通的一栋居民楼的三楼，人跟外界隔绝，处于时空全无境地，怀疑和恐惧两种心理最活跃，极易产生幻觉，比如有一个夜晚，我在黑屋中忽听外面有狗吠声，马上觉得是警察牵着狗搜查到这栋楼来了，我必须当机立断：要不要推门离去？可是我暴露到外面以后怎么办？这两个念头在我脑中狂烈地争辩着，我紧握住门把的手也在出汗，几秒钟后理性占了上风，我松开门把，退到窗户前，稍稍撩起黑布，这才看到楼下街边，有几个小孩在逗一条小狗玩！我废然倒在地上，一身释放的大汗。
不知几天后忽有人开门，竟是谭龙，他又骑着自行车，驮我在夜色中悄悄离去，他边蹬车边说，你都快疯了，俺们去乡下吧。
「先去坐长途汽车，你跟着俺只管上车，现在火车上都查证件，只有长途汽车不查，俺们先出城，到郊区找个车站。」我便这样跟他上了一辆长途汽车，可是车子开出去没多久，就被拦住，有人上车检查证件，却只检查了车门附近的几个人，就放行了，幸亏我们坐在最后一排。
长途汽车把我们载到南阳某县，谭龙领我进了一个庄户人家，滚滚麦浪掩隐着的一个农家四合院，我半信半疑的问主人，这儿不会查证件吗？咳，能摸到这儿来的只有邮差，他说，而他竟是文革前第一批下乡知青，落脚到南阳便再也不想回城了；我找间屋子蒙头大睡，后又被谭龙叫醒，「睡啥？走，跟俺去河里摸鱼」，大大小小一群人出了庄园，叽叽喳喳欢叫着，顺一条小路走到河边……。
就在那戏耍的河边，谭龙忽然感慨一番，说道：俺们就是搁这里插队的，一晃二十三年啦！然后他压低嗓门儿补了一句：傅莉也搁这里插队，她们几个女生在城郊公社，那儿有大米吃……。
恍惚间，我才回过神儿来，这谭龙竟是傅莉派来救我的。我们又要离开南阳，继续朝南走，先是坐长途汽车到襄樊，从那里搭上焦柳铁路，俗称「第二京广线」，从河南焦作到广西柳州，谭龙领我不乘京广线，也是避开检查，挑这条新建而人稀的焦柳线，而且我也不知道要被领到哪里，结果到广西柳州没停，直奔湛江，最后顶到海安，隔海便是海口，那时节正有一股海南淘金风潮，大江南北俊男倩女涌进这个海岛，急切中政府封岛，上轮渡须有什么手续，又因为轮渡上有检查，谭龙在夜色里把我领到偏僻一处，停泊着许多运沙的木船，我跟他跳上一艘，躺在沙堆上，静等那船无声地起航，头上星空明亮，须臾便到了对岸。
谭龙把我安置在一家旅馆，海军航空兵营业旅馆，「这里最安全，不会检查证件」，然后他就消失了。从旅馆背后，隔着棕榈树就能看到海滩，走过去却并不近，每天我都去躺沙滩一个上午，走回旅馆，会路径一个面摊，要一碗海鲜面，好味道，强似旅馆食堂伙食；但是无聊地躺在海滩上，头脑里像晴空一般空空如也，思绪也似云朵凝固不动，几天下来，沙滩、碧波、蓝天，仿佛也是那间黑屋的蒙布，叫我有点窒息，渐渐不敢躺沙滩了。
或许有一个月了，谭龙又出现，「走，俺们去广州」，我没多问，便随他坐上轮渡，好像过了临时搜查期，轮渡上也无人检查，到对岸便搭乘长途汽车，一夜跑到广州，谭龙说他只有个接头地址，找到那里，是一栋普通居民楼的一层居室。
两个人在房间里，都是高个子，见我推门进来，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一声不啃的递给我一张小纸片，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张照片，那照片是几个孩子在玩耍，我一眼就认出儿子苏单在其中，一股惊怵击中全身，我哇的哭出来……其中一人走过来从我手中一把夺走照片，还说了一句：「行了！」
我这才缓过神儿来，敢情他们是在试探我见了儿子照片的反应，这人是不是苏晓康，便一目了然，好专业的技术，我心想，但是这样的照片，只有傅莉手里才有啊！
接下来，他们打发掉一路陪我过来的谭龙（似乎他们互相不认识），径直将我领到近旁一座豪华的白云宾馆，在他们的房间里，用相机「咔嚓」给我拍了一张照，立刻洗印出来，并当场制作一张身份证，叫我看的目瞪口呆的是，他们居然从行李包里拿出一只钢印，在身份证刚贴上我照片的一角，压上某某公安局的钢印，其中一人还说：「以防万一，不一定用得着」，转头又跟我说：「你别怕，我是侦察兵出身，一人打三四个人没问题」。
原来他们要领我上火车，才准备这些证件，此前谭龙则一路不敢让我坐火车；在火车上，这两人坐的跟我都隔了几个座位，还好火车上没有查证件，不一会儿就靠站了，竟是深圳，他们匆匆领我出了火车站，叫了计程车，驶进一处高档住宅区。
