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脸书 2026-7-9 | 转自 新世纪

叹为观止的集权事功

中国大规模植树工作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自1978年以来，该国在其绿墙倡议下种植了约660亿棵树，这是一个旨在减缓戈壁和塔克拉马干沙漠在中国北部蔓延的长期项目。

根据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的一项新研究，卫星观测显示，这些种植的森林的叶子树冠扩张速度比附近的天然森林快66%。研究人员将快速生长归因于年轻的树木、积极的森林管理、使用快速生长的物种、战略间距以及与周围植被的竞争减少。

 

一、红旗渠之治水事功极致

以人力兴大工程，原是一种「大河文明」，从几千年前古埃及和金字塔就开始了，或它也可称为一种「治水社会」之功效。

易兴大事功也易生大灾难，应是“治水社会”衍生的一个特征，我从美国生物学家贾德戴蒙着《崩溃》一书中，看到非常贴近的描述，他分析道：中国海岸线平直，无大型半岛，主要河流由西向东、平行排列，利于“大一统”，因此早在公元前221年，核心疆域的统一局面就压倒分裂，这也使得统治者可以在广大的疆域内，随意改弦更张，事情不是更好就是更糟，常常在须臾之间。

在中国，这套事功的典范即那条“红旗渠”，真乃古今中外也找不到这么完美的一个“治水社会”，且出现在二十世纪，一九七五年我在豫北跑农村，跑得最勤的地方，是安阳（彰德府）西部最缺水的太行山区林县，“红旗渠”如一条青龙缠绕太行峭壁，乃是文革期间全中国最惊人的水利事功，非常难得而生动的一个“治水社会”标本。

林县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山地面积占70%，所谓“七山二岭一分田”。这里的太行山余脉，皆自西向东倾斜，地质构造犹如漏斗，留不住水，几条过境河，才露出头就都流走了。明朝以来五百多年间，大旱104次，民众皆往山西逃难，吕梁山一带多有“林移村”。对付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自古松散、官府不达县以下的中国民间社会，自是无可奈何。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管辖过于广阔而无效率，不能具体而微，后来“蒋介石及国民党因抗战而替新中国造成一种高层机构，毛泽东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种新的底层机构”，这个理论在林县被应证得淋漓尽致。五四年派来的县委书记杨贵，受“大跃进”氛围激励，萌发从山西引水的“狂想”，并锁定漳水，即《西门豹治邺》中提到的“河伯娶妇”的那条千古闻名之河。

“红旗渠”开凿于文革时代，乃是可以跟山西大寨媲美的一个奇观，实际上超越大寨。周恩来曾不无自豪地告诉国际上：“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但是对这个奇迹，至今没有一个到位的解读。其实杨贵以旷古未有的“底层机构”制度（党），组织十万农民，一锤一铆地削平一千多个山头，打通两百多个隧洞，在太行山的岩壁上，开凿长达1500公里的引漳入林工程，与其说它跟玛雅金字塔和复活节岛石像一样叹为观止，倒不如说它奇迹般地把“治水社会”重演一次在现代中国。

红旗渠是“政治决策”，所以才会干枯。戴蒙在《崩溃》中写道：中国淡水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拥有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南北悬殊，北方仅为南方的五分之一。尤其农业灌溉三分之二靠地下水，含水层正在慢慢枯竭。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断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至今河水仍在被不停地抽取，因此断流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从1972年到1997年这25年间，有二十年的时间黄河下游出现断流，而断流天数也从1988年的10天增加到1997年的230天，甚至在潮湿的南方，如果遇到干旱季节，长江和珠江也会断流，从而影响航行……。

二、鬼推磨：两亿廉价劳动力

近三十几年，中国有两亿廉价劳动力拼命工作，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大概要等一百年后，才看得比较清楚。

这么庞大的物质生产，财富创造，只获得了维持一个腐败专制政权那么一点意义；或者仅仅令一种粗糙的“国家主义”（从政治控制到经济干预）在如此巨大的一个社会中得以实验且极为成功，又因为自由经济乏力困顿，这样一种解释，令我实在不甘心。

