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铁军
声明：八十多岁老人，回忆自己七岁对天津的印象，困难不少。首先，当时年龄小，涉事浅，对世态炎凉似懂非懂，难以理解深透；其次，年代久远，印象模糊，人名地名和事情细节多已淡忘；第三，随着代变迁与城市重建，如今老街道已面目全非，就算旧地重游，也找不回当年的印象了。好在，有长居天津的亲友帮忙，尽力拼凑，大致描绘出一个概貌。细节未必准确，甚至可能张冠李戴，但能大体再现五十年代初到大跃进前后，一家个体工商户的生存概貌。至于代表性多大，见仁见智。在此郑重声明：所有描写与议论，仅限于我个人现在的认知，谬误不妥之处，概由我自己负责。
二次入津，停留半年
上文说到母亲领我去本村学校报到，小学校长刘广军，收下我的转学信，让我插班到二年级。教室里没有课桌，学生排排坐马扎，爬在自家带来的木凳上写字。老师说，一至四年级都没桌凳，只有五六年级的高小生，才配备桌凳。当时，全国小学教材统一，教学进度也差不多，所以我很快适应了乡村学校。也许因为我学习努力，还讲天津味的普通话，受到班主任孔祥宗老师好评，后来，还让我当了二年级的少先队大队长（俗称“三道杠”）。
转眼升三年级，我逐渐习惯农村环境，也学会拾柴打草，喂猪放羊，干辅助性农活，其中的勤劳汗水和辛酸，自不待言。 1954年冬，父亲回饶阳探亲，又开始动念，还想把家迁到天津。春节后，全家四口携带行李包裹，乘马车赶到北面二十多公里的肃宁县城，住进一家小店。第二天清晨，爬上一辆国营运输公司的敞篷卡车，沿砂石路开往天津。下午，从天津客站改乘三轮车，到了北马路的理发馆，暂时挤在我曾经住过的那间小阁楼上。从第二天开始，父亲就物色出租房，最后在西关街一条胡同里，租到一间比较满意的民房。房子座东朝西，大小适中，窗明几净，家具齐备，有了家的感觉。
父亲回内蒙之后，母亲开始计划如何在天津谋生。虽然父亲每月汇款四五十元，但天津开销大，连倒垃圾也要缴费。经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与公私合营等政治运动，天津的经济状况没好转，物价跟五零年相比，明显上涨。母亲打算学缝纫技术，自己创业或找份工作，但又怕耽误我跟弟弟的教育，毕竟，挣钱跟理家难以兼顾。另外，我进西关小学的插班申请，也遇到麻烦。学校刚改制，秋季新学期才接受插班生。我不得不暂时休学，在家跟妈妈自学。除了学习课本知识，还给弟弟念小人书，教他识字。每天晚饭后，一听到书贩子的摇铃声，我俩就跑到胡同口，去翻看他的书摊，以旧换新，乐此不疲。
有天下午，妈妈让我提上鉄壶，到胡同口的茶馆去打开水。我刚出大院，呼啦跑出四五个男孩，围住我就拳打脚踢，把我打翻在地，水壶扔出老远。吵闹声惊动几位邻居大妈，纷纷跑出来，喝退施暴者，把我扶起来安慰。我不知怎么感谢才好，就问她们：“这帮人为啥打我？” 有位和蔼的中年大妈，边拍打我身上的尘土，边说：“也不为啥。一帮胡同串子，欺生呗。他们听你外地口音，又穿农村大棉裤，跟他们不一样。以后小心吧，离他们远点！” 这事说明，农村来的孩子，要想融入天津市民的胡同文化，并不容易。
总之，众多不确定因素，迫使母亲打消在天津安家的念头，但坚定了她学缝纫的决心。经过跟父亲书信协商，最后决定：先把我们俩送回饶阳，我去东万艾村大舅家住，弟弟继续在张村跟着奶奶，母亲回天津全职学习。母亲经过一年培训，于1955年回张村跟我们团聚。父亲在天津买了台德国《飞人》牌缝纫机，托运回张村，母亲成为全乡第一个缝纫专业户。由于她做工精细，收费低廉，口碑相传，很快建起人脉关系。有了母亲的现金收入，奶奶对我们的态度有所改变，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此后，父亲于1956年冬回到饶阳，跟妈妈正式离婚，在呼和浩特另结新欢。按协议，父亲每月给我们兄弟十元抚养费（每人五元）。 1957年，我考入中学，开始住校。