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和世界民主化步伐的不断加速，大陆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在不断觉醒、不断升华，大陆民主自由力量与日俱增，大陆民主化是任何专制独裁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发展大势。《零八宪章》是中国民主运动和建设民主中国的大纲，宪章不是封闭的文本，需要不断地充实与修正，但宪章原始文本凸显了普世价值、主流文明、宪政要旨、民主精华，其文本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具有恒久性和稳定性。因此，《零八宪章》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应作为“零八宪章运动”的指引。宪章的理念和诉求虽简明扼要，但涵盖了中国社会的主要层面，具有多元化特质，能够指引社会运动在中国社会中扎实根基、处处开花、生长壮大；故而，“零八宪章运动”具有持久的发展潜力和广泛群众基础，只要坚持不懈、方法得当，并不断从民间汲取养分加以充实，最终必能达致建立宪政民主中国的目标。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序言

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横空出世，振聋发聩，传遍各阶层，震动海内外，获得了体制内外绝大多数向往民主自由者的认可和褒奖。《零八宪章》问世之初便震慑了中共极权统治，虽遭中共极力抹黑、封杀、打压，但初起之势仍猛，其甫一问世所获的综合影响力，便远在六四屠城后任何一次民主人权类签名活动之上，传播范围远远超逾了同质化圈子，掀动了网络舆论风潮，在网上网下引发了系列运动。在文宣活动方面，如系列网文的发布和相关书籍的出版；国际支持方面，如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为被中共专制政权非法囚禁的刘晓波先生举行的颁奖活动；学术活动方面，如以“零八宪章”为主题的研讨会；人权活动方面，如要求释放刘晓波先生的游行示威；公民抗争方面，如21名《零八宪章》香港签署者到深圳投案；等等。盖因《零八宪章》的关联效应超逾了文本层面和舆论层面，具有全方位、立体化、动态化、现实性等特征，很多民主自由人士论及“零八宪章”，往往在其后加上“运动”二字，并基于“运动”角度和各自视点，发表短文，阐述《零八宪章》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等层面的意义。

笔者将已参阅过的此类短文大致分为“就事论事”型、“理论剖析”型、“综合论述”型。

“理论剖析”型：

张祖桦的访谈文章《从八九“六四”到》，重点介绍了八九民运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良性变化和民间维权运动概况，与《零八宪章》相关的历史背景，推出《零八宪章》的五点初衷，以及《零八宪章》发布半年之间的传播影响概况。张伟国的《公民运动开启新的历史》，重点叙述了《零八宪章》的波及面、影响力，以及刘晓波先生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持续努力。张善光在《的出路——街头运动》一文中重点指出，签名运动抵抗不了极权独裁的国家暴力，只有采取街头运动方式提出政治诉求，“公开成立‘公民运动’组织”，深入民众，为民发声，为民请命，为民维权，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获得政治影响力和收获政治成果。刘荻的《运动前景展望》，重点介绍了“零八宪章运动”的影响力和对于纾解民怨、缓和社会矛盾的意义，并提出，要“努力提高宪章运动的组织化程度”。胡平的《支持零八宪章参与公民运动》，重点从价值观念、道德底蕴等角度，将以刘晓波先生、胡发云等人为代表的零八宪章群体与中共政权作以对比，并阐述了非暴力抗争的一些方法和实际意义。吴仁华在其短篇访谈《将是长期公民运动》中，重点从理念价值、旗帜作用、公民运动、抗争意义等角度对《零八宪章》作了简介。流云的《以公民运动践行》，通过介绍公民运动的意义、公民运动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特点，烘托出“零八宪章运动”的意义。

“就事论事”型：

如，杨宽兴的《，这一年的感动》，以叙事形式描写了作者参与整理《零八宪章》签名、留言的动人片段和与签名者交流的感人事实。赵常青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共同纲领和旗帜》，由“人权”切入，详述了《零八宪章》的文本亮点、自首次签名以来的相关事件，激情呼唤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深入推行《零八宪章》所宣示的普世理念和基本主张；其访谈文章《是中国公民运动的动员令和集合令》，则重点从民主转型的“顶层设计”、思想启蒙运动、《零八宪章》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诺贝尔和平奖冲击波四个方面对“零八宪章运动”作出分析。陈奎德、王光泽的访谈文章《诺奖授予刘晓波有助于推动运动》，重点叙述了刘晓波先生自被提名诺奖以来的系列事实，如哈维尔等人对刘晓波先生的持续支持，论述了“零八宪章运动”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意义、未来意义。雷火丰的《零八宪章运动面临着严峻考验》，重点分析了“零八宪章运动”发起人刘晓波先生、赵达功先生等人所受的政治迫害和中共政权的荒谬镇压逻辑。郭国汀的《我为什么支持刘晓波及宪章运动》，重点介绍了刘晓波先生的道德勇气和坚守国内的政治意义，以及《零八宪章》的温和理性在团结联合民主自由人士方面的重大作用。梁慕娴有题为《发动香港版零八宪章运动》的文章，可惜文已被删，就题目和香港支持“零八宪章运动”的系列事实进行判断，大概属于“就事论事”型。

“综合论述”型：

余杰的《从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笔触雄浑，视域宽广，重点对比阐述了“零八宪章运动”与清末立宪运动在社会背景、运动过程、参与群体、影响层面、所受打压、社会意义等方面的异同；其作《人权共识与两岸和平——从到》，更以广阔政治视角审视了习马制造虚假和平的政治背景和中共政权的扩张野心，以及亚欧非美各大洲代表性的人权宣言，基于国际政治背景和对系列国际人权宣言的介绍，以关联对比方式阐述了“零八宪章”和“自由人宣言”在两岸公民运动中的道德理想价值。陈子明的《“零八宪章运动”的意义》，将“运动”作为关键切入点，由点及面，对《零八宪章》一至十二批签署者的职业分布、地域分布进行了量化说明，将“零八宪章运动”同时空坐标中具有相似特点的运动进行了精准简约的对比，所引论据恰到好处，切中肯綮。张鹤慈的《有关08宪章的博弈》，重点探析了后极权在攻守进退、博弈逻辑、博弈成本和镇压心理等方面的现状和选择，以及后极权对“零八宪章”从文本化、网络化向运动化、社会化发展的忧惧。

上述文章对“零八宪章运动”的现象、特征、意义、策略等方面的分析各有千秋，各具特色，使人颇受启迪，极受鼓舞。王金波先生在《“人权日”答“零八宪章论坛”问：的方向是未来中国的方向》一文中指出，《零八宪章》使得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拥有了一面包容性最大、涵盖面最广的旗帜，《零八宪章》是对三十年来中国民主运动的总结和对未来中国的展望。笔者完全认同王金波先生的观点，并认为，“零八宪章运动”对于未来中国的最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诉求层面，更体现在现实层面、实践层面：由于“零八宪章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和有力的国际支持，且参与者数量较大、素质较高，普遍信念坚定，并积极参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各种运动，因此，“零八宪章运动”对于瓦解极权专制、建设民主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负有重大责任。渴望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宪政的人们，皆希望“零八宪章运动”能够引发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运动，能够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走向高潮，走向成熟，走向成功。

然而，任何运动均有高潮和低谷。“零八宪章运动”亦不例外。比如，目前“零八宪章”的签名人数和关于“零八宪章”的网文数量远不及当初之势，亦不常闻“零八宪章运动”的网下活动。曾经声势浩大的“零八宪章运动”的综合力量虽在不断增长中，但就目前运动的扩展性、活跃度、号召力而言，“零八宪章运动”似有渐入低谷之像。此种状况发人省思。“零八宪章运动”至今为止已近七年，其目前状况与其宏大目标和应负责任不相匹配。