一日偶读《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那位天才型的以色列青年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两本畅销书之一，他阐述“农业革命”在人类演进中的意义，解析人类摆脱250万年的采集狩猎阶段之后，开始驯化植物、饲养畜牲——关于农业对人类的重大意义，论述甚广，我记得《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中，详述农业带来定居、专职精英、士兵、征服等等，赫拉利也作如是观，说农业正是未来大规模政治和制度的基础，他写道：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是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

“仓廪足而知荣辱”，在“全球化”的今天获得新的含义。中国巨大的社会劳动，在东方比较保守落后的社会里进行，不仅制造了极少数权贵阶层，它也意外地令比较开放、自由的西方社会，得以更闲暇地专注精神、价值层面的嬗变和提升。这个星球的确分成两半：有几亿人勤劳并注定拼命使用肌肉而不太劳烦精神，而另外几亿人尽可以腾出精力玩得更高级一些——世界原本就是这么分工的，在吃不饱的饥饿时代（肠胃优先）是跑不出“同志”来的。

很有趣的非预期现象：六十年代在西方，自由主义、民权运动、社会福利等价值提升，恰恰造就了他们八十年代后的经济低迷，仿佛预先为后“六四”的中国几亿廉价劳动力出场，预备好了市场和购买力。所以，西方福利社会运作的条件之一，是东方必须出现一场庞大的物质生产运动，并且是维持低劳保、低工资、低人权的，否则不可能形成，而西方经济也会崩溃，因为资本的铁律是剩余价值，它兼顾“美国优先”和“中国模式”的衬底，克林顿时代将贸易与人权脱钩，是“符合”资本性格的行为。

另一个未明的机制是，价值嬗变抑或提升的肇因，究为痛苦还是愉悦？或两者兼顾？将生物学引入人文领域乃当下时髦，物种的自私倾向甚至是存活选择决定的，是基因的规定，所以利它的价值提升（文明基本含义），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趋势）倾向。但是我们可以窥见，六十年代西方的价值嬗变，其总趋势是符合基因选择的，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强烈抬头，但是女性觉醒、女性主义兴起的直接后果，是核心家庭的解体，它导致了离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单亲家庭普遍、子女孤单等一系列问题。

但是另一个非预期后果，是单身孤独的寂寞，可能导致社会对同性恋容忍度扩大，竟意外地使少数的同性权利得到普及，这在社会仍然以婚姻家庭为风气的保守氛围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却是，同性风气又进一步解构传统家庭，同时由于生育的替代需求，而推动试管婴儿、无性繁殖技术的精进。所以，女性撤离家庭的后果，其实是传统生殖功能的衰减，直接危及人类物种的首选：繁衍后代。

然而也不尽然。 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七十亿大关，早已超出地球负荷而成一大危机，其中出生率上升和寿命延长是两大因素，与此同时，历史上造成人口锐减的战争和饥饿两大因素，也消停了近七十年，导致大自然平衡的“马尔萨斯灾难”失效。

可是另一种神秘机制，又悄悄地进行新的人口填补。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因为富裕而不振；反而是伊斯兰文明圈内人口激增，天主教拉丁语的南美洲出生率上升，呈现出来的吊诡是，制度好保障人权的地区人口下降，坏制度失败国家却大量繁殖。这里提供的结论是，人权保障个人主义上升的非预期效果，居然是节制生育的。 “人口之最”的中国计划生育颇具成效，在这里是个特例，但是恶果严重，导致中国劳动力萎缩。

三、我们有过一部赶超史

集权既「举国体制」，在中国最早的事功是体育。

球赛在中国是政治物件，如毛泽东跟西方的媾和，是从乒乓球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绝大部分门类的艺术，独尊京剧，搭配体育，跳起寂寞的双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会儿还没体育，所以它能在两千年之后溜号？这竟然构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有染「红都女皇」江青，成为文革后期脍炙人口的黄段子。

新中国的体育，是一枚「雪耻」的温度计。中国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耻辱造的孽，委实延续出一段新中国续篇，或可称一部《「东亚病夫」摘帽记》，却丝毫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要知道，「东亚病夫」这四个字构成的耻辱，藏在历史记忆并不深远处，却控制着近代以来华夏民族的潜意识。这个词的出现，最早据说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上，乃西人泛指「落后国家」，其意与「个人体魄」原本无关；却是我们的「如椽大笔」梁启超，1903年发表〈新民说〉，首次用它来说国人；1904年曾朴用它作笔名，开始发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体质虚弱相联系。显然，这是国人给自己扣的一顶帽子。

