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从革命向法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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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25周年反思之三

英国解密“六四”镇压细节称一万人死亡- BBC News 中文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辆装甲输送车在燃烧

六四的血腥镇压,暴露出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仍然是极左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表明中共仍然是一个革命党而不是执政党。这是由其马克思主义治国理念所决定的。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所有苏联类型的共产党国家都只不过是向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过渡的中间阶段,一种时刻准备发动世界革命的准战争状态。这种神经兮兮的战争准备状态完全背离人民想要过和平、稳定的正常生活的愿望,如不彻底改变,势必国无宁日、人无宁日。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从革命向法治转型。

一个法治国家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公民行为只有合法\非法之分,警务部门的强制对象只有一个适用标准:法律。公民的合法行为,警察只有保护之责,没有干涉之权;公民的违法行为,警察则必须按照法律的规范动用适宜的强制手段,不作为或过度作为则警察自身违法,同样要受法律惩处。1989年的学生游行示威如果有健全的法治规范,本来很好处理,全世界的法治国家全都有一整套既能保障公民游行示威自由权利、又不至于造成严重社会动乱的办法;与之相对照,中国、埃及、泰国、乌克兰乃至台湾最近的太阳花学运则是另一番景象,显示出这些国家(地区)的自由民主或者还没有真正上轨道,或者根本走错了路——没有走先法治后民主这条正路。这不是自由民主不好,而是这些不成熟、不正确的民主案例自身的问题。不少中国人从64的失败案例得出民主不好民主不可行的结论,这是完全错误的。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64学运领袖王丹、吾尔开西竟然又跑去支持无法无天、反动倒退、极左民粹的台湾太阳花学运25年过去了,他们居然什么教训都没有学到。柴玲最近发表了一篇反思文章,被骂得狗血淋头,我倒要替柴玲辩护几句:第一,有反思就比没有好。柴玲的反思当然问题多多,尤其是严重减轻了共产党保守派的责任、加重了示威学生的责任,但无论如何这是开了一个好头,就像宋彬彬、陈小鲁、王冀豫等老红卫兵为文革期间的作为道歉一样,本应该大加赞扬和鼓励,否则,不干好事不挨骂,越干好事挨骂越多,我们这个民族会走向何方,不问可知!第二,柴玲和封从德等人在64凌晨终于做出了和平撤离广场的决定并且坚持到了最后,这很不容易,比王丹和吾尔开西做得好得多。第三,不管大家对基督教怎么理解,对于中国目前这样一种丧失信仰、失魂落魄,整个社会分裂、敌对、戾气深重的现状,基督教不失为一剂良药。柴玲皈依基督教,不管怎样总是好事,总比继续大搞无法无天的革命运动强!

64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对学生太纵容,在对他们一边倒的赞扬鼓励潮流当中,尽管很多人私下议论纷纷,但少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批评学生。我们远没有具备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媚众甚至媚小,谄媚年轻人,谁势力大就谄媚谁。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才要在《六二绝食宣言》当中大声疾呼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今天看来,不仅知识分子应该忏悔,企业家尤其应该忏悔——他们作为当下年轻人竭力仿效的成功人士,却极力回避自己的政治责任,软弱、怯懦得令人鄙视,你走遍全世界,也见不到像中国企业家这样,占有巨大资源却这么没骨气的群体,照此下去,中国的中产阶级能承担起什么国家、民族的责任?你们怕官怕政府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权力巨大并且不受法律约束,动动小手指头就可以捏死你们——薄熙来的打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但是,没有民间的批评抗议——坦诚直率,建设性的,善意、理性、负责任的批评抗议——只是一味谄媚讨好政府官员,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现状怎能改变?我并不是说,要像有些激进人士那样故意踩红线,走上街头搞对抗,刺激、撩拨执政党;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共产党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中国政治可以关心、同时不至遭到非法迫害的领域数不胜数,为什么怯懦到连谈政治都不敢?八千万中共党员更不必说,他们里面有多少人是在推动中国社会前进,而不是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实在难说。中国社会败坏到今天这种程度,对于这种极权后遗症,中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不能说人民就完全没有责任。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反过来说也一样,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政府和人民一定是互为因果的。

从革命转向法治,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说说容易,做起来其实非常困难,有巨量的工作有待完成,而且要以代价小,不导致社会动荡、秩序瓦解、文明倒退的方式去做。以下是我的建议:、

第一,以真相与和解的南非模式卸除历史包袱。

64必须平反、必然平反,殆无疑义,但64的平反不是一项孤立行为,它是所谓如何处理旧政权留下的反人道历史遗产问题的一个环节。这里不存在简单化的、标准划一和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是,存在着一些可取的路径、可供参照的样板、原则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位学者划分出了三种处理方案的主要类型:遗忘惩处真相与和解(见A.Rigby《暴力之后的真相与和解》)。

1)遗忘(忘记过去,既往不咎典型个案是20世纪70年代民主化进程中的西班牙。西班牙遗忘模式的最大收益,是民主化和平转型的顺利实现,与此同时,却让正义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没有人受审定罪,没有罪犯,也就谈不上宽恕,它只是忘记而已。

