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戒严部队于1989年6月3日晚上开枪镇压之后，众多的北京民众和学生陆续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到了6月4日凌晨，坚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一带的已经基本上全是高校的学生，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北京高校青年教师，包括我认识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张丽英、张守东，北京大学的陈波、孙永平等人。

在我身后距离不到两米的绝食棚内，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等四位绝食请愿者尚未放弃绝食请愿行动，多次拒绝了好心人劝说他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建议。特别纠察队员们为了表示对刘晓波等四位绝食请愿者的敬意，联名写了一张便笺递进绝食棚，表示只要还有一名特别纠察队员活着，就绝不会放一个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或公安武警进入绝食棚。刘晓波等四位绝食请愿者深受感动，随即由刘晓波以四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张答覆的条子，表示要与特别纠察队员们共存亡，只要还有一位学生未撤离天安门广场，他们就会坚持不走。

绝食请愿团发言人决坚守广场

在生死存亡关头，我和刘苏里都决定继续留守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们坚守到底，决定留守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是特别纠察队的领队，刘苏里是刘晓波等四人绝食请愿的新闻发言人，而是因为大学教师的责任、良知者的理念和勇者的血性。

当时刘苏里才28岁，比我小五岁，但性格沉稳，老成持重，又长着络腮胡子，在我以及许多人的心目中算得上是一位英雄汉。刘苏里于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3年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1986年夏天取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刘苏里是最早投入1989年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的几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1989年4月17日下午，我和青年教师陈小平、熊继宁、费安玲等人率领数百名中国政法大学师生以给胡耀邦敬献花圈的名义，一路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抢了个先。翌日下午，刘苏里闻讯赶回中国政法大学校园，一见面，就兴奋无比地冲着我叫喊：「老吴，干得好！真没想到政法大学这一次抢了先，我还在北大瞎忙呼着呢！」

北大是历年北京学生运动最重要发起者

1980年代以来，在北京所发生的历次学生运动中，几乎都是由北京大学带领风潮，遂有「北大动，不动也动；北大不动，动也不动」的说法。因此，包括刘苏里在内的一些北大校友都对北京大学寄以厚望，自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之日始，他们即频繁出入北京大学校园。1989年4月17日午夜，北京大学学生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第一次走出校园，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作为游行队伍前导的写着「中国魂」三个大字的白色绸布大横幅，就是刘苏里、杨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83级硕士研究生、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的秘书）等北京大学校友的杰作。

中国政法大学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大出风头的两块大型看板，也与刘苏里有关，是他将准备打家具的木头捐献出来制作而成的。一块大型看板是胡耀邦的巨幅遗像，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青年女教师张丽英所画，另一块大型看板摘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集会、结社、游行等公民权利的条文，是我请同单位的青年教师刘斌书写的。

1989年6月3日午夜时分，北京城枪声不断，刘苏里妻子在家中坐立不安，十分担忧刘苏里的安危，抛下熟睡中的两岁儿子乔西，只身冒险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最高层探视刘苏里。刘苏里妻子在离开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回家之前，特意找到我，对我说：她知道此时此刻绝对不可能劝说刘苏里离开天安门广场，而她还得回家照料儿子，不能留下了陪伴​​刘苏里，只好请我尽量帮她看顾好刘苏里，千万别出事，她和两岁的儿子等待刘苏里平安回家。说着说着，她的脸颊上挂满了泪水。我连忙答应她，我一定会尽力看顾好刘苏里。

承诺刘妻保护刘苏里安全

我十分理解刘苏里妻子的心情，也知道刘苏里很挂念妻子和儿子，就在前一天晚上刘苏里与我一起去调查诗人骆一禾死亡真相的时候，刘苏里曾带我回家，名义上是用餐，其实是借机探视妻子和儿子，离家之际，刘苏里还亲吻了一下熟睡中的儿子。

6月4日凌晨4时30分左右，解放军戒严部队开始最后的武力清场行动，强行驱赶坚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学生，尽管情势极其危急，场面十分混乱，我依然牢记着刘苏里妻子的嘱托，时时紧随着刘苏里，最终与凌晨5时30分左右随着学生们撤离天安门广场。学生撤离队伍在西长安街的六部口遭到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坦克车队的追逐碾压，学生伤亡惨重，我曾一度与刘苏里失散，但很快就又找到刘苏里，此后再也没有分开，一起带领二十多名学生回到中国政法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