「解放后」，中国要出「东亚病夫」这口恶气，所以前十七年的国家体委主任是元帅级的贺龙，他同时兼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掌兵权的管体育，可见其功能。但中央领导人对足球赛都很情绪化；六四年国家队输给巴基斯坦，贺龙一怒之下竟将其解散；八一足球队出征前，外长陈毅（也是元帅级）对队员说：你们要赢巴西队，「我陈毅就给你们磕头!」邓小平要看电视转播足球赛，下令中央电视台晚间八点不准插播新闻；九〇年亚运会中国输给泰国，邓竟打电话责问万里：「怎么搞的，我们这么个大国连泰国都打不过啦？！」

政客（国家领袖）不一样，中国球迷跟英国球迷绝对不是一个种类。北京学生闹事之前，早有球迷闹事；中国政治危机的先声来自球场，只是没人读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五一九」球迷骚乱，我们不妨把它当一个起始点，生发出两条平行的轨迹：一条是从这绿茵地，延伸到几年后的天安门广场，空间变得更阔大，模式则从球迷骚乱转变为街头政治抗议；另一条则是衔接到「鸟巢」，空间没有广场阔大，但是「雪耻」的含义浓烈到了顶点，几近凯旋式。

用电视对民众灌输爱国主义之滥情是中国电视的一贯作法。 1961年4月，使电视和乒乓球同时在中国暴得大名的一场国际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至今令中国人记忆犹新，整个所谓「祖国话语」都是在那时被植进心灵的——庄则栋的勇猛、李富荣的稳键、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杀星野、丘钟惠绝境一球扳成女单冠军等，这些仿佛是命运的决战，当年都让中国人如醉如狂。

北京当时约有一万架电视机，几乎每架之前都拥挤着几百人。 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中国囊括了全世界七项冠军，一时仿佛「拔剑四顾心茫然」，老百姓开始对乒乓「小球」没兴趣了，中国的乒乓球也由此从顶峰跌落。

同一时期，中国人正为他们的「大球」苦恼。足球不争气，连亚洲都冲不出去，让球迷们痛苦万分，电视台每转播一次都要闹事。突然，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夺得第一个中国大球冠军，此后又「二连冠」、「三连冠」，成了民族英雄。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争夺「四连冠」，最后一局即将决出胜负时，实况转播突然转为「新闻联播」，观众勃然大怒，怨声四起。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新闻专题，同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关键一战转播时间冲突，中央批准把时段让给球迷。

1981年乃中国人的体育年。 3月20日，中央台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实况转播世界杯排球赛亚洲预选赛，中国男排反败为胜，击败南韩获小组冠军，电视转播之后，北大、复旦、科大学生立即在校园游行，高呼「振兴中华」——这个八○年代最煽情的口号，便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所引发的民间产物。那天还有人跑到复兴门广播大楼门前高呼「中央电视台万岁」。

北京要把2008奥运办成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美国作家夏伟（Orville Schell）在美国《新闻周刊》的点评，便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什为透彻：「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这个精心设计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线可寻，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重返制作《河殇》时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给了我第一个灵感：哦，我们中国人原来有「输不起」情结。

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河殇》这个著名的开头，灵感就来自「五一九」的工体骚乱。

但是，「新中国」的赶超意识，就是一种竞技，是要跟西方（国际）比快慢、高低、胜负、优劣，在所有的领域里比试；体育是第一利器，岂能逃脱？所以，它是由一个元帅主管的、半军事化的、「从娃娃抓起」的、「一条龙」的、仗着人口基数大「万里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训练模式的、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总之，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一支「雪耻」军队，战略目标是用最短时间，冲到世界第一。这个战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泽东的「赶英超美」，后来又直接成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这种「赶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驱使，也被枭雄玩于股掌之上，不仅在五○年代闹了一场荒唐的「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更在「开放时代」被来自西方的资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趋偏狭愚昧。凡此种种，令晚近中国二三十年，弥漫着憎羡交织的人格分裂氛围，摘除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四、中国五步“支配世界”