但是，笔者坚信，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和世界民主化步伐的不断加速，大陆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在不断觉醒、不断升华，大陆民主自由力量与日俱增，大陆民主化是任何专制独裁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发展大势。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起初赞成的人自然是极少数，渐渐成为相对的少数，渐渐地成为多数成为绝对的多数。凡各国的革新事业，没有不是走这一条路慢慢发展出来的。所以群众运动，他的成功不在现在而在将来。”“零八宪章运动”具有强大发展潜力和广泛群众基础。只要不懈努力、方法得当，必然能够从暂时低潮中走出，使运动再趋高潮，轰烈向前。

要全力推动“零八宪章运动”，就要面对系统工作，大家因其所长，各尽其责。而笔者略有所长者，只是在文字方面。因笔者未曾发现关于“零八宪章运动”的长文，是以，笔者结合关于“零八宪章运动”的系列短文，以“‘零八宪章运动’与未来民主中国”为题目撰写长文，重点从“运动”角度探讨与《零八宪章》相关之问题，力求在《零八宪章》基本主张和“零八宪章运动”之间辟出具有建设性的理论路径，扩大“零八宪章运动”的理论支撑、策略储备和综合影响，为更多的关于“零八宪章运动”的文章的问世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冀于提升“零八宪章运动”群体的参与热情、拓宽“零八宪章运动”群体的参与思维略有助益，使“零八宪章运动”增强孕育未来民主中国的力量，为推动“零八宪章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民主转型竭一己驽钝，尽绵薄之力。

是为自序。

1.“零八宪章运动”的定义与特征

1.1 “零八宪章运动”的定义

何谓“零八宪章运动”？目前笔者尚未发现关于“零八宪章运动”的定义或约定俗成的说法。笔者以为，如果要对“零八宪章运动”拟一简单定义，应基于《零八宪章》文本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当然，如《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张祖桦先生所言，“宪章不是封闭的文件”，需要“不断地充实与修正”，是以，庶几《零八宪章》之原始文本会相机而移，因势而易。不过，《零八宪章》原始文本凸显了普世价值、主流文明、宪政要旨、民主精华，其文本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必然具有恒久性和稳定性。因此，《零八宪章》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可视为“零八宪章运动”的指引。

就“零八宪章运动”的主要目标而言，大体可归为“宪政民主”，因为“宪政民主”可为实现基本人权和普世性的自由平等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而具体到“零八宪章运动”的相关案例、局部博弈，其目标皆是直接或间接地捍卫人权。相较而言，“宪政民主”这一目标具有宏观性、长期性，而捍卫人权这一目标具有微观性、阶段性。

就《零八宪章》原始文本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主张的主要特点而论，以政治性特点为主，但亦具社会性特点，如《零八宪章》关于“环境保护”“公民教育”“社会保障”“转型正义”等基本主张，并非完成了制度变革之后就能够获得基本实现，而是需要社会各阶层在文化升华、道德嬗变、思维创新、舆论影响等基础之上才能够逐渐得以落实。

综上，基于《零八宪章》原始文本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主要目标、主要内容、主要特点，可对“零八宪章运动”作如下定义：“零八宪章运动”是以《零八宪章》文本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为指引，以宪政民主为宏观目标、长远目标，以捍卫人权为微观目标、阶段目标的社会运动，不仅担负着建设民主宪政制度的大任，亦承载着改良社会生态土壤的重责。

1.2 “零八宪章运动”的特征

本文所提炼和总结的关于“零八宪章运动”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将逻辑前提建立在“零八宪章运动”必能获得根本成功的基础之上的。此外，本文基于“零八宪章运动”的定义和民主自由人士对“零八宪章运动”的践行经验、点评阐述，将“零八宪章运动”特征大致归于如下方面。

由于“零八宪章运动”尚在不断发展之中，可变因素较多，因此，关于“零八宪章运动”的如下特征只有相对的概括性、适用性。

1.2.1 博弈性

“博弈性”，指的是“零八宪章运动”要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进行反复博弈。就政治博弈而言，“零八宪章运动”不可避免要与中共极权进行反复博弈。因为，“零八宪章运动”与中共极权在价值观、政治观、权利观等方面基本对立。《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有言：“海内外民主力量应对习近平集团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一党独裁和红色帝国的本质予以清醒的认识，舍弃一切改良幻想，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积极推动宪政革命的发展，联合和动员一切反抗中共暴政的力量对其展开全面的抗争，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我认为，《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这段话理性指出了：在习政权或类似于习政权的统治下，博弈是“零八宪章运动”在政治层面的必然选项和重要选项。

很多民主自由人士以为中共应该认识到宪政民主如何之好，苦口婆心地为中共补课，期望中共提高智商，进行改革；提升良知，弃恶从善。我想说，中共怎么会不知道宪政民主对民众的益处？怎么会不知何谓善恶？但是，中共从不将人民利益作为制度选择标准和施政基点。因为中共当局一小撮权势者始终将其既得利益摆在首位。而且，中共自落草井冈以来，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毒难尽，罪恶滔天，受万众唾弃，为千夫所指，一直处于畏惧清算的恐惧中，为了防止人民清算而打压人民、不断作恶，为了掩盖彼恶而作此恶，一直处于无底线作恶之中。自六四屠城以来，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一直步步收紧，年年进逼，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中国人权状况不断趋向恶劣。作恶无尽、畏惧清算、死保利益的中共可能自动改邪归正吗？

“零八宪章运动”发起者、参与者们要改变这样一个不知改悔、罪恶累累的极权体制，要为民争权利，这就决定了“零八宪章运动”在问世之际就遭受极权恶势力的重重围困、频频打压。仅以胡政权、习政权铁了心要将傲然不屈的刘晓波先生关够十一年的残酷之举，便足见中共极权残忍至极，全无人性，其邪恶本质与囚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卡尔•冯•奥西埃茨基的德国纳粹政权如出一辙。只要“零八宪章运动”参与者尚有一人正在遭受政治迫害，只要宣传《零八宪章》的网站、传媒依旧被封杀、屏蔽，便足见中共极权对待“零八宪章运动”参与群体的政治底线，是以，“零八宪章运动”舍博弈一途，岂有他路！？“零八宪章运动”注定要与中共极权进行反复博弈。

就算“零八宪章运动”能够成功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接下去依旧要面对极权专制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环境问题、台湾问题、社保问题、教育问题等方面的后遗症和残留在社会土壤中的专制沉疴、极权积弊，仍不免继续踏上博弈之路。因此，“博弈性”将与“零八宪章运动”长期相伴。

1.2.2 开放性

开放性，亦可理解为包容性。由于“零八宪章运动”的理念、诉求、目标之使然，“零八宪章运动”必然包含着与其理念、诉求、目标相适应的特征，绝不可能像中共的政治运动及其相关意识形态那样自我神话、自命权威、不准怀疑、不许抨击。张祖桦先生指出：“宪章不是封闭的文件，宪章运动也不是一言堂，它需要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真诚的批评意见，不断地充实与修正。”杨宽兴先生提出：“它是开放性的，无论其文本还是具体运作，都处在一个尝试的过程中，会随着实践的推进而改进。”“《零八宪章》有多大的包容性，就可能有多大的前景”。郭保胜先生在《零八宪章，开放性的路径选择》一文中提出：“笔者认为，《零八宪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实现路径并没有限制。”“无论是言论派、行动派、激进派、温和派都可根据各自得理解寻求最大公约数”。