大跃进导致经济快速恶化，1958年冬天，公共食堂解散，饥饿开始笼罩城乡。中学的伙食数量减少，质量降低，菜汤里连个油花也看不见，夜里常常饿得睡不着。另外，奶奶坚决反对我念中学，坚持让我退学，一边干农活，一边跟学理发，像三叔一样，赶集挣钱。她说：“十五六的大小伙子了，还念哪门子书？” 母亲在村里有名的贤惠，从来不跟长辈顶嘴，但在我念书这件事上，她决定不再忍让，坚定地反驳说：“如果孩子考不上，你们让他干啥活儿我都不反对。如今他考上中学了，我就算讨吃要饭，也得供他念书。你们要是反对他上学，我们就搬到东万艾姥姥家去住。” 就这样，为了上学和吃饱，我们母子三人，搬到合方公社的东万艾村。那里离县城四公里，我改为走读，每天过两次滹沱河。那时没桥，西万艾村头有个免费小渡船，碰到没人撑船的时候，我就脱下衣服塞进书包，栓在头顶，慢慢淌水过河。碰到深水区，还得游十来米。幸亏，万艾村地处饶阳泄洪区，每年秋季被水围困，我常跟村里男孩玩水，学会了游泳，所以妈妈放心我自己过河。
回头再说，二次去天津的那半年，虽然没住大姑家，但相距不远，经常去理发馆玩耍，能感觉出，他们的处境逐渐恶化。运动一个接一个，理发馆已经公私合营，国家占股份大头，店主占小头。姑夫名义上还是经理，但跟其他职工一样，仅靠薪水生活。按股分红的事，连问也不敢问。更难熬的是政治审查，和办各种学习班，反复交代过去的经历：是否给国民党和日伪政权干过事？有没有迫害过共产党人，是否虐待过员工？坑害过顾客？等等。其实，姑父非但没迫害过中共党员，反而救过共产党员蒋运华的命。当时蒋被日本人追捕，姑父冒险把藏匿起来，躲过一劫，但这些好事，并没有减轻他的政治压力。除了交代历史，还得唾面自干，写稿子自我批判，其实真正罪名，也就是当了个小老板而已。每到政治运动来临，更是提心掉胆，虽然本人没被拘留过，但参加过许多批判会，见证过逮捕判刑，所以时刻胆战心惊，夹着尾巴做人。
政治经济双重压力下，大姑患上抑郁症，开始重度失眠，偶发性神经错乱。于是到处求医问药，记得有个偏方是吃桐油炸鸡蛋，妈妈还帮她做过几次。看样子跟油煎荷包蛋一样，但桐油味苦涩，让人恶心反胃、便秘，能导致慢性中毒，让她受了不少罪。大女儿玉荣已到入学年龄， 二女儿玉环满地乱跑，儿子玉根（1953年生）聪明伶俐，刚会走路。
即便在日子艰难，孩子们不懂大人的烦恼，仍然天真烂漫，无忧无虑。记得有段时间，我们几个孩子，老爱往姨奶奶家凑热闹。姨奶奶是大姑
（玉荣和玉环小表妹）
的亲姨，我奶奶的亲姐。抗战前从饶阳大尹村到天津谋生，经营过家庭作坊。后来，老姨夫去世早，她年轻守寡，体弱多病，咳嗽不止，带一双儿女，靠手摇纺车，给纺织厂“合线”（把单股细线，合纺成多股粗线）谋生。手工操作，收入微薄，除了供儿子（点儿叔）上学，所剩无几。慧姑跟我同岁，聪明活泼善良，自然是我们这群孩子的头儿。
那时，天津居民区的供水管道，还没铺设到大杂院的普通住户，许多居民，得自己得到胡同口的自来水站挑水。晚饭后，我们五个孩子手牵手，慧姑左手拉着玉荣、玉环，右手拉着我跟弟弟瑞军，在路灯幽暗的大小胡同里，慢慢遛弯。我们一边看街坊邻居打水，一边唱天津儿歌：“ 天长了，夜短了， 老鼠大哥在家吗？不在家，上哪儿啦？ 上街买油条啦…….” 她领唱一句，我们就跟着重复一句，担水的街坊邻居，看着我们一群孩子，都哈哈大笑。那是我天津记忆中，最为美好的时光。
再往后，点儿叔进了工厂，慧姑学了英文，在中学当老师。她跟同院青年才俊李英儒（后任轻工业局领导干部）喜结连理，生活显著改善。他们的两个女儿，也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此为后话。
大姑一家，身世沉浮
