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老马 民国百年

1944年，存放美国的黄金转运印度加尔各答，陆续经驼峰航线空运回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随即于当年9月开始举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即储蓄人按当日牌价在银行存款法币，到期可以提取黄金。

1945年3月28日下午，财政部长俞鸿钧召集中央银行等各重要行、局的负责人，宣布从3月29日起，黄金储蓄价格从原来的每两两万元提为三万五千元。此时，重庆各银行已经打烊，第二天又是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照例各单位停止办公，所以财政部认为是不会出什么漏子的。但是，内部有人事先泄漏了消息，当晚，各银行、公司、企业、机关互相串通，连夜办理黄金储蓄业务。

有的单位因时间短促，筹不到现金，竟用空头支票、银行间互相流通的本票订货，一夜之间，售出黄金万余两。

第二天，这桩抢购黄金风潮一经新闻界揭露，轰动重庆。当局被迫宣布核查，结果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琨因泄漏消息被判刑三年半，中央信托局业务处经理王华因为局中女同事哭闹，大家合伙舞弊购买黄金事泄露，亦被判刑。另外一个被审判的主角是中央信托局经办黄金储蓄的主任戴仁文，他用公家存款购入黄金五十两。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王绍斋也被揪出判刑。

但是，时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杜月笙购入的黄金更多，事发后避往安徽屯溪。俞鸿钧的亲信秘书、大业公司经理李祖永在宣布加价的当天购入黄金三千三百两，在有关方面的庇护下，不予追究。中央信托局局长钟锷也是“从缓处理”。

由于此次黄金风潮，行政院长孔祥熙被迫辞职，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下令凡购买黄金存款的储户，一律“捐献”四成给国库。当时，“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共二百二十万两，国库得捐献八十二万两。有不少大户得到消息早将黄金提走，被迫捐献者多是中小储户，很多人血本无归，纷纷破产。对于这种巧取豪夺、不守信用的行径，美国的舆论给予了强烈的抨击。为挽回民心，国民政府于1945年6月停止黄金储蓄，并禁止黄金自由买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和美军剩余物资，价值达一百亿美元以上，又将实际为一比二十五的法币对伪中储券比价改为一比二百五十，捞取了不少于一百亿美元的不义之财，大量回笼了货币。宋子文组织黄金价格评定委员会，逐日公布买卖价格，指定中国银行在重庆买卖黄金。到1946年2月28日止，共买入六十八万余两，卖出二十二万余两。

然而，一时得到平抑的物价仅维持了短暂的时间，又呈现急速上涨的势头。社会游资纷纷转入流通领域，大肆抢购物资，囤积居奇，逐渐形成了投机风潮。美国顾问杨格向宋子文建议，向社会大量抛售黄金现货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1946年3月4日，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出售黄金。

中行总裁贝祖诒、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选择了三家金号，即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和两家银楼方九霞昌记及杨庆和发记作为抛售黄金的代理人，以两种方式向市面抛售黄金。一是明配，每天上午十点，由业务局公布牌价，上述五家金号、银楼申请当日购进的黄金数量，由央行配给，下午收市后，各配售金号、银楼将价款上交国库；二是暗售，当时市场抢购黄金之风甚烈，明配的黄金总是不敷需求，于是有黑市的产生，中行就按最高黑市价格委托上述几家金号、银楼向市场抛出大量金条，以压制黑市。当时五家金号、银楼的总资本为六千七百七十万元，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黄金停售为止，共售出黄金八百五十万两，以1946年3月每两平均价一百五十六万计算，值十三万二千六百亿元。

詹莲生是上海金业同业工会主席、同丰余经理，他是抛售黄金的主办者，其余四家的配售、暗售额均由他决定。每天中行决定牌价后，林凤苞、杨安仁就用专线电话通知詹，詹就这样操纵了市价，上下其手。詹莲生还捞到改铸金条的肥差，当时中行库存金条都是四百两一块，市面上出售的是十两一条，贝祖诒就以每条三分的火耗委托詹莲生改铸。据詹自己后来承认，每天可得二百四十两火耗，总共得了八万六千两之多，自然少不了有关当权者的好处。詹在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的一年中，总共经销四百五十万两黄金，除了火耗，还有三分的利润，又得了十三万五千两左右，赚进巨额黑钱是可以想见的。

原来，同丰余的后台老板是徐补荪，他才是上海金业中的真正老大。詹莲生和贝祖诒是苏州同乡，又是亲戚，贝祖诒是宋子文的亲信，宋担任行政院长后，又任命贝为中央银行总裁。林凤苞、杨安仁则是贝任职中国银行时的亲信。他们上下其手，沆瀣一气，结成了一张关系网，在黄金抛售中翻云覆雨，从而直接引发了黄金风潮。

