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以零票反对通过改动香港选举制度议案，自由亚洲制图
2016年，西方智库、学界和政界里三、四十年来一直提倡与中国交往、支持与中国对话的「知华派」终于知错，意识到他们的「中国期望」落空了。这些人原先以为，让中国从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困境中挣脱、努力发展经济，等它的中产阶级壮大了，这个阶级就会像西方历史上的中产阶级那样，成为争取自由、民主的动力，最终改变独裁政权。按此，他们带引中国进入世界、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确让中国中产阶级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结果今天大家有目共睹，西方的交往、对话、鼓励与帮助的唯一结果，是养虎为患、引狼入室。错得如此厉害，原因却很简单：没搞清楚中国现代中产阶级产生的来龙去脉，因此错误估计了这个阶级的政治取向。
「知华派」不知华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阶级结构简单，就只有党国特权阶级，以及由之全权管治的工农无产者；在阶级域场里，「中产」一直悬空。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党政官僚从上到下率先「下海」，瞬间霸占那本来悬空的阶级域场，形成现代中国中产阶级。其成员与那些没下海的同僚、上级、下属打龙通，一起富起来：他们开的公司让没下海的「阶级兄弟」以关系入股，后者给前者一路开绿灯、给予无息无偿贷款。姓马的白手套、姓任的红手套等，无一不是按这个机制产生。这样构成的一个中产阶级，感激党的恩赐、听党的话办事还嫌不及，哪会像西方「知华派」想的那样反党搞自由民主？所以，大家见到他们的子侄在西方上流社会生活、在西方一流大学念书，却是「颗颗红心向北京」。
阶级分析和政治推理不根植本身历史的，一文不值。这种空历史（ahistorical）分析太容易，用于有几千年历史无断、文化深邃的中国，注定失败。不过，同样是那些「知华派」，知错了却没反省为何错，现在提倡另一些空历史观点和半解（half truths），却得到台港中的一些民主派囫囵吞枣应和。例如：「中共不等于中国」；又例如：「中共是列宁主义政党」。这些空历史观点的好处是得来不费劲，即食易入口，而且在西方因不会得罪华人群体而政治正确。如此「知华」，无异种下下一次的「觉今是而昨非」，代价会加倍沉重。
作中国现况政治分析，宜先在1949年、1921年之后的历史里寻先例、找线索，然后在国史里挖历史文化根源，带着相关史料再回过头来作诸如地缘、经济、人口等的多学科分析。
香港未来史的三段论
上周末我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参考中共建政史大略提出「香港步入极权社会的三阶段论」，这里更仔细描述。
第一阶段，党国按大陆现有模式在香港打造极权社会的大致轮廓和配置关键人选。这阶段必然急风暴雨大刀阔斧搞镇压，工作由党国紧密领导、透过有原香港人身份的积极分子特别是特首及其主要官员负责完成，所需时间会压缩得很短，把在国际上的负面影响减到最少。国家的角色尤其是在立法和执法方面突出。这个阶段的历史参考系，最重要的就是中共建国当初那几年在大城市里的各种做法。香港目前主要还处于这个阶段，不少现象会在下面探讨，这里先不论。
第二阶段，大刀阔斧之后，就是在全社会滴水不漏建立意识和行为的监控机制，展开每一社会环节上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工程。这一点，共产党很有本事。中共党章第30条规定，社会上无论什么性质的团体什么单位，只要有三个党员在，就须成立一个党的基层组织，由上级领导运作。1949年之后不久，这种党的基层组织很快遍布全国，1978年经济改革之后，更伸展到私人企业，包括外国投资在中国设立的公司在内。这个做法，是极少数中共直接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如果大家对照1925年的苏共党章第93条，便可发觉中共党章第30条与之雷同。
这阶段的仔细工作，已在香港的学校里顺利展开，便是民主派的家长也莫奈何；同样的监控和钳制工作会在香港社会其他环节陆续推行。这阶段需要相当时间；在中国，到了2011年江泽民发动资本家入党之后才得以在商界大力推行。这也是为什么北人提早在香港发难、不等到2047年的一个原因；要2047年中港无缝接轨，功夫得提早做，免得太近建政百年纪念年才出现2019年的局面，那就太难看。
第三阶段，会像奥威尔《动物庄园》里描写的社会差不多，看起来会比第二阶段平和，正如今天的上海比香港平和一样；所有的专政对象已经压服，一切必须的专政机器包括所需的额外法律和监狱都已设置，防暴队不必天天出勤，黑警会再次对市民露出微笑，一国两制好像真的实施得更完美、更方便西方一些政商人士唱好。
第一和第二阶段会部份重叠，强力镇压不断之际，党章第30条开始积极全面落实。这既是当下发生，宜深入探讨。
中共很少照搬老大哥
