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认真观察下中国官方近两年对新疆问题的回应说辞，不难发现当中一股以中式资本主义现代化为核心的殖民心态。（汤森路透）

自从中国官方媒体号召支援新疆棉花，抵制H&M等外国品牌，短短数日便令民间的爱国情绪持续高涨，各路演艺明星纷纷解约表忠，如H&M网上销售服务均下架，实体店面多少受到路人压力。而最紧要的是，新疆「集中营」「强迫劳动」等议题一下子成为中国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是近年新疆问题于国内第一次得以广泛传播，显然目前中国统治当局收到了他们想要的效果。

其实新疆少数民族是否被强迫劳动等问题纷扰已久，去年就受到各外媒关注及国际时尚品牌们的切割（H&M于去年九月发布过拒购声明），美国国会亦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为什么中国当局至今才鼓动人民大肆还击？也许如评论坊间所讲中国政府不想影响当时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还有要回应3月22日西方多国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官员制裁的压力，但追问这些不是重点，按照以往中国统治当局的文宣逻辑及政治策略的运用痕迹，可以肯定的是，凝聚民族主义热情，想调动举国之力巩固目前的中国模式发展与治理的决心已形成，即使将会不断面对西方各国就普世价值层面的指责。

近一两年来新疆「集中营」（或称再教育营）问题被外媒大肆关注，让中国国内有能力接收外媒资讯（翻墙）的人自然形成了真相/未被说出，压抑/反抗这等自由主义者们对待受难者（新疆少数民族）最常见的态度，那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当局竟然先声夺人，咬定棉花生产过程的正常，一直以来真相/未被说出的禁忌被消解了。

然而，现今我们能得到的「真相」事实亦颇不足，将信仰伊斯兰教的维族人大规模拘禁于「再教育营」是铁板般的事实，但里面如何进行再教育（再生产），如何组织生产等细节内容不是某些如为博取西方关注的脱北者的三言两语就能确定的，不过如此丝毫不会削减应予批判的态度。

中式资本主义的殖民心态

要知道，只要我们认真观察下中国官方近两年对新疆问题的回应说辞，不难发现当中一股以中式资本主义现代化为核心的殖民心态：少数民族作为异族显然愚昧守旧落后，容易受宗教思想影响兼滋生暴力倾向，而预防性关押与强迫其接受再教育，是党和汉族干部为了使他们抛弃各种陋习（例如语言，服装，饮食，生活习惯）获得可以融入祖国现代化发展的机会之「关怀」。如加强要求维族人学习中文，甚至不惜要废弃其母语，不正是要求其融于中国经济发展抛弃不必要的负担之坚决吗？

而中国棉花采植的「野蛮」问题（不够机械化），恰恰就如多数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强度与劳工贫苦状况一样，它始终是从属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它的前提反而是自由劳动（当然「再教育营」里除外），让西部地区农民因生计从土地上离开，让他们随着市场需求「自由」前往各地成为劳动力后备军，此类「拾花工」从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当中不乏少数民族，九十年代因下岗潮人数大增，其时在新疆摘棉一个月能抵得上半年的土地劳作收益，如此促成了「拾花」的大规模季节性迁移，台湾金马奖获奖纪录片《棉花》中就如实地记录了这般中国制造的缩影。

新疆棉事件发酵后，中国国内知识界又开始推介美国学者Sven Beckert近年大作《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追溯暴力与国家干预是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共用的本质特征，如十九世纪美国南方种植园的奴隶劳工、欧洲和北美棉纺织的工人的生活和行动之所以被限制在围绕着机器生产的旋律转动，与国家暴力合作的资本家会利用行政、法律、财税杠杆、基础设施建设渗透前现代社会（农村），将个人从人身和土地依附关系中抽离出来，剥夺其赖以为生的传统谋生方式将之变成芸芸无产大众一员，以供工业资本主义压榨是其关键。这就是如今对关怀现实的左翼所应做的知识传播——指桑骂槐。

纳粹正是一现代性的产物

现行中国模式不正是一极端的资本主义肆虐吗？职业培训，预防性关押与再教育，清除一切不利于世俗化的异质因素，让少数民族做回「正常」的「经济人」，尽管手段有些粗暴，但大体上还是需要的（「必要的恶」），这是中国大陆语境下颇具代表性的评论。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敏感的读者不难联想起从十六世纪圈地运动开始西方社会（最早主要是英国）通过各种手段使得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沦为乞丐和流浪汉后进入资本主义工厂和农场工作，接受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和剥削，一方面颁布一系列法令，对有劳动力的游民一经捕获，则处以鞭打、烙印、割耳等酷刑，以至处死；另一方面则采取一些救济措施，以缓和被剥夺农民的反抗，防止动乱，是为《济贫法》。

而最早在伦敦实施的感化院制度与后来的习艺所，是否为今天新疆职业培训再教育所的鼻祖？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出版以来，刺激了无数学者对「扶贫」这种完全建构分类出来的，充满主体道德意识的现代性大工程的各类在地分析与批判，这已是今日中国研究必需的进路。而现今新疆监控设备的泛滥与疫情期间比其它省份更为严格和不人道的管控，种种迹象表明着对这异族的规训和生命政治管理远远没有尽头，而且它一定是与中国模式治理术密切相关，其发展亦离不开国际因素。

如研究新疆的历史学家米华健（James Millward）所言，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维吾尔地区发生的事件背后有大规模组织或国际社会参与，但中国政府利用了小布希政府的冷战式右翼话语将维吾尔族的动乱归入「全球反恐战争」。甚至为了争取中国支持联合国为美国入侵伊拉克辩护的决议，美国在2002年有问题地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定性为国际恐怖组织，以致「维吾尔恐怖主义」从此成为一个持续的热点。2009年乌鲁木齐的七五暴动，虽然被中国当局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但实际上是因为武警强行镇压了维吾尔人的和平抗议，要求调查几天前广东一家工厂两名维吾尔人被处以私刑的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力量对恐怖主义的渲染，于今对评论香港反对运动的文宣中可见一斑。

新疆问题俨然已成批判中国模式的紧要关口。近年海外反共反中圈子里总高举「赤纳粹」这一称呼，殊不知纳粹正是一现代性的产物。没有一种社会学的想像力，抛开旧有意识形态的桎梏，保持全球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批判视野，分析追溯知识（现代性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来源，是不能联结全世界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层面上对抗中国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