张宪先生则有更为详细的表述：“《零八宪章》文本并非一锤定音的最终形态，正如签名活动本身的开放性一样，作为一种意见表达，《零八宪章》的内容将在开放性的讨论中得以充实完善。《零八宪章》的书写者并不等同于最初的起草者，也不等同于第一批的303个签名人，自公开签名活动展开以来，许多签名者来信表达他们的意见，有些签名者并不完全认同宪章的内容，并提出了极具价值的修改意见，这是公民参与和民主实践的有益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零八宪章》将是所有签名人的作品。”所言极是！

“零八宪章运动”固然具有充分的开放性，不过，任何事物的开放性都不是绝不受制、全无边界的。首先，《零八宪章》的核心价值、核心诉求虽支持开放性探讨，但显然不支持开放性改动，如需改动，则应基于“零八宪章运动”参与者的全体表决或多数认可；其次，凡恶意破坏、阻挠“零八宪章运动”和中国民主转型的言行，在“零八宪章运动”的可控范畴之内必受限制、必遭排斥。

只要是基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充分善意和足够诚意，每个人都可对“零八宪章运动”的系列诉求、具体理念、推进策略、开展方式等各个方面提出相似的、相悖的意见，都可通过不同方式、不同渠道投身于“零八宪章运动”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零八宪章运动”若能够始终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必然能够最大限度地丰富和完善“零八宪章运动”的理念、诉求、策略，必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们投入“零八宪章运动”中，必然能够不断壮大“零八宪章运动”的声势和力量，必然能够不断扩大“零八宪章运动”的成果和规模。

1.2.3 多元性

多元性与开放性关联较为密切。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多元性是衡量一项社会运动成熟度、推动力、活跃性、包容性、胜算率的重要标准，其子概念包括很多方面，如理念诉求的多元性、践行方式的多元性。践行方式的多元性，又可分为网上践行方式的多元性、网下践行方式的多元性。

有些社会运动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较为多元，再加上此类社会运动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具有多元性，因此，该运动若要取得成功，必须具有并不不断拓展运动的多元性，来应对社会环境的多元性。就“零八宪章运动”而言，其理念、其诉求虽简明扼要，但涵盖了中国社会的主要层面，具有多元化特质；就中国社会现状而言，具有分工日趋多元、需求日益多元、群体日渐多元、矛盾日臻多元等特点，因此，要使某项社会运动在中国社会中根基扎实、处处开花、有声有色，必须最大限度地适应中国社会愈益多元化的特点。

“零八宪章运动”努力拓展多元性，有助于细化运动参与者的分工，使参与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各尽所能，各施所长。有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没有庸才，庸才是用错地方的人才。”从理论上说，任何人皆有所长；在任何群体之内，任何人皆应有发挥空间和施展余地。如果在一个群体之内，很多人所为有限，则很有必要通过增强多元性来最大限度地营造人人皆可有为的空间和条件。如，通过对《零八宪章》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进行扩展性探讨，可增强《零八宪章》理论基础的多元性，进而多层面、多角度、多向式地拓展参与者的思维广度和创意高度，增强参与者的精神力量和理性智慧；通过拓展《零八宪章》核心理念、核心诉求的践行方式的多元性，可以使更多的参与者能够拥有更大的适合自己的发挥空间，从而踊跃投入“零八宪章运动”中，充分发挥所长。

“零八宪章运动”努力拓展多元性，还有助于产生更多的、更稳妥的、更理性的参与方案，使运动参与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灵活应对，从容进退，从而不同程度地化解或降低政治风险。胡平先生说得好：“如果你觉得直接跟进的风险还是超过了你的承受能力，那也不意味着你只有选择沉默。担不起一百斤可以担八十斤、担六十斤，哪怕只担十斤二十斤。譬如说，你可以在口头上公开表示你对宪章的认同，或者是草拟和联署更简化的版本，或者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类似主题的文章与之呼应；尤其是，你可以依据言论自由的原则表示对签署人安危的关注，明确反对因言治罪；或者是尽可能地传播宪章，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向签署人表达敬意，哪怕只是在私下表达，让他们知道他们决不孤立；对那些专制者及其帮凶帮闲投去厌恶的一瞥，如此等等。”

1.2.4 一致性

所谓“一致性”，指的是在运动中必须有核心团队、关键人物对与运动相关的理念、诉求、策略、力量、步调等因素进行统一整合，从而使运动在某一阶段具有明确方向、足够合力。郭保胜先生在《零八宪章，开放性的路径选择》一文中提出：“无论是言论派、行动派、激进派、温和派都可根据各自得理解寻求最大公约数、获得最大的一致性。”笔者以为，郭保胜先生这句话非常精辟，富有哲理，道出了“零八宪章运动”的“一致性”特征与“开放性”特征、“多元性”特征的差异和关联。正因“零八宪章运动”的“一致性”与“开放（包容）性”、“多元性”既有矛盾对立之处，又有相辅相成关系，所以，协调好“一致性”与“开放性”、“多元性”的关系，使三者皆服务于“零八宪章运动”的发展壮大、博弈性特征和现实性特征，对于促使“零八宪章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致性”，必有很多民主同道不解，甚至本能地排斥。

笔者明白，很多民主自由人士骨子里皆有强烈向往自由的天性，对于“一致”“统一”“集体”“团结”“领导”等字眼异常敏感、异常反感。但是，笔者以为，对于“零八宪章运动”而言，如果缺少了“一致性”特征，就很难称之为运动，而只是个体化、原子化的维权活动、民主行为。

社会运动不同于崇尚多元、自由的民运学术研究、理论争鸣。社会运动自有其规律、特点。张祖桦先生指出：“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指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组织化和社会动员特征的集体行动。”“零八宪章运动”作为社会运动，同样具有社会运动必具的要素，必然具有组织化特征、社会动员特征、集体行动特征，需要形成核心理念、核心诉求，需要在不同程度上建立共识、引发动力、燃起激情、确定方向、依从指令、统一步调、形成合力，需要个体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个人观点、个人利益，服务于集体，服从于大局。不然，就谈不上是运动，而是散兵游勇式的个体博弈，各自为战的一盘散沙，全然无法凝成整体优势，从而在步调一致的专制势力面前一败涂地。这方面的教训已经不少了。

赵常青先生提出：“从民主大局讲，我个人不主张争小异、废大同，毕竟民主阵线还不是足够的强大，只要遵从民主宪政的目标，就应该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团结’与‘统战’对于中国民主事业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否则，会付出十分严重的内耗代价。”诚哉斯言！

1.2.5 担当性

既有博弈，必有担当。博弈愈剧，担当愈重。

不少民主人士，尤其是将非暴力民主人权运动过于理想化的民主人士，多半怀着这样一种不甚切合实际的想法：如果相当数量的国民都接受了某一非暴力民运理念，那么，只需连续数日进行不合作式的、于自身利益无大损害的抗争，就可收“滴水汇江海”之效，使民主转型运动彻底占据主动地位，势如破竹，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而瓦解极权暴政。

将非暴力民主人权运动过于理想化的民主人士普遍认为，于参与者个体而言，此种非暴力民运代价极小，因此必然认可度高，可行性佳，只要不懈宣传，就可由弱臻强，不断壮大；及至理念认同群体达到相当数量，基本就等于敲响了极权暴政的丧钟。

我承认，此种想法很有诱惑力，也有一定合理性。然而，此种想法的最大缺欠就在于对非暴力民运可能达到的人数过于乐观。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大多数特定时空中，在改变历史、创造历史方面起到主动作用、决定作用的群体，相对于被动涉入历史的群体而言，总是少数。此种特点，在中国历史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想用人数优势分摊整体担当、使个体担当达到“滴水状态”的非暴力民运设想，在我看来不易实现。