2)惩处(追究责任,惩罚罪人,以伸张正义典型个案是纽伦堡审判,和苏联解体后的某些东欧国家。这一模式的最困难之处是,要对那些侵犯人权的事件进行审判,就必须严格分清有罪和无罪、作恶者和受害者。但是,这种善恶分明的摩尼教范式并不能反映压制型社会中生活的复杂性。正因如此,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后,捷克总统哈韦尔从一开始就不愿意采取任何清洗行动。哈韦尔是唯一真正意识到极权主义实际上己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人,每个人都是制度的合作者与同谋。因此,他上台后即指出,违反人权的历史不应忘记,但作恶者应该得到宽恕。……总之,当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制度的合作者,在这样的社会里,谁是罪犯,谁有资格担任审判官?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曾经区分过四种罪责:确有违法行为的人应负刑事责任,帮助那些犯有刑事罪的责任者获得权力的人负政治责任,听任罪行发生的人负道义责任,一切没有尽到捍卫人类文明标准的人负抽象责任。按照这一标准,就只有极少数挺身抗议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免除责任,对于其他绝大多数人,惩处的界限划在何处,势必是个大有争议的问题。

3)真相与和解。这是一条避免了纽伦堡审判或全民遗忘两个极端的第三条道路:赦免个人罪责以换取相关罪行的真相,必须宽恕但不能忘记,申请大赦的犯罪嫌疑人必须证明他们已经披露了全部事实,行为必须出于政治动机、是代表某个政治组织或执行其命令,手段必须与目的相适配,对受害者实行足够的赔偿,等等。(见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受到广泛赞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这一模式应当被其他分裂社会所仿效。

南非模式能够得到多数人民支持,有赖于几个重要条件:

最主要的是基督教信仰:

激励我们的不是政治动机,而是《圣经》的信念。……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常常为人可以邪恶到如此地步而深感震惊,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具有这种行为的人是魔鬼,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如同魔鬼。但我们必须区分行为和罪犯、罪孽与罪人,应当痛恨和谴责的是罪孽,而对罪人则要满腔热忱……基督神学认为,尽管他们行为可憎,但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够忏悔、能够改变。……在这门神学中,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人,因为我们的上帝为罪人保留了特别柔软的心肠。……如果有人认为这为道德堕落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他一定是没有爱过,因为爱比法律要求得更多。……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能够做出可怕的邪恶行为——我们全体。谁也无法预见,如果受到同样的影响,处在同样的境地,我们就不会成为和罪犯同样的人。这不是纵容或原谅他们的行为。这是要让心中充满更多的上帝之爱,为看到他所爱的人走上这样的悲伤之路而哭泣。……尽管有许多现实不如人意,但邪恶、不公和压迫无论如何不会最终占上风。

——我的中国同胞们!如果我不能说服你们,你们也不信基督,那就请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读一读这段感人至深的话,反躬自省、扪心自问,然后,努力驱除你们心中那个作祟的仇恨邪神吧!我们中华民族难道注定了就只能如此无能和卑劣,只能让南非的黑人兄弟们为我们悲叹不已吗?

还有班图精神(Ubuntu,南非黑人的部族团结精神):

Ubuntu……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人的人格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们绑在同一种生活之中。……社会和谐是最大的善行,……愤怒、反感、渴望复仇,甚至于通过恶性竞争获得的胜利,都会侵害这一善行。宽容不只是利他,而且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东西必然也使我失去人性。宽容使人坚韧,使人在经历种种剥夺其人性的行径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人性。Ubuntu意味着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无论暴行实施者愿意与否,其人性和受害者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人、对他人施加难以名状的痛苦时,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领导人的榜样:

真相与和解的灵魂人物是曼德拉总统和图图大主教。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本身就是基督精神的化身,作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席,图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和领导作用。而曼德拉,图图这样描述他:

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因身陷囹圄而满腔仇恨、誓死复仇的人,德克勒克先生很可能不会宣布他的改革计划。幸而他遇到的这个人,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质的囚犯……德克勒克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主义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这个人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惊异不已。

前总统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分享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

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经历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要说服白人社会,让他们接受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大权,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很少有选民会拥戴要把政权交给世仇、并以此为政纲的候选人。

——共产党人们!这些话是说给你们听的。榜样树立了,路走出来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摆在面前,你们就毫不动心吗?

还有激进组织的某些明智领袖:

还有其它政治组织力图表现得比非国大更激进,反对任何与敌人谈判的建议,并视此为软弱的标志。曼德拉必须和所有这些人竞争。他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技巧和权威,才能领导其组织与他同行。幸运的是,他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该走这条路。曼德拉也得到了党内对年轻党员具有号召力的一些激进分子的帮助和支持。颇受尊敬的南非共产党总书记乔·斯洛沃就坚决支持整个谈判、妥协与和解的进程。

对比之下,这些至关重要的条件,在我们这里似乎一样都不具备。我们能够创造出这些条件吗?我心情沉重地问自己。但是,不管如何困难,不设法卸除这些历史负面遗产,中共就只能继续靠暴力和谎言维持政权,中共党员的真诚信仰,中国人民对执政党的真正信任就无从谈起,我们的社会就只能是价值虚无、信仰真空、犬儒盛行的,无根基、无灵魂的畸形病态社会,而这恰恰就是64暴力镇压造成的最严重的深远负面结果!

