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铁军 | 转自 纵览中国
人人都写口述史，莫让岁月尽成灰！声明：八十多岁老人，回忆自己七岁对天津的印象，困难不少。首先，当时年龄小，涉事浅，对世态炎凉似懂非懂，难以理解深透；其次，年代久远，印象模糊，人名地名和事情细节多已淡忘；第三，随着代变迁与城市重建，如今老街道已面目全非，就算旧地重游，也找不回当年的印象了。好在，有长居天津的亲友帮忙，尽力拼凑，大致描绘出一个概貌。细节未必准确，甚至可能张冠李戴，但能大体再现五十年代初到大跃进前后，一家个体工商户的生存概貌。至于代表性多大，见仁见智。在此郑重声明：所有描写与议论，仅限于我个人现在的认知，谬误不妥之处，概由我自己负责。
过往的回忆录曾经提及，1949年秋，兰州解放，原国民政府公营的西北公路局解散，父亲程德华失去司机工作，于是东拼西凑，买辆美制的二手道奇卡车（那时中国跑的卡车，几乎全是美制道奇或福特），携妻带小，一路开回河北老家，试图在华北干个体运输。几经尝试，方知困难重重，因为新政府热衷集体跟国营，对私营和个体施加种种限制。于是他知难而退，卖掉卡车，继续找工。当时战后重建，百废待兴，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比较抢手。最终在绥远省（后改内蒙古自治区）国营运输公司找到新职，月薪八九十万元（当时人民币一万，约等于币制改革后的一元），远高于多数年轻司机。但因新政府纪律严明，禁止夹带私货，所以，实际收入，明显低于在兰州的日子。
家国变迁，儿童可怜
为减少家庭开销，父母商定，暂时让母亲带弟弟回河北农村老家，让我这个已达学龄的长子，先寄住在天津大姑家，接受城市教育。至于日后怎么重聚，看情况再说。于是，七岁的我，暂时成了天津居民。天津“解放”比兰州早半年，当时社会秩序已趋稳定，又是北方开放最早的大都会，经济地位高于北京。也许有朋友会问：那时进天津落户入学，需要批准吗？不需要，当时没有城乡隔离，全国人人都能自由迁徙。此处不妨多说几句：如今，城乡隔离的户口政策，许多人习以为常，误以为城乡分割，历来如此。
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我八十年代在美国写博士论文，曾以《中国户籍制度》为题，查阅过不少资料。无论历代典籍如何描写当时的户籍，出现过多少“编户齐民”“户籍保甲”说词，但究其实质，传统户籍管理，都不外三个目的：一赋税、二劳役、三治安管理。除了流放的犯人，被充军到边远地区，甚至脸上刺字，防止出逃以外，一般良民百姓，都能自由择居择业。就连日本占领年代，也没限制过迁徙和择业自由。如今环顾世界，只有三个国家：中国、朝鲜和非洲小国贝宁，（在朝鲜帮助下）继续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和出生地等级歧视。
另外，中国现行的僵硬户口制，也并非自1949年中共建国就有，而是始于1957年公安部颁发的一个《户籍管理条例》（注意，行政条例并非立法），开始限制自由迁居。但是，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和工业上马压倒一切，各地并未认真执行上述条例。直到两年后的1959年冬天（十月份），随着工业下马和大饥荒来临，商品粮供应困难，中央才三令五申，开始严格执行上述条例，于是各地逐渐收紧，直到到完全堵死未经批准的自发迁移，特别是农村向城镇，小城市向大城市的迁移。因此，我们家两次落户天津，都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我个人，从饶阳迁居并转学到呼和浩特，则发生在1959年暑假，算是搭上从农村户口转城市的最后一班车。
