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民国百年

蒋一向对亲情抹不开情面，比如对夫人宋美龄以及对姻亲之宋家、孔家；有时亦常常会对自己的学生抹不开情面，比如对那些始终效忠于他的黄埔学生，包括那些曾经动摇过的学生。他对友情也有些抹不开情面，比如对张学良。只因张在国家统一及平定内乱等问题上帮过他的忙，两个人换过帖子，于是蒋介石明明知道张学良有“通共”的事实也视而不见，直至酿成西安事变也未见其能完全抛弃旧情。

还在1936年1月，张学良就已经在陕北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洛川秘密会见了中共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李克农。从那时起，张学良就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目前已知保存在北京中共中央档案馆里双方通过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红一方面军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的来往电报，就有十几份。由于有了这种频繁的接洽，双方开始有了互信。进而也就有了4月9日夜与5月12日夜间张学良与周恩来两次延安秘密会谈。事实上，从5月以后，张学良已经与中共秘密结盟了。     过去长期以为蒋对张暗通中共的情况并不了解。台北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公开后，人们才发觉，原来早在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二次洛川会谈之后蒋就已经得到消息了。

据大溪档案所存当年戴笠上报蒋介石的一份报告记载，还在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复兴社分子刘宗汉就将李克农来洛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了戴笠。报告除对张学良两次见李的情况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十分详尽，对照相关的中共档案，可知所说十分准确。

戴笠得此报告“除急电饬西北工作人员严密侦查，随时报告外”，马上向蒋做了报告。

戴的报告同时还“附呈六十七军张贴之赤匪宣传品一纸”，内容是“铅印新闻纸单面《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洛川军部附近公开张贴“八一宣言”，亦可见当时红军对东北军工作之深入。然而，对如此重要的情报，蒋介石竟不予重视，报告原件未做任何批复即被存档了事。

有关张学良秘密与中共会面之事，这时已不只是被东北军内部复兴社分子侦知，阎锡山也早就得到了消息。3月29日，即红军东征山西一个多月之后，据徐永昌当天日记记载：“晚八时张汗卿来电云拟助晋剿匪，如以来晋为妥者，可否上风陵渡过河云云。阎先生大怒，以为必无好意，且悔恨运城之部不该北调。（赵）星如谓共匪渡河决为张主使。阎先生亦言曾闻之郭增恺（杨虎臣亲信），张汗卿去冬某日在陕北与毛彭约晤等等，举室惶扰。”

所谓张与毛彭约晤，自然不是事实，但阎锡山在这里所讲的“去冬”指的是阴历，1936年阴历年为1月24日，估计阎锡山这里所提到的其实应当是张学良与李克农1月20日第一次在陕北洛川的会谈，只是中间人大概也是听闻，不清楚中共方面来的什么人罢了。但杨虎城的人既然都已经探得消息，并广为传播，可知张学良暗通中共的情况在当时就不是什么秘密。

就国民党而言，凡有“通共”行为者，一经发现，通常处罚极严，罪可杀头。不过，这也只是针对一般人员来说的，对一些地方长官或高级将领则经常是网开一面。

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军队相当部分还是由各地军阀武装改编拼凑来的，蒋介石对多数地方军阀缺少有效的管辖权，不得不较多地依靠笼络地方军阀才能在形式上将其军队归入自己麾下。因此，即使发现一些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被迫暗中与中共有过交涉甚或妥协，蒋往往也只是旁敲侧击，不好过于认真。

而对于张学良，蒋的态度就更特殊一些。因为自从易帜以来，蒋介石借助于张处颇多，张学良对蒋一向也十分敬服，双方私交较好。正是这种情况，使蒋在发现张学良有“通共”嫌疑后难下决断，甚至干脆就不大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