第二,以统一战线化敌为友,缔造和谐社会。

改革自有其内在逻辑,其中之一是,不能割断历史,搞大决裂、大清算。因此,我们不得不勉为其难,从中共的历史遗产当中挖掘出若干值得继承的东西,比如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关怀,崇高理想和无私奉献精神;同时,摈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乌托邦。

64以后,中共向暴力镇压和专政大幅倒退,敌我二分,把所有意见不同的人全都按照敌人对待,原本只要爱国就都要团结的统一战线形同虚设。政治家最大的智慧,就是化敌为友,而64以后的中共则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制造敌人、培育敌人。中国社会之所以充满敌意、戾气、对立和撕裂,总根源就在于此。中共的治国理念要改,具体施政同样要大幅改进。

第三,以新加坡模式重建合法性基础,赢得人民的支持与信任。

已故著名宪政学者蔡定剑有一篇介绍新加坡模式的专文向新加坡学什么?,非常值得推荐。他认为,被国内官员学者推崇(同时被西方国家污名化)的新加坡经验有很大的偏颇和误解,使人们对新加坡的了解有相当大的误导。他说:

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在于它的权威体制,而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争取人民支持的结果。

新加坡到底是民主制,还是个专制政府?它有一个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而又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有一套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公务员制度,又有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

人民行动党有很多与中国共产党相似的地方。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有严密的党组织并有党的外围组织职工总会、青年团和妇女团,特别在基层有党支部,有一套像中共早期严格发展党员的制度,党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与中共不同的是,它是一个议会制政党,而不是一个革命党。它是通过多党竞选上台的,并且必须赢得五年一次的国会选举才能执政,政府官员必须通过像西方议员一样的竞选过程。当然目前的选举并不是很公正的,但不管怎样,它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们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

尽管反对党非常弱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法挑战人民行动党,尽管执政党可以利用行政、司法和媒体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但是,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仍然有很大的压力,人民行动党对待选举的认真态度,与西方多党制国家政党竞选有相同之处。由于人民行动党是靠议会民主制上台的,尽管长期由它一党执政,它可以利用各种民主的手段保证自己的地位,但它不能废除民主制形式。它虽然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但它一直保持着党内民主、党内的开放思想和不同观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执政党是通过议会和政府等政权的形式执政,而不是通过党直接执政。竞选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在联系人民群众与政府方面起着支撑整个政权的作用,这点与西方民主的国家没有区别。

所以,新加坡基本是个民主政体,但实行权威统治(也许应该叫作带有儒家精英治国、贤能政治特色的半自由半民主,一种难以清晰分类的混合政体——周注)。人民行动党通过议会选举途径和国会议员大量、深入、细致地做选民工作,争取选民支持而执政,使为民服务通过议会制度和国会议员的活动,落实在行动上。我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真正实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由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差别巨大,要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势必困难重重,一蹴而就肯定是做不到的,新加坡模式也许可以作为一种折中路径。这样做困难少、可操作性强,只要不把它教条化、固定化,对于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急迫问题,也许是一种虽非理想,但是现实最优的选择。

第四,以中美友好化解国际压力。

中美友好关系的极端重要,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不懂。但由于1949年的一边倒、尤其是朝鲜战争的不幸历史,中美两国长期敌对,直到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才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是,两国的历史传统不同,负面历史遗产至今没有彻底清理,中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改革至今没有大幅改观,以及中国崛起引起实力平衡的变动,种种原因,中美两国关系摩擦不断,甚至中美友好的主旋律经常被噪音遮蔽。美国原本就是多元社会,中国现在也越来越多元化了,两国都是鹰派和鸽派在争夺政策主导权,要想达成中美友好的目标,两国都必须尽力壮大鸽派的力量,压抑鹰派的势力。好在两国政府和舆论的主流都知道,中美不是敌对关系,不能再搞冷战那一套,但两国确实都存在充满敌意的鹰派好战分子,这些人非常坏事,比如我在三只垃圾股——中美日三国的鹰派一文中提及的,日本方面的石原慎太郎等极右翼,美国鹰派的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军方某些人叫嚣的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一再对外国记者讲,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美国善意地拉一拉,中国就比较容易往自由民主方向走,推一推则相反,可能会往后倒退回去。两国不管是把对方看做敌人还是朋友,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把对方看成敌人,它就会变成敌人;看成朋友,它就会成为朋友。

大体说来,把这四件事做好了,中共就会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功臣,而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努力推动中共往这个方向迈进,而不是永远深陷于64悲情不能自拔。

 周舵  20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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