我们住进一套居室，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却住着母子俩；这房是高个子里其中一个的，另一个可能住别处？我被关进一个房间里，房里只有一张行军床，我倒头便睡觉，饿了才到客厅吃点东西，那母子俩也不跟我说一句话。几日后，那高个儿进屋，坐在行军床上说：
你休息了两天，放松点了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高驰，奔驰的驰，从前是军人，转业了，在深圳做生意，你放心，我们可以送你出去，正在弄一艏大飞，不过进入香港水面有问题，还在想办法……。
我几度想问他，为什么要救我，都忍住了，这种境地，最忌讳的就是扫人家的兴；况且他手里有苏单的照片，证明他们跟谭龙一样，都是傅莉托付的人。其间，这人曾突然问我：你认识一个叫孔捷生的吗？我说是不是广东那个小说家？不熟，但半年前还在江西庐山的一个笔会碰到过。他没再多问。
几天后，高驰说要去一个码头，这次领我又坐长途汽车北上，在暮色中抵达一个小镇，然后在一家餐馆里等候，须臾，便另有几个人走进餐馆，我一眼认出孔捷生也在其中。这里就是东莞的虎门镇，不久我们便上高速快艇 。
我把傅莉甩下只顾自己逃了。
三、回北京独自面对警察的是她
两周后长安街血肉横飞﹐夜里傅莉搂着苏单惊恐不已﹐他们在家可以远远听到天安门那边的枪声。
天一亮她还得去医院上班，她走过东单过街桥，那里坏挂着烧焦的尸体。
她们医院就在崇文门大街上﹐病房楼朝街一侧被冲锋枪扫射过。接着﹐军警就开始挨门挨户抓「要犯」。
警察到医院﹐找保卫科的一间屋子﹐让她坐在中间﹐七八个人围住她一个﹐傅莉很镇定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在这儿的身份，是受审查吗？
警察马上否认，只问她苏晓康的去向；
傅莉说：不是被你们通缉了吗？我还朝你们要人呢！
后来又通知她要去家里搜查﹐她说﹕「可以。但必须是我儿子不在家的时候。」
全院的医生﹑护士都看着她被一群警察带走。
这边我先在巴黎、后在美国普林斯顿，都跟傅莉约好，我往我父亲家里打电话，她带着儿子到那边去等，有时候等不到我的电话，儿子会生气，她还得宽慰儿子。
接下来，她就是死命地拼出国，一次次到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局去奋斗，弄得那边的人都很同情她。
四、零落成泥
陆游《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傅莉一生有两大悲惨：
一是上天给了她一对双胞胎，却只活了一个；
二是她好不容易带儿子来美国跟我团聚，还不到两年就车祸终身残废。
然而，傅莉却是一个金子心肠的人
那次我们新婚旅行，从郑州——汉口——庐山——上海——泰山——北京，一路上她都快快乐乐，唯独在上海、尤其在繁华大街如南京路口一带，她不断冒出无名火，连连发作，我在她后面紧跟慢追，不知道她在生什么气，结婚以后她也从未提起，直到车祸后她才常常提取她的记忆，其中便有她毕生仅有的一次幻灭，跟这上海有关，也跟中国教育史上一段蛮荒岁月有关。
文革末期，她从南阳插队两年后，刚被招工回城，立马找老师补习功课，准备考医学院。傅莉从小醉心当医生，机缘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却在晚年常常跟我夸耀，她在初中担任学校红字十会副会长的荣耀，会长就是校医，而她的任务不过是每天带领全班做眼睛保健操而已，或在校运动会其间担任现场救护员，她皆视为神圣无比，终身不忘。一九七五年正逢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她考出优异成绩，据说全市第二名，化学考了满分，被上海化工学院录取，她却说我想当医生，去读化工干啥？竟然不去报到，希冀下一次高考，旋而发生「张铁生事件」，「四人帮」借机废止了刚刚恢复的高考，她受到重大打击，竟然低烧不止，这个幻灭便在那一刻嵌入她的心灵，毁灭了什么是不知道的，她从此寡言少语，人生快乐不起来，这是接受了命运吗？那命运也许身临现场才爆发了一下，像那次在上海南京路上……。