就“零八宪章运动”而言，自肇始至今，已逾六年。六年之间，固有成绩，但不可否认，相对于历史上性质相近的运动而言，“零八宪章运动”的目前成绩尚不算理想。韩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有“1000万人改宪签名运动”，清末立宪派发动的“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得到了20余万人的签名支持。眼下，“零八宪章运动”不仅签名人数有限，且任何一项基本主张的践行状况均与终极目标相去甚远。当然，“零八宪章运动”所受的打压、封杀几乎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参照历史上性质相近的运动，不难看出，即便在专制统治、专制镇压相对弱化的时期，其参与群体也是少数。是以，对“零八宪章运动”的极限参与人数不能过于乐观。

参与人数多，则个体担当便愈少；参与人数少，则个体担当便愈多。因此，要在人数有限的情况下大力推动“零八宪章运动”，对参与个体就提出了较高的担当要求。“零八宪章运动”的参与个体在运动进行时担当愈早、担当愈多，则“零八宪章运动”愈近目标！若参与个体在运动进行时担当甚迟、担当甚微，在人数有限的情况下，要实现“零八宪章运动”的基本主张，恐要经过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

1.2.6 现实性

所谓现实性，主要是指“零八宪章运动”应充分涉入和借助网下空间展开系列活动。

“零八宪章运动”之策源地为互联网，主要参与者为网民；自始至今，主要运动方式是网络签名、网络文宣。如今“零八宪章运动”在网络领域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关于“零八宪章运动”的网文和网络呼声依旧比较有限，“零八宪章运动”在网络运动、网络博弈方面还有极大的荒地和广阔的空白。

不过，网络运动、网络博弈尽管非常重要且空白领域很大，但仍要注重在网下空间展开活动。很简单，网络运动、网络博弈无论成果如何辉煌，也都要作用于网下空间才能起到实质作用。网络影响力要转化为可影响、改变现实政治的实力，必须突破、超越以网络签名、网络文宣为主的践行模式，沿着现实路径奋勇前行，才能拓出一片天地。

更何况，如果“零八宪章运动”缺少网下资源，则网络运动、网络博弈亦绝对无法达到理想状态。何也？因为网上空间终究根植于网下空间，受制于网下空间，只有在网下空间具有足够实力、足够影响，才能够在网上产生巨大声势。

谢金林在《网络政治抗争类型学研究——2008-2010年为例》一文中，列举了2008-2010年的三十起（每年十起）网络政治抗争事件。据笔者统计，其中仅有“中国网民反CNN事件”“强制安装‘绿坝软件’事件”“腾讯与360互相攻击事件”三起事件的策源能量部分源于网络或主要源于网络，其余事件的策源地和主要能量均在网下。是以，网络运动、网络博弈若没有或缺少足够的网下资源的支持和网下空间的托扶，则必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在网上形成较大气候。

张善光先生在《的出路——街头运动》一文中，结合捷克“七七宪章运动”，提出了极为中肯的、令人深思的观点：“捷克的《七七宪章》确实是一份伟大的文献，但怒我直言，捷克能有1990，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有两千人在那份文献上签了名，而是赶上了东欧‘大气候’那班车。”

张善光先生指出：“即使十年二十年之后，有一百万人签了名，那又能怎样？在集权者掌控的强大的军队、警察面前，一百万人签名就能自动生发出‘公民社会’？”“没有街头运动，所谓‘宪政’所谓‘法治’所谓‘公民社会’，要想在今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变为美丽的图景，恐怕只有做白日梦了。”“所以，《零八宪章》的出路，是到街上去，是到千千万万的民众中去，是去开展街头运动。”

当然，街头运动虽然十分重要，但也只是使“零八宪章运动”具有现实性的一种方式。一个成功的“零八宪章运动”，一定要在现实性基础上向多元性发展。

总体而言，“零八宪章运动”的特征是多方面的。笔者从自己的思维角度和资料占有出发，将“零八宪章运动”的特征归为以上六点。笔者以为，“零八宪章运动”的六点特征不是孤立的，在对“零八宪章运动”揭示实质、解析趋向等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一特征均与其他特征有着或紧或松的关联，或对立统一，或相辅相成，或互为因果，或互相促进。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和世界民主化步伐的不断加速，大陆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在不断觉醒、不断升华，大陆民主自由力量与日俱增，大陆民主化是任何专制独裁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发展大势。《零八宪章》是中国民主运动和建设民主中国的大纲，宪章不是封闭的文本，需要不断地充实与修正，但宪章原始文本凸显了普世价值、主流文明、宪政要旨、民主精华，其文本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具有恒久性和稳定性。因此，《零八宪章》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应作为“零八宪章运动”的指引。宪章的理念和诉求虽简明扼要，但涵盖了中国社会的主要层面，具有多元化特质，能够指引社会运动在中国社会中扎实根基、处处开花、生长壮大；故而，“零八宪章运动”具有持久的发展潜力和广泛群众基础，只要坚持不懈、方法得当，并不断从民间汲取养分加以充实，最终必能达致建立宪政民主中国的目标。

2.基于“零八宪章运动”的基本理念驳析若干思潮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华人界、中国社会、大陆民主维权群体中一直流行着若干思潮。笔者以为，对于推动“零八宪章运动”发展而言，这些思潮或有百害而无一利，或利大于弊、功大于过，已对、将对“零八宪章运动”的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阻碍，酿成不容小觑的危害，是以须对这些思潮进行系统驳析，为“零八宪章运动”参与群体和潜在参与群体扫清思路障碍、祛除认识误区，使“零八宪章运动”不断壮大、加快进度、去莠存良、趋向高质，并希望引发理论争鸣，通过系统辩驳、理性讨论来拓宽“零八宪章运动”的思维广度和理论空间，增强“零八宪章运动”的博弈性等特征，提升“零八宪章运动”的政治使命和责任担当。

虽然《零八宪章》的文本内容主要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脉络、立宪过程的简明评析和对中国民主维权群体的基本目标、基本理念的概括阐述，并未对影响、扰阻当代中国民主转型运动、“零八宪章运动”的主要思潮进行驳析，但是，《零八宪章》的文本内容具有鲜明立场和明晰诉求，对《零八宪章》和“零八宪章运动”的主要立场和关键理念进行扩述、组织，即可形成强大的理论武器，足以对有碍当代中国民主转型运动、“零八宪章运动”的主要思潮进行理性分析和系统批驳。

2.1 “经济决定论”危害匪浅——论经济基本不能决定政治，但政治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经济

笔者首先对“经济决定论”进行驳析。所谓“经济决定论”，主要指的是，认为在促进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经济因素重于政治因素、决定政治因素之论调。持此论者多有诸如此类的认识：经济因素是推动民主转型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中共极权专制统治崩溃、灭亡；民主运动的兴盛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经济自给基础之上；对于推动民主转型而言，经济性维权的作用等同于或重于政治性维权；等等。此类论调颇为流行，很容易使人丧失政治理性、轻视政治因素，进而倾向或采取消极等待“经济危机”、疏离政治抗争、懒于政治作为等非理性方式，极大地弱化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总动力，对“零八宪章运动”等民主维权运动的负面作用不容低估。因此，必须驳析“经济决定论”的关键论调和主要观点。