麦金德《陆权论》：谁控制了中亚腹地，就控制了世界岛，也就能控制了世界。

马汉《海权论》：制海权对于一国力量最重要，海洋航线带来巨大商业利益，保有强大舰队、商场、港口才有此一利益。

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说：地缘战略地区和资源富集地区，都是“可争夺地带”。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西方有上述三大著名地缘政治学说，也是冷战时期的战略依据，最近忽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斯蒂芬•班农，拿去诠释一番，2019年3月13日他在日本，发表了一个演讲，矛头直指中国。他说在最近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讲话，另一个就是美国布朗大学的沃森中心做了个研究报告，结论是过去十七年美国的反恐战争总共耗费了5.6万亿美元，但是没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获得真正的胜利。班农极为苦恼：

“习的十九大报告，长达三个半小时，道出了他们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而西方对此根本没有人关注。中国领导层的计划有五个方面，他们基本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实际上会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

“第一是2025计划，这是中国领导层几年前提出的一项战略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

“第二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每当我在美国各地谈到此事时，他们都说，哦，哦，班农，你错了，你错了，中国人从来都不是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他们其实是地缘政治的扩张主义者。”

原来西方三大地缘政治学说，被北京活学活用了，证据就是“一带一路”。班农说，“一路”就是中国从丝绸之路开始扩张，把中亚那些重要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用孔子重商主义的市场模式，把伊斯兰教政治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这不就是“陆权论”吗？不就是要控制“世界岛”吗？

中国人在波斯湾、吉布提、南中国海做什么，用海军、用港口控制世界岛屿，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连接起来。这是他们的“一带“，这不就是马汉的《海权论》吗？

所以“一带一路”，就是把麦金德和马汉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

班农说中国人控制南中国海，在那里造岛，实际上更加大胆，这不是斯皮克曼的理论吗？该理论是关于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把侵略者远拒国门之外，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让日本和美国无法发起大规模的入侵。

习近平讲的第三件事是5G网络。中国在这方面比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先进得多，如果他们赶在前面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将再一次在科技技术上占主导地位。

第四是金融技术。目前西方以及日本和美国等国尚且可以把它从世界资本市场上踢出去，对它的公司实行真正的制裁，或者把它的银行从全球资金流中赶出去，或者将它的大银行隔离于全球资本市场之外。这是中国今天的一个弱点。但是5年、 7年或8年后，随着他们金融技术进步，这种可能性将会消失。

第五是开始用人民币，来作为汽油和所有石油产品的兑换货币，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也使美国在世界资本市场失去极大影响力。

这五大方面，便是中国领导人战略部署，到2030或2035年，他们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也就是说，十五年后，他们将成为世界霸权。

西方根本无人注意北京的这个大动作；

西方还会有人记得邓小平“韬光养晦”那四个字？

海派江泽民渴求入世的低三下四，也早已被人忘得一干二净。

五、中国由盛转衰

廉价劳力，是中国起飞的诀窍，这是北京的一项“专制红利”，由中共打造，西方资本主义艳羡而不得，然而也不要眼红，因为“中国由盛转衰只需3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针对中国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展开一项研究，得出这个结论，它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然后到2060年左右会再被美国赶超。中国生育率仍远低于其更替水平，这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开始萎缩。中国15岁至60岁群体的人数在2012年开始下滑，预计还会进一步降低。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劳动力将下降约四分之一。到21世纪30年代左右，中国经济必然赶超美国，但在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增长将开始减速。

中国目前最大的对手，是东南亚与印度的约二十亿“农民工”，他们比中国农民​​工更廉价、更年轻、素质更高，很大一部分能说英语。在马来西亚，一个二十来岁高中毕业的印尼籍佣月工资不到1200马币，即不足2000元人民币，英语流利的菲佣月工资在2500元人民币左右。周边国家年轻劳动力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与中国农民工一样，马国无需负担他们福利；而且，这些国家没有严密的网络防火墙，包括越南在内，所有东南亚国家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随便上；这些国家“民主宪政”不是敏感词，没有那么频繁的删贴封号；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不管好歹都得靠竞选上台，连缅甸都“选举”了。

整个地球当前只需要五亿人从事低端制造业。一旦东南亚与印度二十来亿人口中，有四五亿人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国的产业向外转移将势不可挡。由于中国的劳动法、驱赶大城市低端人口、一刀切的环保风暴、高税收、产权人权保障不力、各种运动式执法、土地垄断导致的社会综合成本上升等等因素，将加速中国产业外迁的速度，而使失业风暴更加猛烈。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