上面说，中共党章第30条是从苏俄老大哥那里搬来的，但那仅是就实施全民监控时所用的组织工具而言；背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人民不可信任、须严格管控、惩罚，却是吾国千年传统。民国时期史学大家萧公权教授力作《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重现了清代对广大农村的严厉监控体制──保甲制；有趣的是，这个监控体制并不与满汉民族矛盾有多大关系，因为它早在宋朝就正式确立了。这里头有很大的讽刺。
国史学者多认为中国历代皇朝以宋朝最开明，但萧教授提醒说，保甲制是这最开明的宋皇朝的最大改革派王安石设计的。显然，宋朝的所谓开明，仅局限于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遗训；对平民百姓，它还是老实不客气。今年刚巧是王安石（1021年12月－1086年5月）出生的1,000周年，所以我上面说这是千年传统。
其实，对人民的监控，秦朝就开始，不过整个做法制度化和在全国范围推行，却是王安石手笔。周谚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其实秦汉之后已消失。1939年，国民党搞了一个《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在农村推广对付共产党；今天，共产党以党章第30条替保甲法借尸还魂，当然绝口不提有恶臭的「保甲」二字，却是如假包换延续了中国专制政治传统。
我们再看近年西方反共民主派当中流行的一个说法：「中共是个列宁党」。包子搞国进民退，就是退回列宁史太林那一套。这个推论有问题，因为由国家控制关键行业的做法，中国到了汉朝就很成熟。《盐铁论》记载西汉一场官、学大辩论，就是SOE的胜利，儒生主张市场的归市场却惨败，之后两千年一直如此。民国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也不过是一脉相乘；到了蒋介石，连烟酒业也国有化，更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引线。
中共极权思想九成源自中国
其实，搞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思想，深植中国传统。传说中的井田制就是社会主义初阶。《礼记．礼运》就是借了孔夫子的口描述高阶共产主义，比西方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提出早了20多个世纪。清朝康有为的《大同书》更超越马列，不止要取消私有制，还要取消家庭，小孩子生下就须离开父母，由国家托儿所包养。中国人搞共产，真的不必师拜列宁。中共挂马列招牌，更多是当年为了拿苏援，也由于五四运动之后知识界流行打到孔家店，不能跟在孙中山后面讲孔夫子的「天下为公」。
这里岔开说一个有关的问题。《礼记》是汉代的东西，《礼运》说的孔子故事，真实性存疑。大同思想更接近墨子的兼爱说；孟子为此痛批杨朱、墨翟「无父无君」。孔夫子本人注重社会等级伦理关系，难以想像他倾心共产。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礼运大同篇》是好东西，平等思想、乌托邦共产主义都是好的，起码可以作为社会等级财富差异太悬殊之时的一种反省与呼唤。问题在于要实行它，就必须透过极权政府彻底改造人性；这在俄国导致列宁史太林主义，在中国带来毛泽东思想，都是人类大劫。
言归正传。有人会说，极权就是极权，共产就是共产，坏蛋就是坏蛋，挂什么招牌也一样，何必问渊源？那样想就不对了。原因起码有两个。其一是，坏蛋如果变坏的时日短，要改邪归正不太难；但如果坏蛋的坏，源远流长，甚至已经纳进DNA，要改就很难，跟这种坏蛋斗争，不可能一时三刻就完结。台、港当年有些学者认为，中共信的马列，是外来邪说，丢了就好；事实比这个复杂得多。中共的本质、作风和软实力，仔细分析，其实绝大部份来自中国政治文化的恶劣一面，非常深厚。其二是，如果要推测共产党的行径，参考中国政治史往往能得到最多最好的提示。这就联系到本文题目说的问题。
香港社会因北方势力全面君临，出现前所未有的大混乱，这首先、也是最严重地见诸一直以来的保皇派（所谓建制派）。但保皇功能是一国两制特定时期产物，现在北人准备全面管治香港，不需保皇，故此派的政治价值急促流失，内部更因争宠而严重分裂。
翻翻历史就知道，无论是大清改土归流之时如何对付那些土司，还是老共当年建政之后怎样处置一些曾经留用的前朝官员，那手段都非常毒辣。共产政权成立之初，一时无法完全取代从大都会到山卡拉那庞大政府机器里的旧人，后者于是绝大部分得以留任，做法如同香港1997；资本家在大城市如上海，因为有共产党缺乏的生产管理技术，所以也在「公私合营」的幌子底下暂时逃过一劫。这些「宽大」政策，保住了过渡期的社会稳定。不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恶质不久就体现：狡兔死、走狗烹。
建国初年史的香港版
1950年，毛泽东在农村大搞土改不够干部，于是吸纳大批积极分子入党。何谓积极分子？主要就是毛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客气地称谓的「游民」、马克思说的流氓无产者。这些人「革命积极性」最高、斗地主最狠，入党升官也最快。一旦全国局势稳定了，中共就借反贪之名搞「三反运动」斗留任的前朝官员、搞「五反运动」斗资本家；直接执行斗争的那些卒子，主要就是那批新入党的游民战狼。