笔者以为，“零八宪章运动”的政治目标大致可概括为“实现宪政民主和基本人权”。这一目标中有两点要素，即宪政民主与保障人权。关于“宪政民主”与“保障人权”两者之间的关系，依据《零八宪章》的相关表述可作如是延伸：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是实现基本人权的根本保障。这一理论并不新鲜，其实早就应成为民主维权群体的基本常识之一。然而事实却是，不少维权人士却同时认同这一理论和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理论相悖的“经济决定论”。以是足见“经济决定论”之类论调极具迷惑性。

2.1.1 人心不易，穷难思变——“经济决定论”难以自圆其说

“经济决定（政治）论”的拥趸，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马列邪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观点、骗子屠夫邓的“先经济后政治”等论调的影响。对此，陈永苗先生在《“先经济后政治”是一颗糖衣定时炸弹》一文中写道：“主流经济学家在考虑政策时，用市场经济规律完全虚无政治，把去政治化，当作‘无政治性’这个结果，在这个虚幻的假设之上行事。”

目前，很多独立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共统治区的经济问题之际，倒是充分考虑了中国政治问题和政治对半调子市场经济的干涉、阻碍。然而，他们对“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依旧缺少较为系统的论述，此为“经济决定论”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持“经济决定论”论调者“会有幻觉：经济已改变，那么政治必改变”（陈永苗语）。

最近发生的“股灾”，使得种种“经济决定论”又浮出水面。其中流传较广的一个影射性观点是：满清末造的上海橡胶股灾导致满清财政崩溃，满清财政崩溃导致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直接促成辛亥革命。言外之意是，红朝也会垮在股灾等经济危机上。

这种说法貌似逻辑顺畅，其实是对现状和历史的片面分析、模糊认知。首先，中共政治式、暴力式、政策式的救市已见成效，此为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其次，在实体经济不振的情况下，政治救市的恶果在相当程度上为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能够被民众忍耐的前提是多数民众依旧存在着逆来顺受的强烈奴性——奴化民众，又是政治问题（顺及：满清末造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实体货币，无法通过制造通膨缓解经济危机，但红朝则不然，因此红朝对股灾的承受力要比满清强的多）；第三，清末保路运动绝非自上海橡胶股灾而起，早在1903年至1905年之间，粤、鄂、湘民众便督促清政府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掀动保路风潮；最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经济决定政治”论过于夸大了股灾这一经济危机对于满清专制政权的影响，忽略了革命党、立宪派以及民众的政治抗争在辛亥革命中的关键作用。

一，从满清财政崩溃到保路运动，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充斥着清末立宪党人的低烈度抗争，正是清末立宪党人在爱国保路方面全力以赴并进行合法性抗争，为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创造了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为四川保路运动演变为武装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和舆论基础。若无立宪派全力推动和政治抗争，纵然保路运动能被发动，规模亦必不容乐观。

二，四川保路运动对于武昌起义的促成作用，只在于分散了武汉三镇的清军兵力，从而使革命军人在武昌占据一定优势。这种因遣军至彼地而导致此地布防减弱的情况，在晚清并不罕见，但因兵力被调而导致兵变之事，却很少见。如果不是革命党人在满清军队中做了大量工作，暗中控制了相当部分的汉族清军，只靠有限的革命党人散兵游勇式的、势单力薄的起义、暗杀，那么，某地再怎么调兵异域、再怎么兵力空虚，恐怕也难以成势。且，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大兴并致四川清军无力镇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四川革命党人积极进行政治抗争，如，四川革命党人乘四川保路运动澎湃发展之势在保路民众、普通民众中大力宣传革命、全力策动起义，在荣县成功起义并建立军政府，荣县独立。

孙中山先生对四川保路运动作如是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所言极是！对于武昌起义而言，四川保路运动只是辅因，革命党人在武昌新军中的暗中宣传组织才是导致武昌起义的主因；没有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也会成功，只是迟早而已，但若没有武汉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努力，武昌再怎么兵力空虚，恐怕也难以成事。武昌革命党人的政治抗争才是酿成武昌起义的关键因素！

因此可以说，清末股灾等经济危机只是导致满清倾覆的辅助性因素，根本原因还在于清末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的政治抗争、政治博弈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政治激情、权利意识、道德义愤和抗争精神。

事实胜于雄辩。启开史册可见，“经济决定不了政治”的案例非常之多。譬如毛时代，几千万人在共产极权专制统治下被饿死、被虐杀，民生凄惨至此，但民众反抗状况却还不如中国古代很多皇权专制王朝统治时期。再譬如，在中国古代很多皇权专制王朝统治期间，跨州逾府的大规模农业灾害、自然灾害时有发生，经济衰败至此，但能够酝酿出大规模起义的时候却并不多。“穷则思变”并非规律，穷而不变才是常态！

刘晓波先生在《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完全遵循着‘彻底唯物主义’之‘经济决定论’的道路，到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均收入还很低，贫富分化日益悬殊”，“中共独裁对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最大伤害……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的精神的残酷而全面的阉割”。刘晓波先生的这段论述说明了，在专制不易、极权不变的情况下，多数民众获得的只是灵魂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双重贫困，而愚民奴化之害更甚于财富剥夺之害。在《民间觉醒时代的政治转型》一文中，刘晓波先生指出：“民智未开的愚昧……赋予了独裁政权以合法性。而当下中国的底层反抗频发的主要原因，首先不在于物质分配的平等与否，而在于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经济因素不是导致政治抗争的决定性因素，维权争权、不甘受欺的博弈决心才是大陆底层反抗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以，基于“经济决定论”谈论、推动民主转型，不啻缘木求鱼、画饼充饥，其错谬性、欺骗性、危害性不容低估、不可小觑。

规律所使，中外皆然。据高萌《前苏联演变的经济根源》一文，前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世纪70年代便大幅下降，与美国对比，前苏联的经济效率、国民收入、生活水平日渐落伍，“消费品，特别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然而，由于苏共的愚民宣传，使得很多苏联民众依旧对苏共的极权制度抱有信心，未滋生强烈的反抗意识，使苏共统治得以继续维持数十年之久。直到戈尔巴乔夫政权提出“新思维”，主动启动改革，才彻底唤醒了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抗争意识、道德义愤，形成了全民思变、弃旧向新的强大合力，使前苏联极权政体解体。由此可见，仅仅出现经济危机而缺少政治抗争意识，很难撼动专制独裁政权。

张千帆、蔡克蒙在《政治和经济谁决定谁》一文中指出，“经济决定论对于许多个案都没有解释力。”“经济决定论显然过于武断。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还不如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来得更直接。”“印度民主的发达与经济的相对欠发达也表明，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决定政治民主的水平和质量；即便在印度这样相对贫困的国家，民主也能做得相当不错。”

陈永苗先生在《走路去月球：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一文中提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走出来，政治地看问题，才看得清楚现实和出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治运行的润滑剂。”“财富的分配取决于政治，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从主流上判断，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是国际资本和国内权贵的分赃。”“中国的市场经济，经济民族主义的成份，其参与民族国家竞争，所获得利益，归于权贵和官僚，与民众无关”。“中国的市场经济无从支撑民生。”“连中共中央都承认底层没有分享改革成果。”

在《政治和经济谁决定谁》一文中，张千帆、蔡克蒙将世界银行统计的2012年人均GDP排名前25位的国家、地区与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统计的25个“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ies)国家进行对比，发现两份名单高度相似，25个国家与地区中将近3/4（18个）是一样的。文章指出，如果刨去港澳、文莱（石油小国）等带有显著特殊性的国家或地区，两者的相似程度更高，因此得出结论，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民主政治和经济发达程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少数例外并不足以否定一般规律：即经济发达国家也是民主政治国家。”文章提出，民主政治可提升人民的理性思维能力、道德水平、创造能力，而这些素质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事实上，民主政治还能够有效遏制资源垄断、贪腐，并以高税收等方式调整二次分配以照顾弱势群体。