也许我是见证她悲凉的唯一者——她妈妈见胖妞要毁了，立刻采取两个措施，一是托人推荐她去读开封医专，那时叫「工农兵学员」，从工厂、农村、部队，凭特殊关系「推荐」上学；二是托老朋友找来我这个在省报当编辑的女婿，因此后来的故事，则是多了我这么个男人，回头去看，若非岳母这两计，她可能郁闷而死，而在她，怎会甘心读个医专？她却如痴如狂，读外科时，老师见她五指纤细修长，说是标准的外科手指，要她干外科，她却说视力欠佳，默默读完之后，想做一个儿科医生却未遂心愿，也许令她憧憬一个家庭愿景作为替代，对我们的婚后生活倾注全部心血，虽然后来又遭遇双胞胎难产，毕竟得到其中一个儿子，从此视为心肝肉儿。这种连番的厄运袭击，在她表面平静的神态并未留下痕迹，她大致都能以生活里的点滴幸福予以化解，所以我一向觉得，女性遭遇不幸，以婚姻家庭作为心理代偿，效果常常奇异，虽然这很不女性主义。
傅莉偏爱「知青」题材电视剧，自然因为她有「插队生活」的历史，可我发现她的记忆，跟大众经验很不一样，她一直说农民的好话。 「村里人都说我们是三个傻妞。我们去河里游泳，全村都会嚷嚷：三个傻妞洗澡呢。队长对我们可好了，不派我们重活，但是给我们的细粮比粗粮还多，还擀面条给我们吃。我们那儿产大米哩，附近的知青都眼馋。后来她们俩走后门参军去了，我落单儿了，只剩下一个人还在队里，会计的闺女薛妞妞就来陪我住。我们队长看不下去，跑到公社去给我要招工指标，我这才回了城的。」
「她俩走后门参军去了」，指的是当时一种「特权」，中共的干部多少都跟军队有关系，即便自己文革中落了难，但是总有过去「战友」仍在部队做官的，所以文革后期大量人通过这种管道，将下乡子女送进军队，南阳三个傻妞里，两个都是如此，傅莉却自知出身不好，母亲也无此类「特权」，然而她不羡慕参军，自有她的理由，只因她在大队里当「赤脚医生」，自得其乐，文革后有两种角色颇遭社会嫌弃，一是「工农兵学员」，二是「赤脚医生」，她都摊上了。
她后来回城的故事，其中有个秘密，她一直埋在心底，却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才不经意的从迷茫往事中捡出来，当故事讲给我听的：
『我们大队里，还有一个从郑州来的女孩，叫冀兰，是个瘸子，小儿麻痹，她跟我一样走不了，我们大队长不是个给我去公社要了一个招工指标吗？我让给她了，叫她先回城去，把大队长气得，骂我哪有你这么傻的？其实我在队里给人看病，没觉得待在农村有多苦，回城又能咋样？后来还是大队长又去公社给我要了指标才回城，参军先走的那两个女孩的行李都还在，最后还是我捎上，都给她们送到家里……。 』
回城指标让给残废人，在中国下乡知青的大悲剧脉络里，其分量只有当年逃离苦海的那些知青懂得，而我这个没有当过知青的丈夫，看着眼前的伤残之妻，也只觉得她傻，这个故事足以拍一部电影了，她却到今天才讲出来，而且还有续集呢：
『天安门一闹起来，我跑去把你拽回家，怕你再惹事，又送你回郑州我家去躲避，后来风声一紧，你自己跑了，我跟你就失去联系了，公安上我们医院找我要人，我说苏晓康是被你们的通缉令吓跑的，我还找你们要人呢……有一天我在家，有人叫门，声音很大，你知道咱们家是两道门，来人在外面那道门喊叫，我问你是谁，她说：我是豫兰啊，冀兰的妹妹，我在三十八军当卫生兵……。 』
此刻我问傅莉：
『你知道冀兰有这么个妹子？
知道，但是不知道她在38军。我说我给你开门，她隔着们说，别开门，我就是跟你说个事儿，有没有苏晓康的照片给我一张……』
「你要他的照片干啥？」傅莉问。
『我们部队奉命要抓苏晓康，我可以让当兵的认一下这个人，别开枪。 』
我眼珠子都要跳出来了：
『你相信她？
我只能谢谢她，还能说啥？
她突然来找你，就为了说这个？
她不是来要你的照片吗，我说没有，她就走了。 』
这个故事在我脑子里转了几天。当初在南阳乡下由傅莉转让指标先回城的冀兰，会用这样奇异的方式来报答吗？我跟傅莉结婚后从未见过她，傅莉也绝少提起她，二十多年后她的妹妹竟然出现了，还在一场大屠杀之前、政府对我发出通缉令之后，也太戏剧化了吧？听了这个故事后我跟傅莉说：
『当年有一个细节，一九八九年六月公安部颁发对我的通缉令，据说他们居然找不到我的照片，通缉令上印的，一说是我的中学时代照片，一说是当月发表在上海《文汇》月刊上我的封面人物照片。有没有可能冀兰的妹妹突然去找你，是他们派去找你要我的照片去的？ 』
傅莉无语。
——《雨烟雪盐》
作者脸书 2026-2-1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