再说大跃进的1958年，我在饶中读初二，很多时间学工学农，烧水泥，炼钢铁。一天放学回村，妈妈告诉我一个坏消息：“你大姑全家被从天津扫地出门，下放回到饶阳老家啦。” 具体原因是什么？母亲也说不清，估计跟政治运动有关。我一直稀里糊涂，每次问及大姑和姑父，他们都说 “运气不好，遇到坏人，上当受骗，连楼房也丢了”，似有难言之隐。李泉盛一家下放回乡的消息，招来不少议论。有的说，好像没有官方的遣送手续，应该属于自愿回乡，还给他们保留着城镇户口跟商品粮哪。也有人说，反正丢了天津的洋楼，也没任何补偿，算是破产返乡吧，只能能从头再创业啦。但丢了天津户口，再想恢复，可就难了！
更糟糕的是，老家没房没地，已经失去安身立命的根基，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听说那天下午，一家人从大尹村下汽车（尹村开始有天津班车），往南五里地，穿过留名佛跟无故，走到张村老家，坐在树下歇脚，也不敢进老家的大门。大姑拜托一个乡亲，去奶奶家探口气，看能否暂住几天，歇歇脚，再考虑去草庐还是县城？没想到奶奶跟三叔，一口回绝，让他们赶紧去草庐村。
要说拒绝的理由，当然也挺充分：土地农具都已归公，人人都靠工分吃饭。大姑一家基本没劳力，怎么挣全家口粮？那不得拖累两家人都挨饿吗？母亲为此叹口气，说：“想当年，你奶奶跟三叔可是多次去天津，常住大姑家，待若上宾。你三叔理发，还不是在天津学的？如今，大人孩子落难求助，够可怜的了。就算不能长期收留，还不能请他们进门歇歇脚，吃顿饭吗？就得这么无情无义？真像俗话说的‘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吗？”
据围观乡亲传说，当时，一家老小抹着眼泪，离开张村，继续往南，穿过吕汉和南刘庄，走到草庐，在李姓本家帮助下，勉强对付了几天。大姑跑县城和城关公社，申请到一个开理发馆的营业许可，在县城东街跟大礼堂交汇的丁字路口，租了一个座西朝东的邻街铺面，后面是两间卧室加厨房，大姑还让我给写了个《城关理发馆》的木板招牌。就这样，仅有一个皮转椅的理发馆，在县城开了张。因为不少饶阳人去天津学过理发，李泉盛在饶阳小有名气。加上地段好，县城每隔两天有一次集市，人气比较旺，生意还可以，尽管收费标准没法跟天津相比。
不幸的是，经过一番大折腾，姑父明显变老，开始体弱多病，经常卧床不起。曾经住过县医院，但条件差，再怎末打针吃药，也难挽救他的寿命。勉强拖到冬天，终于含恨而逝。后事简单匆忙，大姑也没通知亲友，包括程家在内，没人知道。棺木拉到草庐村公墓，草草安葬。几天后我听到消息，急忙从学校跑到理发馆，去安慰大姑跟三个弟妹。大姑说，你姑父临终前，有过回光返照。那天晚上，他突然挣扎着，从病塌站起身，泪流满面，伸出双手，对天呼叫。说他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上对得起祖宗神灵，下对得起后辈乡亲。可是上天不明，世道不公，让他家遭遇灭顶之灾！不管死后上九天还是下地狱，我李泉盛都发誓，一定要讨回公道！随后，大姑劝他息怒，扶他躺下，喝水吃药，依然喘息不止，到后半夜就撒手而去。
姑父辞世 大姑改嫁
姑父去世后，大姑发愁怎么抚养三个孩子。经亲友劝说和反复思考，她最终选择了改嫁。恰好本乡张池村荣誉军人张长起是个单身，解放战争中受过伤，右腿高位截肢，享受荣军待遇。他为人正直，勤劳能干，人缘口碑好。经媒人介绍，双方同意结婚。大姑提起两任丈夫，自我调侃说：“前半生嫁给胖子，后半生嫁给瘸子。看来我就这命，不认不行。” 写到此处，想比较一个中西文化的差别。在西方，无论谈话还是写作，绝对不能拿别人的生理特征或缺陷起名，更禁止开玩笑，那是天大的忌讳，甚至犯法。但中国传统则不然，什么刘罗锅，王麻子，韩秃子，郭瞎子，李胖子，张瘸子，谢大脚，等等，随便叫，不但代替大名，甚至做为商业招牌，堂而皇之申请专利，比如谢大脚超市，王麻子刀剪。你要硬说拿别人的生理特征起名，一定有贬损和歧视，我看也不一定。许多情况下，反而有亲近感。起码在大姑跟我本人的心目中，胖子跟瘸子，没有任何贬义在内。