文章指出，印度情况较为特殊，在《经济学人》统计的167个国家中，印度排名38，在“带缺陷的民主国家”中排位相当靠前，不过，其2011年人均GDP只有1528美元。但是，笔者知道，在民主、宽容、多元、基本人权能够得到保障的制度环境中生活的印度人民，在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等方面远高于大陆民众。人生在世，所求无非幸福二字。印度虽然人均GDP不高，但能够使国民感到幸福、普遍健康，仅此而言，便比中共极权专制统治不知好多少倍！

文章指出，即便威权体制没有转型国家的动荡风险，即便这种体制带来的社会稳定有助于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未必是可持续的。腐败导致大量国民财富向权贵阶层集中，向海外转移；工薪阶层的收入过低导致内需不足，而只能过度依赖脆弱的出口贸易；环境污染不仅让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大打折扣，而且极大增加患病人群及其家庭经济负担；贫富差距以及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剥夺民利的行为制造社会矛盾与对立，威胁社会稳定和政治管治的合法延续——如文中所言，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集权有声有色，民生一塌糊涂，贫富继续分化，环境污染加剧，实体经济不振，房地产泡沫在中共护持下不断壮大，股市暴跌再创记录……这一系列的经济惨状、民生惨象，进一步说明了“制度与经济”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因此基本可以说，有什么政府、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经济。胥志义在《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对国家的冲击》一文中提出，政府不是一个生产性组织，也不能以赢利为目标。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合法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然不适用于中共极权。中共在半调子市场经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答曰：集于管理者、经营者于一体；合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中共垄断大量资源，通过半调子市场经济，无耻无德地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和责任最小化，对全民利益、全民血汗进行了极限性压榨。

因此，民众的普遍经济状况对于政权的稳定性并没有决定性影响。真正影响政权稳定性的因素在于：很多民众是否具有强烈的道德义愤和抗争意识。只要很多民众的道德义愤、抗争意识足够强烈，无论贫富，均可酝酿出大规模抗争；反之，如果觉得自身所处的统治秩序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自然饿死也不会反抗。所以说，“大陆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中共极权崩溃”之类论调基本站不住脚。

综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可概括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达程度、人民幸福指数等因素存在高度相关性，此为一般规律。而“经济决定政治”论的可解释范围十分有限，基本无法解释宏观国情，充其量只是在微观社会环境中有一定说服力。因此，理性认识“经济决定政治”论的缺欠和危害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于志在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人们而言，秉持“经济决定政治”论无助于分析政治大局和进行政治实践，结果多半只能是自乱理性、缘木求鱼！刘晓波先生在《民间觉醒时代的政治转型》一文中指出：“在中国，要在经济上实现利益分配的公正，首先取决于在政治上实现权利分配的公正”。在民众的权利意识、道德义愤、抗争精神整体上比较有限的情况下，“经济危机”对中共极权威胁有限。只有不断增强国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抗争精神，使他们主动关心政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投身于“零八宪章”运动等民主维权运动之中，积极推动中国民主转型，实现《零八宪章》的基本主张，《零八宪章》所提及的“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等问题才会得到根本解决，国民们的包括经济权利在内的各种基本权利才能够在民主中国的国家机器的保护下获得最大限度的实现！

2.1.2思潮如旧，富难思进——驳析“中产阶级壮大决定民主转型”论

人心不易，穷难思变，同样，思潮如旧，富难思进。如上文所述，如果缺少道德义愤、权利意识、抗争精神，“穷则思变”的情况不会出现；同样，“富则思进”的情况亦不会出现。

“富必思进”的观念，在当今中国大陆突出表现为“中产阶级壮大决定民主转型”之类思潮。此论与“经济决定政治”论具有相同实质。虽然上文已指出了“经济决定政治”论的系列错谬，但是，由于中共统治区的中产阶级有别于宪政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且“中产阶级壮大决定民主转型”是较有特点、较有影响力的“经济决定政治”论，故而专章驳析。

刘晓波先生在《私营老板“稳定共识”的背后 ——大陆民主化的动力分析之一》一文中提出，虽然“私营经济同样受歧视，只能拣一点权贵们或有意或无意掉下的残渣”，“但是他们仍要付出很高的‘权力费’，私营业主用于攀附权贵的投资，决不少于其他投资，正如一些港台富豪用钱买一顶人大或政协的红帽子，买出入中南海的通行证，从而得到更多的大陆市场份额一样。”“与平民百姓相比，私营业主毕竟搭上了‘先富起来’的便车”，“在大陆的畸形市场中……凡生意人皆有一双不干净的手，而是否被全部斩断或砍成残疾的权力，全在执政党手中，想收拾谁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不由你不温驯。”

正因为大陆中产阶级不得不付出不菲代价在不同程度上同极权体制建立深度依附关系、罪恶捆绑关系、利益共享关系，刘晓波先生指出：“许多人认为，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培育、发展和成熟……但是，目前的大陆，先富起来的私营老板和其他的富人一样，是政治上最保守的阶层，目光之短浅只盯着眼前的既得利益”，“上等奴隶做久了，自有想坐稳的利益和乐趣所在。”“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过份关注，使他们很容易产生恐惧综合症，似乎中国的所有混乱都是中央权威的削弱造成的，似乎所有来自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都是帮倒忙，似乎平民要求政治改革就是想劫富济贫，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的经济文革，必然导致社会动乱。”“（大陆中产阶级）没有多少想改变现存体制的内在动力，私下聊天中的牢骚也只是牢骚而已。”笔者所接触的大陆中产者虽为数不多，但他们皆如刘晓波先生所述——是亦为“中产壮大未必有利于民主转型”的佐证。

严家伟先生则指出，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多是特权阶层中的普通既得利益者、中低层既得利益者。在《“中产阶级民主梦”已梦断神州》一文中，严家伟先生指出，在权贵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如果硬要说中国有什么‘中产阶级’的话，确实也可能有。不过对不起，在这个‘中产阶级’的前面还应加上两个字：特权。如果觉得这‘特权中产阶级’之名欠‘雅’的话，可以将其称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他们是些什么人呢？笼统而言之，就是在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在权力机关），和在官方垄断的事业、企业单位中供职的那个庞大的群体。”“由于钱来得太容易，所以一个国家电网的抄表员月薪竟能达到8000元。比抄表员地位高的，月薪该是多少，笔者智商低就不敢妄测了。这个群体粗略估计全国大约有2000万人。”“以上这两部份人，就是中国当今的‘特权中产阶级’，不但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壮大。不过他们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吗？再退一步说，他们想在中国实现民主吗？恐怕傻瓜都知道不可能。”

笔者以为，刘晓波先生和严家伟先生关于中产阶级的观点可以互为补充。刘晓波先生重点指出了为数不多的、崛起于民间的中产者不得不在体制脚下跪求招安的事实，而严家伟先生则重点指出了数量庞大的中产者本就立足于体制的状况。归结起来，就是说，目前共统区的中产阶级大部分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小部分多为体制外的依赖附庸者。因此，对于中国民主转型而言，“中产阶级壮大决定民主转型”之论纯属无稽之谈。

何清涟在《一个学术神话：中产阶级的兴起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一文中指出，“中国中产阶级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中产阶层的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既是这个体制的维护者，又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除此之外，何清涟还将教育、医疗等市场化的垄断行业从业者纳入中产阶级群体，并称私营企业主与体制内权势者是利益共生关系，“目前，与其说中国的中产阶层的主流是希望民主化变革，还不如他们希望稳定。”