回头再说1950年，我们一家四口，分居三地（河北，内蒙和天津）。我住的大姑家，位于天津老城区北马路（东西走向）的北侧，256号，大约在北大关和西北角之间，是一栋双门脸两层西式楼房，是大姑家的私人物业。整栋楼房砖混结构，灰色水刷石门脸，半中半西，跟两侧多数的商业楼宇大同小异。整栋楼平分为二，西侧那一半，出租给一家古玩店。东侧一半是商住两用的《张明泉理发馆》，来自三个最初合伙人的姓名缩写，其中“泉”字，代表大姑父的姓名李泉盛。楼上楼下各约五十几平米，楼下是店面，楼上是大姑一家（夫妇俩和刚会走路的女儿玉荣）的卧室兼起居室，半个没淋浴设备的卫生间和一个很小的厨房。二楼的小走廊尽头，有个狭窄的木楼梯，通到三层一个更小的顶楼（阁楼），原本是个储存室，仅有十来平米，因为甩开马路，相对安静，是我独处的地方。孤独之中，难免勾起对母亲和弟弟的思念，有时会在梦中哭醒。小阁楼有个优点，毗邻东侧的万年青中药厂，药厂宽阔的后院，有高大的松柏树，不时有小鸟嬉闹鸣叫，勾起我对兰州大杂院的记忆。药厂偶尔散发中药蒸汽，混合淡淡的甘草香甜。
有时大姑忙不过来，会喊我下楼帮忙，照看蹒跚学步的表妹玉荣，或者帮大姑洗菜刷碗，准备十来口人的伙食。理发馆的全体员工（包括伙计和学徒，少时七八位，多时十几人），跟家人一样，同吃同住，食宿免费。伙食标准，早晚粗粮（棒子面窝窝头，小米稀饭或玉米粥），配咸菜腐乳等小菜；中午细粮（馒头、大饼或大米饭），配炒菜或炖菜。每周午餐有两次荤腥（鸡鸭海鲜肉类）。另外，店里招来新员工，一般都从学徒干起，三年学徒，只管食宿和医药，没有薪水，每月有三天休息，过春节有十天探亲假，外加数目不等的红包。三年出师之后，才有等级和薪水。据说，这是本行业的传统。员工们的住宿条件很差，别说没有隐私，就连集体宿舍也没有。晚上，理发店关门打烊后，把水磨石地板清扫干净，铺上草垫，打开铺盖卷，就是员工们的宿舍。早晨起床后，卷起铺盖跟草垫子，一起曡放到后院仓库，彩色水磨石地面擦洗干净，进口的铸铁真皮转椅一字排开，现代化的的理发馆，又开始笑迎顾客。
（程鉄军七岁，与大姑和玉荣摄于1950inane）
学徒工小权跟宝华，是两个聪明伶俐的男孩儿，跟我关系很好。大约十五六岁，都是天津远郊宝坻县农村来的失学儿童（据说，宝坻县农民进城学理发，有历史传统）。他们除了负责前店的卫生杂务，也经常在厨房帮忙，前前后后，腿脚麻利，爱开玩笑。偶尔在休班的时候，会领我去一片叫墙子河的沼泽地采蘑菇抓蛐蛐，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间。我印象中，像理发馆这样小规模的个体商户，老板伙计学徒工之间，关系非常和谐，有些还有亲属关系，根本感觉不到阶级矛盾和对立冲突。
在我这个甘肃孩子眼里，说天津是现代都会和十里洋场，毫不为过。海河与大运河，在天津市区交汇，货运码头跟内河渔港距离不远，大小船只南来北往，两岸人头涌动，非常热闹。大姑指常让我提个大竹篮，去河边的海鲜市场买鱼虾，为大家改善伙食。各种海鲜都很便宜，十几万元（一万=1元）就能装满一大篮。记得一种叫石猴儿的半透明小鱼，手指大小，一千元（等于一毛钱）一斤。没鳞，也不用去头尾，用手抓挤几下，毛刷搅一搅，清水漂一漂，就非常干净。再用面粉、五香粉跟盐搅拌一下，油锅一煎，就玉米窝头吃，美味无比。
大姑父喜欢养鸟和金鱼，为理发店增添乐趣，有时让我去旧城的南市儿，买鱼虫和鸟食，那里类似农村的集贸市场，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卖，还能碰到杂耍卖艺人的圈子，拉洋片的摊位。我也好奇挤上去，花三百（三毛）看一会儿拉洋片。卖艺人手忙脚乱，连说带唱，解说小人书上看不到，只有瞭望孔才能看到的洋人图画故事。
一年小学，恍如做梦
1950年初，共和国继续沿用民国习惯，新学年从春季算起。记得春季后不久，父亲领我去一家小学注册。步行半个多小时就到，依稀记得叫中营小学（也叫鼓楼西小学），是天津比较老的公立小学之一。学校位于老城厢的鼓楼西侧，进校门就是操场，整洁宽敞，几排教室全是青砖瓦房，只有一栋两层楼，是图书馆和办公室。操场东头有个略高的平台，上面竖着旗杆，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每天早自习之后，全校列队做早操，然后升旗唱国歌。
注册手续简单，教导干部看看我家户口本，登记姓名地址性别年龄，收取很少的课本和校服费，校服是蓝色冬装外套（夏装改发：男生蓝短裤和白短袖衫上衣，女生则是白上衣和蓝短裙），另给一套学生守则和课程表，最后领我们到所在班级，受到班主任跟同学欢迎。父亲嘱咐要听老师话，好好学习，随后转身告别。从第二天开始，我自己步行上学。大姑很注意我的营养，让我每天上学之前，先喝一个生鸡蛋（鸡子儿），再给点零钱，让我自己在上学的路边早点摊上，随便买我喜欢的早点。对于喝生鸡蛋，我不习惯那股腥味，也不理解，为啥大姑迷信生鸡蛋最有营养。后来才知道，鸡蛋最卫生而科学的吃法，还是白水煮蛋七八成熟。