从1946年3月开始抛售黄金后，直到6月，价格波动不大。

到了1947年1月中旬，上海中央银行国库库存金块终于售罄，宋子文命令用运输机将重庆库存的厂条也运来抛售，市面见渝条出现，知道国库黄金已临枯竭，更加疯狂地抢购，价格攀升到五百三十三万元，宋、贝见形势不妙，于2月8日下令停止暗售。暗售一停止，黑市无人压制，直窜而上，竟达一千万元之巨。由于黄金抛售只在上海一处进行，其他各地只有牌价，买金人在当地中央银行交款登记，随时到上海领货。央行宣布停止暗售后，各地牌价比上海高出二百万元左右，于是，各地投机者纷纷赴沪抢购。广州、重庆、武汉、南京、北平等大城市到上海的飞机常常被包占，以至机票价格也同黄金一起飞升。

各大公司、大企业停止生产，把所有的资金拿出来搞黄金投机，而且还向四行大量贷款，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四行贷出此类“生产贷款”六百五十亿元，其中1946年12月一个月中就贷出五百六十亿元，各行对这些贷款的用途未作核查，使得无论抛出多少黄金，市场购买力仍然保持旺盛势头。

在抢购黄金的带动下，市面上又兴起抢购美钞外汇狂潮，仅1947年2月初的十一二天里，美元价格就涨了一倍半。美元抢购与黄金抢购互相攀升，使美元、黄金库存急速减少，到1947年2月中，黄金只剩下二百三十余万两了，美元则濒于枯竭。蒋介石此时才明白，他的舅子几乎要把国库掏空了，于是大发雷霆，中央银行被迫于2月15日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

1947年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禁止黄金及黄金制品在市场买卖，禁止黄金作为货币在市面流通，冻结黄金价格。并决定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等组织调查团，调查军人在此次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情形；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调查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由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监委调查公务人员贪污渎职的情形。

何汉文等四监委对詹莲生和同丰余进行调查，发现同丰余做如此大的买卖，连账本都没有，平常到中央银行领收黄金，并不按规定用现金缴款，而用支票；到国库领金，没有填写有关票据；董事会名单中还有两个假名不知何人；2月8日最后一次抛售黄金时，同丰余承购五百四十条之多，上交价款中有一张二十五亿元的票据并未兑现，又没有换成转账申请书以便日后兑取。四监委再向上海社会局查核，发现同丰余居然未经注册。四监委决定以詹莲生为突破口，詹对高达二十余万两的火耗和销售利润直言不讳，对黄金交易的内幕也当趣事来讲。杜月笙即派他的徒弟、军统少将特务、立法委员王新衡请何汉文吃饭，劝何汉文不必太认真，不妨把笔录改改，叫詹莲生拿出二百根条子来打点打点，大家都很方便，并说他转达的就是杜月笙的意思。

何汉文抓住狐狸尾巴后，决定对詹莲生等人继续调查，不久，将黄金风潮案中的舞弊情形送交上海地方法院。在全国舆论的压迫下，法院判詹莲生十二年徒刑，判林凤苞、杨安仁七年徒刑。

不久，监察院数十名监委由何汉文领衔，又提出了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并将宋、贝玩忽职守，收受贿赂，勾结商界人士以牟取暴利的调查报告全文公布。立法院院长孙科召开立法院临时会议，召来宋子文、贝祖诒进行质询，立法委员对其展开了尖锐抨击。宋子文恼羞成怒，中途退席。贝祖诒见形势不妙，就把责任往宋子文、林凤苞、杨安仁身上推，并抖出了许多内幕。

监察院、立法院虽然掌握了宋子文失职的材料，去征询蒋介石的意见，蒋批示道：“事到如今，有何办法！”原想包庇宋子文过关，因为他手上有美国二十亿美元贷款，这笔贷款是抗战末期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向当时任中国驻美采购团团长的宋子文承诺的。当时预计，对日战争必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样，中国战场就具有牵制二百万日军的重大战略价值。没想到原子弹和苏军出兵东北使日本迅速投降，中国战场没有太大的价值，于是中美二十亿美元贷款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后来蒋介石见贷款希望渺茫，于是决定罢免宋子文，也好对国内外舆论有个交代。

1947年3月，蒋介石批准了宋子文的辞呈，派其去当广东省政府主席。但轰动一时的黄金风潮案并没有就此降下帷幕，不久，监察院调查了宋子文贪污外汇和侵吞美军剩余物资的事实，再次对其提出弹劾，宋子文最终避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