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民间智囊机构布鲁金斯研究所曾经举行过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据与会专家的发言和在大陆的抽样调查结果，得出结论：中国中产阶级多已成为中共支持者而非政治改革动力。此类抽样调查文章还有陈捷的《中国的民主化和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民主态度》一文，此文基于概率抽样调查、分析指出：威权制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并非一定支持民主化；中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度与其对民主的支持度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中产阶级所感知到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同样也与其对民主的支持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国中产阶级多数对体制极具依赖性并因体制之故而不断获利，所以普遍不支持中国民主化。由于本段所引结论皆系由实际调查、数据分析而得出，是以有力证实了本文所引的刘晓波先生、严家伟先生、何清涟女士关于“中产阶级与中国民主化”的观点。

陈捷在《中国的民主化和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民主态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新加坡，大多数中产阶级认可一个非民主的政府，只要该威权主义政府继续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在马来西亚，新兴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马来族的中产阶级，要么非常积极地支持日益走向威权主义的政府，要么继续对政治保持冷淡。在印度尼西亚，新兴中产阶级坚定地支持维持现状。尽管台湾地区和韩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民主转型，但中产阶级在支持民主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在一些研究中一直受到质疑。研究表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新兴中产阶级在刺激民主发展上贡献甚微，而且他们的阶级利益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会问，满清末造，很多革命党人不都是出身中产阶级之家吗？不错。但是，满清末造，排满反清已成时代潮流，武装起义渐成社会大势，暗杀理念广受认同，任何一个社会人皆会受此大环境的影响，加上清末中产者文化较高，更易接受革命理念。此外，在关联体制程度、附庸体制程度、受益体制程度等方面，满清末造的中产阶级远不及中共治下的中产阶级，比较容易脱离体制的引力。而中共治下的中产阶级则不然。由于中共极权统治性质使然，导致中共极权统治对于各种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机会资源均有着满清政府所不及的极端严控特性，将“上门跪舔”的中产阶级的依附体制特性强化至极限。因此，目前虽有个别大陆中产者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付出很多，而且，在民主转型的时代潮流的影响之下，大陆中产阶级之中也许会涌现更多的民主人士，然而，由于大陆中产群体与中共极权之间有着史无前例的粗壮脐带，不可能出现多少主动抗争体制者，极少数向往民主的中产者很难改变“富不思进”的大陆中产阶层的整体生态。对比下层民众而言，大陆中产阶级中的为推动民主转型、抗争极权专制而有所思有所行者的比率要低得多。因此，“中产阶级壮大决定中国民主转型”之论并无实现可能。

有些民主维权人士认为，要先经济后政治，以经济方式创造政治抗争条件，并将民间反抗发展之际难以为继、愈发式微等状况归因于经费缺乏，言必称“经济决定政治”。当然，财富支持、物质保障在政治博弈、政治抗争的全程尤其是初期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场声势浩大、震撼全国、席卷各地的抗争运动，其主要推动力皆是人心，而非金钱，是民意，而非物资。经费无论多少，皆只能为抗争者提供基本抗争条件，而绝对买不到抗争者的抗争意志和牺牲精神。请问，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中抗争在前、殒身不恤的中华英雄们是为赏所惑吗？陆皓东、史坚如等兴中会民主革命先烈是为利而动吗？徐锡麟、秋瑾、吴樾、彭家珍、林觉民、喻培伦、熊成基、尹志锐是被刺杀一名督抚多少钱之类的条件所引诱才愿意冒险犯难的吗？在笔者看来，将大陆民主运动不振的状况归咎于经费不足的这种观点，只适合解释某些微观民运问题，如过于强调“经费问题”“经济实力”而将政治动员、政治抗争、维权博弈置于同等位置或次要位置，则很近似于“富则思进”之类的思潮。笔者以为，凡经费有限的反抗运动，其经费有限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义愤不强、抗争意识不足、抗争理念有误、抗争路径走偏。若不然，大规模反抗必生，此时，仅仅依靠抗争群体的庞大内部资源便足以自给，足以实现“以运动养运动”，若再能有效获取外界支持，更不会为经济问题所困。毛有名言：“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有了的一切，都可能会丢掉。”不得不承认，将此话暗含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厚黑因素滤掉之后，剩余部分极有道理。

2.1.3 大陆的半调子“经济全球化”对推动民主转型作用有限

“经济决定政治”论在国际层面的一个论调是：只要中共持续改革开放，最终会促使共统区彻底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进而不得不进行政治变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和真正的市场经济。

中共跛足改革的过程，也是共统区部分经济领域和边缘性政治领域逐渐同化或半同化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共极权统治确实被弱化，民间社会确实在壮大，民众权利确实在扩展，而且，半调子经济全球化虽无法改变大陆市场经济的半调子现状，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活跃了半调子市场经济。如，大陆互联网虽在中共强力封锁下沦为局域网，但对跨国公司员工和需要经常联系海外的普通网民而言，只要稍通一点网络技术、拥有几个翻墙软件，就可将局域网变成广域网，从而夺回网络知情权；即便在大陆局域网之中，因国际经济联系的带动，尤其是跨国网络服务商和跨国市场化传媒之间的竞争需要，可将一些中共所不乐见但也不甚敏感的信息搬到墙内；由于大陆局域网网民极多，即便纯粹在局域网内交流也可在不同程度上以信息互补方式夺回部分知情权；民间社会与海外建立了广泛的商贸联系并不断获得经济收益，使一些民众收入增加；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达民主国家的产业、技术、服务、经济理念、商业模式等持续涌向大陆民间，刺激并丰富了民间创业意识，增强了民间创业力量，使大陆经济产业日趋多元化，商品和服务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通过出国了解到了宪政民主制度对民众的好处和极权专制的危害；发达民主国家的某些生活方式、民用产品和民用技术逐渐在大陆民间普及，虽然有不少因素流于表面化、本土化、媚俗化，但仍有不少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众的自由空间和权利空间，提升了民众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扩大了民众的知情权；等等。

如上所述，由于中共的跛足改革终究与经济全球化稍有交集并产生了少许良性效果，遂使得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的部分精英和一些中国民主人士对中共极权的改革开放的幻觉和期望不断扩大。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共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必然逐渐推动中国社会利益分化、观念变革，进而促使中共政治体制渐进改良、最终实现宪政民主。这种一厢情愿在中共六四屠城之后有所跌落，但旋即在邓小平南巡之后迅速回升。然而此后，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目睹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增无减的种种罪恶、顽固、偏执，对中共“以经改促政改”的愿望在不断跌落，在习近平上台大肆打压民主维权人士、抛出臭名昭著的“七不讲”、炮制旨在强化一党极权和促进精确化专制的新国家安全法、大斥普世价值、狂批颜色革命、不断加大打压NGO和民间社会的力度之后，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对中共政权的主流评价愈趋失望、激烈，沈大伟等美国著名的权威中国问题观察家所发表的关于中共统治接近崩溃、必然崩溃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对中共习近平政权的主流评价。