千变万变，共产党的本质和手段不变，那是三千年中国主流政治文化（再加上一点马列色彩）所决定的，因此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特府官员最上层和盘踞香港经济的资本家中的大者，将面临1950年代初中国大陆那批同类所经历过的同一命运。其实，共产党也真给了大家充份提示：2008年初，中联办研究部长曹二宝提出应该在香港建立第二管治队伍；去年5月，为要取代自由党而成立的紫荆党浮出水面。这两件事，对准的是谁，大家清楚。
看得最清楚的，当是这两个箭靶群体中政治上最敏感、接收有关讯息最直接的那些人，其中当以两个数字特首（689、777）为最。当然，共产党不急于对付那些对它全无威胁的人，这些人识趣地让开就好；不过，两个数字特首都不是这等简单人。777后面是10多万曾经效忠英国的公务员，同样的背景早令之前那个冇数字特首无端身败名裂。至于689，虽有先见之明一早爱国，但其真身乃是背后一大批二流资本家的政治白手套，那些人总的实力不小，几十年来和西方政商界打得火热，护照每人有多少本不必说，也尽管争先恐后都爱国了，但依然进可攻退可守，在共产党眼中都非善类，而都是香港的deep state，用完必须置诸死地，一个不留。这些过去的优势、现时的包袱，两个数字特首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两个数字特首为免短期即沦为待烹走狗，唯一也是最保险的做法，就是首先争得回锅再卖身，当二度特首。此事上，优势似乎归777，因为其任内所作所为689无可比拟；然而，此姝爱国时程短、起点低，要洗好厚的港英底。不过，689要翻盘，却有严重障碍。此君当年上台金戈铁马，最后却仓皇北顾赶将下台；坏到要炒鱿，也令主子不好看，九五之尊怎么挑了一个最后要丢的烂洋葱？若然又翻煲，那岂不是暴露主子一错再错？所以，包子够钟不走的话，689也不必自作多情。
三批次走狗同一命运
689无机不等于777有机。后者的剩余价值，在北京上周替香港完成「政改」之后已大体归零；两者之间恶斗，我看是北人按计划分别唆使的，就像斗蟋蟀用草撩拨，斗得腿断头甩才过瘾，最后两败俱伤臭不可挡须双双离场，以便换个诸如紫荆牌的商家以新形象架起一国两制招牌到国际上再卖一次。
保皇派按其出现的先后，一共可分三个批次：土共，即「老左」；新爱国，即七、八十年代起开始左倾的；新香港人，1997前后有党国背景的南下北人，包括紫荆党那批。要明白这三批次的保皇派所面临的处境，可从1949年前后的历史里找参考系。土共和新香港人，都是共产党摆放在港作「长期潜伏、隐蔽精干」的白区干部。中共党史上的白区干部下场都很惨。延安时期，一部份党员或亲共人士从白区跑到延安，但很快被视为反党分子、间谍，有的断断续续被批判几十年，例如丁玲；有的不久就处决，例如王实味；更有的飞黄腾达却在文革中倒下，例如刘少奇。
中共讲嫡系，老大是长征派，其他的都不是自己友。土共自97之后就遭排挤，以前在「大新华」（后来的「西环」）那批，97之后被南来挤肥缺的干部取代，很快没戏。新香港人现在似乎很吃香，特别是在商界打滚的那批；但他们来香港日子越长的，以后越有可能被视为与香港敌对势力勾结的叛徒。谁知道你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给敌方反统了。当年老左派当中负责对高级知识分子统战的罗孚（曾任《大公报》副总、《新晚报》老总），就是那个遭遇，被中国判间谍罪软禁北京十年。他晚年沉默寡言，有一次我和他吃饭，问他对共产党有什么期望，这位前度老党员用很决绝的语气回答说：「我对共产党没有任何期望。」
两个数字特首属于新爱国，不少香港的资产阶级亦然。这个批次投机倒把的多，尤其是中国变成强国之后才忽然爱国的，共产党其实很清楚。北京要他们制造平稳过渡的局面，他们可算是交了货，但如今北京不再需要在香港问题上搞平稳，于是他们改变戏路搞斗争，689和777近年都是循此方向「进化」。分析这批次人士的命运，参考系大概就是1950年代初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批华侨。不同的是，那批人真爱国的比较多，结果却很多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无情批斗，连「有海外关系」也成为罪名，最后死的死、走的走，只有像钱学森那样有极高利用价值、跟党说谎（亩产万斤粮、特异功能等）的极少数才勉强过关。
新爱国当中，不少人尤其是那些本土资本家尚不至于走投无路，便是在瘟疫底下，往英国之路仍安然无阻。最彷徨应是那批帮当今数字特首迫害港人的问责高官，一面被欧美制裁，一面因为根不正苗不红却薪高权重而引致不少人眼红，近日更因防疫工作做不好，遭受前朝牛头马面攻击，民间的一位女屈原也参与围剿，真是两面不是人。这些高官正在以中国速度把大批民主派送进监狱，但难保下一批不是他们。民国时期左派艺术家丰子恺有螃蟹画讽刺国民党，题为「看你横行到几时」，这画今天再看很合适。当然，丰子恺文革遭批判，身心俱受摧残而死，那时文革还未到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