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反思与纪念同样重要——“六四”32周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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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运动资料图片

今年,六四32周年,规模最大的香港市民维园烛光悼念集会被港府封杀了,美国华人的六四纪念活动便格外引人瞩目。六四当晚,由伟大民运雕塑家陈维明创建的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六四纪念集会,有来自全美各地超过500人参加,届时将揭幕陈维明创作的“中共病毒”雕像,这座雕像塑造的是头上长满新冠毒株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形象,雕像把这位散播新冠病毒已经杀害全世界300多万人、美国60万人的魔鬼,永远定格在历史上与世人面前。“中共病毒”雕像的揭幕,是把纪念六四32周年活动提升到更高层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从5月29日民运人士清洗旧金山华埠的民主女神像开始,各地纪念六四32周年的活动便陆续展开,率先举行的包括6月1日二三十位美国与世界各地的民运人士的网上纪念会,我观看了这次纪念会的视频,觉得大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和以往31年每年六四说的话一样,无非是谴责中共的暴行,倾诉受难者的悲情,并无新意;唯有苏晓康先生的发言振聋发聩,他要求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反思89民运导致六四屠杀的教训。我认为,苏晓康的讲话,与陈维明的“中共病毒”雕塑,是纪念六四32周年的两个最大的亮点;每一场纪念六四的集会固然必要,但苏晓康的讲话和陈维明的“中共病毒”雕塑,胜过十场、百场老调重弹的纪念集会;也就是说,32年了,年年六四,如今缺少的不再是纪念,而是反思,人们不能只纪念而拒绝反思,反思与纪念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苏晓康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被指否定89民运;我写这篇文字触动了海外民运的“政治正确”,必定犯众怒,甚至可能被打成混进民运队伍里的中共代理人。但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我只要说出我多年想说的话。

反思什么呢?起码对89民运的失败应该有所检讨吧。89民运曾一度接近胜利,但胜利被广场上激进的学生领袖葬送了,导致最后的结果与89民运的初衷相反,演变成六四屠杀,让学生和北京市民血洒北京城。这里面,主要责任当然在于残暴的刽子手,那么领导这场运动的学生领袖是否也负有责任呢?

89民运以六四屠杀而告终,葬送的不仅是89民运本身,更葬送了1980年代由赵紫阳带领中共党内改革派和党内外志士仁人前赴后继赢得的大好形势。1980年代,是中国1949年后唯一的“黄金年代”,那个年代起始于创建深圳经济特区,延续至开放沿海14个城市,终结于在海南建立的大特区。终结了那个黄金年代并致使中共改革派全军覆没的人,除了在89民运中下令解放军屠杀和平情愿的北京学生和市民的邓小平,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也难辞其咎。89民运是因悼念被罢黜的开明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而兴起,其诉求不是要推翻共产党,更不是打倒邓小平,而是反对中共官员的腐败和中国经济双轨制而产生的官倒,不然就不会有三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用下跪的卑微方式表达诉求,不然就不会有学生们把泼污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的余志坚等三位湖南青年抓起来扭送北京公安局。当年学生的诉求,其实也是中共改革派的诉求,以赵紫阳为首中共改革派以为学运会为他们与中共保守派的较量增添助力,但当改革派官员到天安门广场要求与学生合作却被学运领袖拒绝,甚至赵紫阳下台前亲自到广场恳求学生撤离给改革派一些回旋的空间与保守派较量也不被学生接受。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学运领袖接受了中共改革派的要求,或者听得进广场上相对冷静的知识分子的劝导,与中共改革派共商进退,互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那么89民运最后的结局绝不会是六四屠杀,而是学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初衷,中共改革派在党内斗争中赢得了某种优势。30多年来,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常常责备赵紫阳,说他如果在天安门广场像俄国的叶利钦一样,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89民运就成功了。且不说赵紫阳不是叶利钦,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不是红场上的俄国民众,解放军更不是苏联红军,就算赵紫阳站上坦克振臂一呼,谁也不能保证学生们不会像扭送湖南三青年一样,把赵紫阳扭送去交给邓小平。

1980年代是有可能为中国带来光明未来的十年。最近这几年,中国曾出现短暂的80年代热,许多人写下对1980年代的记忆和怀念:那时,中国人经过文革浩劫痛定思痛,胡耀邦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赵紫阳排除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解放思想的干扰;西方和港台的现代思潮与文化作品纷至沓来,长期思想蒙昧、精神滞闷的国人,渴求了解外部世界;80年代的文学、音乐如春天的雨露,滋润着人们枯槁的心灵,人们从蛮荒中回归人性,压抑的心灵得到释放;80年代是一个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激情、浪漫和理想主义的年代,是思想冲破桎梏自由奔放的年代。80年代虽无法与诸子百家争鸣的先秦和文化大师巨匠辈出的民国相比,但留给中国人美好的记忆,的确值得人们怀念。

在80年代大势的催促下,赵紫阳与他的智囊们为中国绘制了一幅改革开放的蓝图,这幅蓝图展示的是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远景,区别于邓小平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为改革开放加上“四项基本原则”枷锁的设计。8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触发了89民运,却因“六四”屠杀戛然结束。接着中国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成果丧失殆尽,中共强化对中国的极权专制统治,中国人走向愚昧化、流氓化,贪婪而暴力,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共历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迎来文革红卫兵和下乡知青掌权的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终于蜕变成祸害国家、危害人类的一条恶龙。中国今日的所有罪恶,都始于1989年六四血腥屠杀那一天。对于六四,刽子手们的责任已经清楚,中共党内改革派的责任也清楚,尚未厘清的是89民运学生领袖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在这里呼应苏晓康的讲话,希望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反思89民运导致六四屠杀的教训,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并不是要否定89民运。89民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是中国的一代青年英雄,都不容否定。但不否定不等于不要反思。32年前的学生领袖,都是20出头的青年,青年人偏于激进,犯下错误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但32年后,当年的青年已进入中年、壮年,如果仍拒绝对青年时代的激进铸成的历史错误进行反思,甚至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只能表明这些学生领袖还没有长大,32年没有进步,继续下去,他们难免遭历史淘汰,而被肯于冷静思考,长于斗争策略,懂得妥协与合作,愿意承认失败与修正错误,且不乏勇往直前精神的新一代民运领袖取代。

中共经百年年经营,建成了具有强大武力镇压能力的国家政权,且有14亿蒙昧的中国人跟随,很难仅靠外力将其推翻。即使有强大的外力,也必须通过促使中共党内的分化才能令其瓦解。89六四以来,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要求中国变革的力量虽然遭到镇压,但地下之火仍在运行,不时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未来的中国,一定有时至势成的一天,爆发又一次如同89民运那样的民主运动,民运领袖也许又要面对与中共改革派合作,避免另一次六四屠杀,争取民运的最好结局的考验。因此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不应该成为中国民运“政治正确”的禁区,而应该成为达成民运最终目标的一个选项。中共党内改革派未必全是与民运人士具有同样理念的人,只要他们是当政者的反对力量,就可成为民运人士的合作者。更不用说我们熟知的鲍彤、高瑜、许章润、蔡霞等等这些杰出的民主人士,他们的民主理念及民主意志,要高出许多海外的民主人士。

自流亡海外30年多来,我有幸结识众多当年89民运的学生领袖,我由衷敬佩他们,视他们为英雄,斥责对他们污名化的种种言行,正因为我心中的这份情愫从未消退,我才在六四32周年纪念日到来之时,发一番感慨,期盼我心中的英雄们反思,在反思中成熟起来,在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中继续担当领袖的重任,去促使另一次89民运到来,去完成另一次英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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