“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共统治区的良性促变作用是有限的。极权统治区的有限“经济全球化”，使得民间经济社会的良性变革和良性进步极为有限，充其量只能使极权专制统治被有限弱化，而无法导致极权专制统治瓦解。在笔者看来，目前“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共统治区的良性促变作用已臻极限，今后只能不断衰竭。由于极权专制的阻碍，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的进步已臻极限。如《零八宪章》所言，因中共政权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中共主导下的跛足改革和半调子“经济全球化”不仅日益在共统区彰显危害，且不断威胁民主国家和世界民主化进程。刘晓波先生在《中共崛起与世界新秩序》一文中指出：“经济开放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政治进步，反而让钱袋迅速鼓胀的独裁政权愈发有资本抗衡美国。以经济崛起为特征的中共新型独裁的最大的负面效果，就是它的机会主义和‘金钱外交’对世界文明的毒化。中共现政权真有钱，金钱外交也真管用，它使残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残喘，更使自由世界降低文明标准来迎合中共的政治要求。尽管中共当局不断强调和平崛起，也反复宣称无意挑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中共独裁的实际作为已经成为世界民主化进程的阻碍。”

刘晓波先生将中共极权对世界民主国家的主要危害归结为三点：一，中共政权已经取代前苏联而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二，中共用金钱外交和多极政治换取欧洲自由大国的政治让步；三，中共用国内大市场利诱和要挟西方大资本。除此，刘晓波先生还指出了中共极权对国际贸易平衡、自由汇率等方面的危害：“从经济的角度讲，以牺牲劳工权益、环境保护和道德底线为代价的中国廉价商品，已经对国际贸易平衡造成巨大冲击。西方各国对华贸易逆差急遽升高，中西之间的贸易纠纷不断，欧盟和美国频繁地对中国廉价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共对高赢利行业的行政垄断也对世贸规则构成巨大挑战，外汇管制制度威胁着自由汇率规则，以至于，西方国家不得不绞尽脑汁地逼迫人民币升值。”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暴政的软硬兼施，会使跨国公司的逐利本性极限放大，为了利益而助共为虐、跪拜专制，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民主化产生负面作用。余杰先生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一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有可能阻挠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公司所起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有些跨国公司违背人类基本的道德底线，或者疯狂掠夺后发展国家的能源及各种资源，或者将垃圾、有害农药、有危险的基因产品等倾销到穷国，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其牺牲品。”

“更让人忧虑的是，许多跨国公司为了经济利益，与独裁政权狼狈为奸，成为其最大的支持者。最突出的情形便是若干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余杰先生大量列举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恶劣作为：沃尔玛订购中国囚犯所生产的大量廉价商品、在其中国总部建立了中共支部；思科公司帮助中共建立“网络长城”（剥夺公民知情权的“金盾工程”）；微软应中共的要求单方面删除《纽约时报》助理安替撰写的包含所谓“敏感”内容的博客；雅虎向中共提供王小宁、师涛、李志、姜力钧等异议作家的个人资料并导致他们被判重刑；谷歌为适应中共信息不自由的“国情”而推出经过了过滤的“谷歌中国”（笔者以为，谷歌后来的表现大体还算令人满意）……

笔者以为，希望中共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自动弃恶向善和对“以经改促政改”的厚望之所以是一厢情愿，关键问题就在于错判了极权管控下的经济与极权政治的关联，高估了中共极权头目们的政治良知和道德底线，低估了中共极权的专制管控手段、对大陆经济的控制能力、对清算的恐惧程度和对既得利益的贪婪程度。目前，中共的跛足改革能够达到这一地步，已触及了极权统治团伙的忍受底线并促使中共不断强化对社会的专制管控。在中共极权统治之下，跛足改革使得部分经济领域和边缘性政治领域已同化或半同化于“经济全球化”，已臻最佳状态。笔者以为，只要中国今后依旧处于极权专制牢笼之中，大陆的半调子“经济全球化”不仅无法出现良性突破，还会不断遭受破坏，逐渐弱化。习近平政权目前在政经各领域的加强专制管控之种种行径和与时俱进的倒行逆施之举，就是最好的证明。

陈永苗先生在《走路去月球：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一文中写道：“前英国驻北京外交官盖思德在《动员各方力量，支持中国民主化》中说，关心中国民主化的海外人士大家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共识，那就是：假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会把中国带向民主只可能是一个错觉。任何相信这一错觉的外国政府都是在有意或无意地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勾结，在历史上造成重大的欺骗，从而最终导致自由和民主的灭亡。”如今，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的主流社会似乎逐渐对中共极权减少了幻想、擦亮了眼睛，尽管已经为时不早，但绝对是一件好事。这无论是对帮助中国民主人士和觉醒民众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而论，还是对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言，皆有大益。

2.1.4 对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而言，政治维权重于经济维权，底层维权重于中产维权（富人维权），体制外维权重于体制内维权

由于“维权”一词的热度已同于“民运”或超越“民运”，且其自身亦具一定内涵，因此，笔者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之上，对“维权”作以论述。

首先，要对“维权”的基本含义进行界定。笔者以为，“维权”中的“权”，应是天赋人权、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普遍权利、基于普世价值的各种权利。但事实上，维权人士因政治追求、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而对“维权”理解有别。广泛出现在中共官方话语中的“维权”一词，自然是将“维权”的范畴界定在中共法律制度框架和极权容忍度之内，是以，在中共官方对“维权”的有意无意的歪曲宣传之下，“维权”之论与改良之说关联甚为密切，很多维权人士尤其是访民们的“维权”基本属于体制内行为。在笔者的本节论述中，所采取的是笔者对“维权”含义的认知和理解。
毫无疑问，所有的“维权”皆对促进、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有一定作用，然而，不同的维权，对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作用是不同的。基于本节前三部分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而言，政治维权的意义重于经济维权的意义，底层维权的意义重于中产维权（富人维权）的意义，体制外维权的意义重于体制内维权的意义。因此，民主群体应从“民主转型”的战略高度出发，以差别原则对待“维权”，对于大陆民众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切勿等量齐观，对于大陆维权活动亦不可混为一谈，要用有限的力量支持较为重要的维权活动，对体制外底层政治维权活动，以及像“零八宪章运动”这样的兼具政治维权因素、经济维权因素、底层维权因素、中产维权（富人维权）因素、体制内维权因素、体制外维权因素但以政治维权因素、底层维权因素、体制外维权因素为主的综合性、全国性的维权运动，极有必要大力支持。

不过，对于经济维权活动、中产维权（富人维权）活动、体制内维权活动或以经济维权、中产维权（富人维权）、体制内维权为主的维权活动，民主群体也要在客观分析其对促进中国民主转型的利弊的基础之上，在密切观察其动向、分析其特点的前提下，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给予合适的支持。当然，关于“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确实不易给出详尽的标准，但也有一定规律：大规模的，跨地域的，跨行业的，持续性的，能够对中共极权体制的稳定性产生强烈冲击的，虽属个案性、局部性、短期性但能够充分代表某一社会阶层利益、能够唤起某一社会阶层共鸣的经济维权活动、中产维权（富人维权）活动、体制内维权活动或以经济维权、中产维权（富人维权）、体制内维权为主的维权活动，里面往往蕴含着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良机，往往与大陆民主转型潮流有着微妙的、动态化的交集，需要以充分的理性、敏锐的直觉、丰富的经验去观察、去分析、去把握、去驾驭。

小结：

“经济决定（政治）论”危害匪浅，此论之拥趸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马列邪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观点、骗子屠夫邓的“先经济后政治”等论调的影响。在维权群体、大陆民众普遍缺少足够的博弈意志、抗争决心和理性的博弈路径、抗争方式的情况下，穷难思变，富难思进，大陆的半调子“经济全球化”对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作用有限。指望中共极权体制下的经济生态自然而然地演化出一个民主中国，纯属一厢情愿、痴人说梦。只有经济之外的方式，才能为政治制度变革提供根本动力；只有全力推动“零八宪章运动”等民主转型运动，才是保障、实现国民们的包括经济权利在内的各种基本权利的根本途径！

来源：民主中国 2015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