理发馆门前，就是笔直而宽阔的双行大道北马路：车水马龙，喧哗热闹。大小机动车、马车跟人力车混杂一起，交叉穿行。一条电车道，从早到晚，叮当而过，车顶不时擦出啪啪的火花，分外刺眼。好像当时还没引进红绿灯，但十字路口中央，有交通警站岗，手持指挥棒，威风凛凛，指挥车辆行人。穿过宽阔而繁忙的北马路，继续往西南方向的老城区走，在许多胡同口，能看到早点摊位。我最爱吃的是大饼油条（天津人叫炸果子）跟豆腐脑（或老豆腐）。
还有一种天津独特的嘎巴菜（或者锅粑菜），五香卤汤泡着淡黄色的锅耙豆皮，美味营养，配上香菜和韭菜花，风味独特，也是我喜欢的早点之一。我们这个新生班，四十多男女同学，活泼友爱，少有打架斗殴的事情。课间休息，大家叽叽喳喳开玩笑，都说天津话，只有我一个外来客，带浓重的甘肃口音。反正都是北方话，互相能懂。大姑全家也说天津话，所以没过多久，我也改成天津口音。
班主任谢老师是南方妇女，打扮入时，仪态端庄，态度和蔼，负责语文算术两门课。她讲话慢条斯理，能把一年级简单而枯燥的语文课，讲得有声有色，让孩子们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让我印象深刻。比如第一篇课文，“人，一个人”，“一个人有两只手，左手和右手…..” (后来听台湾人说，他们一年级也有这篇课文。可见，民国旧教材，五零年还没来得及更新) 。谢老师让同学伸出手，先自己察看，再互相观看，找出指头、指纹和掌纹的特色，再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讲解手脚的异同，进而讲到由猿到人的演变过程中，手的重要作用（攀缘、防身、制造并使用工具等），最后引申出“是劳动创造了人”这个重要结论。如果没有广博的人类学知识，单从这篇简短的课文，很难讲得出神入化。
因为母亲跟着外祖父（前清秀才，私塾先生）念过私塾，有点文化底蕴，对孩子的学前教育很重视，所以我上学前已经认识不少字，入门算术也大概知道，所以天津的启蒙课，对我来说并不难，反而是音体美小三门（特别是美术）让我感觉新鲜，为我后来自学国画打下点基础。
学校都是走读生，中午有两小时午饭（休息）时间，我回大姑家去吃大锅饭。下午放学后（外加周日）时间充裕，能帮大姑做家务，有时帮理发店搞卫生，擦玻璃扫地，清洁桌椅，整理窗台橱柜等等。记得金鱼缸旁边方，有个木制的话匣子（无线电收音机），为顾客播放音乐戏曲用，间有中央和天津台的事实新闻。每当播音员声调高亢，表情严肃，预示着什么政治运动又要到来。每到这种时刻，光头断发，体态发胖的大姑父，都会凝神静气，洗耳恭听，随之满脸愁云，咳声叹气。
(玉荣小表妹两岁，大约摄于1953年)
长大后我才逐渐明白，粗通文墨，爱读报纸，心地善良的大姑父，外号叫“胖子”，不但员工这么叫，大姑也习惯直呼“胖子“。他从50年代初开始，就预感到社会要大变，全家可能遭遇厄运。记得他说过，虽然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对天津资本家有过著名的“剥削有功论”讲话，希望他们加大投资，共产党“欢迎剥削”，鼓励私人资本，共同发展新民主主义云云，但实际政策是另一会事，往往不能自圆其说。
母亲说过，姑父从小在饶阳县城关镇的东草庐村长大，十几岁只身一人到天津卫学买卖，在多个商铺学过徒，从站柜台售货开始，后来学会理发，省吃简用，跟朋友合开一家小理发馆，从两张木椅子开始，慢慢发展到十几把进口的真皮鉄转椅，雇用多达十几个伙计和学徒，最后在天津商业区的买下一栋洋楼，自用一半，分租给别人一半。一个从饶阳来的农家子弟，能在十里洋场的黄金地段，混入中上阶层，谈何容易？
当时，理发这个古老而时髦的行业，跟搓澡，修脚，按摩等个人服务类似，属于边缘行业，多数受到黑社会控制。为安身立命，不受欺负，年轻气盛的李泉盛，练过武术，学过柔道，加上性格开朗，仗义舒财，人脉关系特好，对黑帮团伙有一定震慑力。经过多年博弈，最终摆脱黑道欺压，在众多理发馆中脱颖而出，树起自己的名号。没想到，他的侠肝义胆，宽厚仁慈，反而成为日后家庭悲剧的导因之一（详情后续）。