就这样，大姑带着三个孩子，搬到张弛村的新家。婚后，家庭关系和谐，孩子们都受到良好教育。张池地处滹沱河套，生产条件不好，但身为荣军的姑父，有固定的荣军补助，加上各种优惠，生活过得去，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到改革开放年代，孩子们长大成人，个个创业有成，开始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
长女玉荣跟本村青年维子结婚，生活美满，生有一子。可惜她本人因车祸早亡。次女玉环，中学毕业到城关供销社就业，后转为县政府公务员，跟县委干部索国壮结婚，生活安稳，两个儿子事业有成。儿子玉根，聪明能干，自学电视安装。后来参军在天津服役，罹患肝癌，不幸中的万幸是，肝脏移植非常成功，至今体魄健康，什么活儿都能干。大姑再婚之后，又生一男二女，儿子玉潭，大女儿玉玲，小女儿玉晴， 也都事业顺利，各自建了美满家庭。我曾开玩笑说，你们兄弟姐妹后来的顺利成功，应该归功于两个父亲：养父有红色家庭背景，为你们争取了较好机会；生父则有前世阴德与生命磁场，冥冥之中，护佑你们事业顺利，家庭幸福美满。
张姓姑父和大姑都活到八九十岁高龄，自然终老，没有受罪，儿孙们都尽了孝道，在村里传为美谈。行笔至此，顺便说说大姑去世前的一件事，就是津失去的那栋物业楼房，还有没有找回产权或获得补偿的可能性？
这件事，还得从八九十年代说起，1978年，我从饶阳县文化馆考研，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读硕士，1981年论文答辩，南开大学经济系主任滕维藻和熊性美两位教授，曾任我的答辩委员。做为南开经济系的台柱子和全国著名经济学家，他俩的学生遍布中央各部委，天津和全国高校。我留美读博的时候，在纽约接待过他们，跟他们提起过大姑家在天津的那栋楼房（当时还没拆迁），问他们是否知道国家政策？他们对此事很关心，专门问过发改委的学生。回答说有文件规定：如果当事人有原始材料，而且涉及海外关系，符合归还条件者，可以优先审批。这个政策出台，显然是为了吸引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的投资。
他们问我，没收楼房和遣送农村，有没有正式手续？要是有，请尽快复印并寄给他们，当时正在胡耀邦主持下落实各项政策，收容遣送和资产充公是重点，估计难度不会很大。我如实相告，没有正式手续。因为大姑精神不正常，当时稀里糊涂。滕教授说，那就需要多找知情人开证明信，甚至要去天津查找档案资料，得费点时间。我说，让我先跟大姑的孩子们商量一下。
不久，我去饶阳探亲，见到玉环跟国壮夫妇，提及天津楼房的事情，问她要不要跟大姑探探口气？玉环急忙摇头，果断谢绝，坚定地说， “铁军哥，千万可别跟俺娘提这件事。她后半辈好不容易过上安稳日子，如果旧事重提，肯定又要勾起她的心病，那咱们可就热闹了。我看，天津楼房事小，打破众人的安宁事大。” 我觉得，玉环的话有道理，从此再没提起这事。
后来，我退休回到加州，定居在旧金山湾区，跟瑞军、玉根、慧姑、玉环等亲友，都建了微信群，免不了提及天津往事。玉根谈起给生父李泉盛上坟烧纸的事情，我很感动，觉得应该给老人立块石碑，以表怀念。他表示赞成，很快选购了石料，邀请李英儒姑父撰写碑文 “白手起家，倾心经营津门理发馆；仗义疏财，全力资助燕赵众乡亲”，由玉根和子女们隆重安置在姑父的墓前（见照片）。
（2025年清明节，众子女给生父李泉盛立碑纪念）
那天正是2025年清明节，我跟老伴儿正在饶阳探亲访友，瑞军跟玉根都说，今年清明有忌讳，人过七十不上坟，所以，我们连给母亲上坟，也提前了两天。尽管未能亲临，但我的心目中，还是惦记老姑父的那块墓碑。当听到草庐方向传来扫墓鞭炮声的时候，我双手合十，心中默默祈祷：“姑父安息吧！您的冤屈已获历史昭雪。子孙后代们，将永远牢记您的恩德与仁慈！”
初稿：2026年春节
定稿：2026年4月13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