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早上军队在长安街上扫射，市民抵抗。照片中可见数位市民中弹躺在长安街上，其他人在抢救伤员。（六四档案1989.6.4）

邵江是北京大学数学系1985级学生、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重要成员，也是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时刻的学生领袖之一。据我所知，有许多学生领袖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时刻，其中除了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总指挥柴玲（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硕士研究生）、副总指挥李录（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副总指挥封从德（北京大学遥感技术应用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副总指挥张伯笠（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还有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常委周锋锁（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郭海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熊焱（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张志清（中国政法大学双学士班学生）、马少方（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梁擎暾（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学生）等人。

亲睹市民、学生遭射杀惨状

1989年6月3日晚上9时左右，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开始开枪镇压民众，邵江随即离开天安门广场，赶赴军民对峙最严重、民众伤亡最惨烈的西长安街实地观察屠杀情况，亲眼目睹了许多市民和学生遭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开枪射杀的惨状，感到非常震惊。邵江像许多自告奋勇的民众一样，在枪林弹雨中投入了救护受伤者的工作，身穿的写有「北京大学」字样的T恤沾上了遇难者的鲜血和脑浆。（邵江请人至今保留着这件T恤）晚上11时左右，邵江急匆匆返回天安门广场，向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和「绝食四君子」之一的周舵通报了在西长安街所亲眼目睹的屠杀情况。在「绝食四君子」中，邵江比较熟悉周舵，因为周舵也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重要成员。

6月4日凌晨，邵江第二次从天安门广场前往西长安街，再次亲眼目睹了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屠杀民众的情景。6月4日凌晨三点钟左右，邵江返回天安门广场，他当时的感觉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开枪杀人都已经杀得疯狂了，已经毫无理性可言，学生们再怎么和平理性也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说服柴玲、李录、封从德等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带领学生队伍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于是，邵江首先来到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下东北部的学生绝食团广播站帐篷（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设在此处），找到总指挥柴玲，建议柴玲带领学生队伍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以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但是，柴玲不接受邵江的建议，表示此时此刻她不能带领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解放军杀红眼 只能苦劝学生撤离

邵江与柴玲交谈的时候，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三位副总指挥李录、封从德、张伯笠都不在场，封从德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最高层西南角，正在紧急筹建新的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以防不测。平常喜欢给学生领袖献计献策的各界知名人士已经不见踪影，在场的只有几位年轻的北京市民，都是先后从各个屠杀现场回来的，情绪十分激动，柴玲由于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情绪也有些失控。柴玲曾经通过学生绝食团广播站的广播发出唿吁：最后关头已到，愿意走的同学，现在可以离开天安门广场，不愿意走的，和我一起留下来，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

柴玲的拒绝，让邵江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凭一己之力已经无法说服柴玲和其他的学生领袖带领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只能寄希望于「绝食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凭借「绝食四君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或许有可能说服柴玲和其他的学生领袖带领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周舵﹑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四人在广场纪念碑绝食，与学生共进退。（1989.06.02 六四档案）

不能坐着等死 寄望绝食四君子劝学生撤离

邵江急匆匆闯入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最高层北侧的绝食棚，蹲在周舵的床前，用紧张得发抖的声音，对周舵说自己又去了一次西长安街，再次亲眼目睹了血淋淋的屠杀场面。邵江将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西长安街开枪屠杀的情景描述了一番，然后带着哭声，恳求周舵想想办法，由「绝食四君子」出面劝说学生们及时撤离天安门广场，以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邵江对周舵说：「现在只有你们几位老师能够救大家了。柴玲他们说话没人听，别的人就更不行了。无论如何，也请你们把同学们带出去吧！总得试试呀！我倒没什么，可这么多人就这样坐着等死吗？当兵的杀人已经杀红了眼，见人就开枪，根本不管你抵抗不抵抗。快想想办法吧，周老师……」周舵表示同意并接受邵江的建议，马上与刘晓波、侯德健、高新等人协商，达成共识后就去劝说柴玲等学生领袖带领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后来，邵江又找到了周锋锁，建议两个人共同出面，以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名义起草、发布一份紧急通告，唿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以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周锋锁没有接受邵江的建议，认为此时此刻两个人以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名义唿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有所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