城乡对比，差别巨大一年小学，转瞬即逝。暑假一个多月，作业不多，多数时间还是帮忙家务，抽空读点小人书（连环画）。我特别喜欢《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改编成的系列故事，图文并茂，引人入胜，成为我古典文学的敲门砖。秋季开学之后，很快进入冬季，迎接年终升级考试，和不久到来的新年与春节。在天津如何过的第二个春节？我已经没啥印象，大约跟第一个春节，没啥两样。除了穿新衣吃好饭，给长辈磕头收红包，就是腊月三十和正月初一的鞭炮齐鸣，让我联想起一九四九年八月兰州战役的恐怖和血腥。
春节之后，顺利升入二年级。五一过后，春暖花开，我们换上夏装，戴上少先队红领巾，颇有自豪感。不久，母亲跟弟弟搭乘货船，从吕汗村来天津，接我回饶阳老家。据说奶奶催过几次，让我转回本村念书，能省钱，公办的张村小学，刚刚升格成中心完小（完全小学）。奶奶虽然不识字，但坚持她爱认准的农家信条。她的口头禅是：“小子不吃十年闲饭。哪有光念书不干活的道理？起码星期天跟节假日，得帮家人干点农活”。
于是，我去学校开了转学证明，收拾书包文具，告别谢老师跟班上同学，依依不舍地离开中营小学。第二天早晨，又跟大姑全家及师傅长辈们一一道别。然后，我们母子仨坐上一辆洋车（人力黄包车），匆匆赶到海河码头，登上饶阳来的小木船。小船顺海河行驶，逆流南下，到沧州附近转入子牙河，朝西南方向走。到献县境内再拐进滹沱河，一路往西奔饶阳。
这是我首次近距离观察华北大平原。跟天津旧城的煤烟笼罩，空气混浊，声音嘈杂相比，乡下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蓝天白云，沃野千里，小麦杨花，空气中夹杂淡淡清香。艳阳下，河水泛着鳞光，略显浑浊，但风平浪静，缓缓东流。陆地上，两位船夫大叔，背着长长的纤绳，低头弯腰，赤足沿岸边行走。船上另两位大叔，一人撑篙掌舵，一人控制船帆，借侧风推力，船舷轻轻拍打水花，缓缓往上游移动。
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木船，全靠人力和风帆。只在有水无冰季节，往返于饶阳吕汉码头和天津海河码头之间，船顶上有苇席和油布搭成的简易货舱。去程主要运送粮棉油农产品，回程则装满晒干的海产（咸鱼、海带、虾皮之类）和日用百货。货舱下面是两个底舱，前舱是四位船工的铺位，后舱供散客乘坐。饶阳到天津的直线距离，仅有一百六十多公里，就算卡车沿土路慢行，也不过大半天路程。而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则绕路太多，加上逆水行舟，速度慢如牛步。
母亲说，她跟弟弟从饶阳来津，是顺水下行，一天半到达。但我们返程是逆行，需时三天。中途两次过夜，停靠在沿河的小镇店，船夫们睡一觉，也能下船吃点热饭菜。弟弟对看风景没兴趣，多数时间蒙头睡觉，醒来就翻看我给他买的小人书。我跟母亲则有说不尽的家常话，想打听老家的生活和学校情况。听她口气，跟天津相比，农村生活非常艰苦，她让我“要有思想准备”。
第三天，红日西沉，炊烟升起的时候，木船终于到达吕汉码头。下船步行几十米，就是吕汉村，爬上高高的滹沱河大堤，妈妈指着北边一片烟村雾树，说： “再走两里地就是张村，老家到了。” 进村来到程家街（也叫程家头）的祖宅老院，我们兄弟俩依照乡俗，先拜见年长的小脚奶奶，然后是二爷、三爷家，最后是三叔和本家父辈的叔叔姑姑。第二天，妈妈领我到张村完小报到。张村是个较大村庄，约三百多户，千余口人。小学位于村东北角一个濶大的院落（没收的地主房产）里，分成里外两个大套院，共十几间教室，一间员工厨房，两间教员办公室兼宿舍。
所谓中心小学，就是张村乡所辖九个村庄（南北流满，南北北岩，东西高村，外加张村、吕汉、和无故）共用的国立完小，从一年级到高小毕业，一至四年级为初小，五六年级算高小。高小毕业考初中，录取者去县城，入读全县唯一的饶阳中学。 1957年夏，我从张村小学毕业，全班四十多同学，自带行李干粮，步行去县城中考，结果只有十来人上榜。筛选之严，跟古代科举类似，此是后话。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