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如果没有强大外力的干扰，很可能就像我们秦朝以后那样，走向一个一个专制王朝的治-乱历史循环了。幸好（还是不幸？取决于你的立场），从东方和北方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日耳曼蛮族和匈奴人入侵，公元476年罗马帝国毁灭后一直冲击欧洲将近500年。西方文明又进入到一个黑暗时代，又一次文明的大倒退，这一退就倒退了一千多年，把辉煌灿烂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几乎完全毁掉，只剩一些残余留在基督教修道院里，到12-13世纪通过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回来一些，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突厥人毁灭，许多希腊学者回流西欧，带回一些古代典籍，然后又陆续发现了一部分，这样才有了文艺复兴，即古代希腊罗马“异教”（非基督教）文化的复兴，算是开始走出黑暗的中世纪。
这第二次长达一千多年的大中断，对现代文明的出世至关重要。它产生了一个东西叫封建，而这又是西方独有的——西周封建能不能和西欧封建等量齐观，史学界争议很大。
是封建就不可能是专制，是专制就不可能是封建，封建和专制恰好是对立的。专制是指有一个权力中心，它能够铲平一切竞争对手，成为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政治权力垄断公司，而封建正相反，权力分散，多元权力相互制衡，王权、贵族、基督教会，到中世纪中期之后又兴起了第四个力量自由城市，还有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几大力量之间的多元博弈与事实上的分权制衡。英国自由宪政无非是把中世纪封建贵族制事实上的分权制衡制度化。
和中国相反，欧洲是到了近代，十五、十六世纪以后，专制王权才开始兴起，这时候它们才形成国家，所谓民族国家。西方这个nation state的国家创立是非常晚的事情，欧洲各国的中央政府能够对全国实施有效治理的国家创立比中国晚了两千多年。除英国之外已经走上王权专制道路的欧陆国家原本也可能和中国一样，落入一代一代专制王朝的治乱循环了，非常幸运的是，英伦三岛上演化出了现代文明当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自由宪政，再配合其它许多完全谈不上什么“必然性”的复杂因素，从英国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文明巨变，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又一次中断了西方的专制主义进路，使得整个欧陆的专制王权立足未稳，又被适时发生的“现代化”进程打断。这是西方文明第三次大的中断。
历史真相是，“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文明中产生，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先进”或“高级”，恰好相反，是由于“中世纪千年黑暗”落后、分散、野蛮的原始性，由于封建贵族的“蛮性”没有被长期稳固的专制王权驯化成奴性，才可能产生现代文明，而且，其中英国的独特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英国区别于欧陆的独特条件，加上整个西方文明（英国也是其中一部分）区别于非西方文明的独特条件——希腊的学术，罗马的法，日尔曼蛮族残余的部落民主（战士大会，选举制，“王在法下”，等等），以及封建贵族约束、抗衡王权的自由独立精神，基督教“教权高于王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在“人人都是罪人”这一点上，国王也不能例外）、教会内部的贵族选举制，再加上许多其它必要条件的幸运凑集，包括独立自治的自由城市的兴盛，再发现和普及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引出的非预期结果——宗教宽容和思想自由，地理大发现，重商主义国策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苏格兰启蒙运动，……等等，其中也包括中国四大发明的输入——没有造纸术印刷术，就不会有知识和学术的传播普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全都无从谈起；没有指南针不会有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没有火药轰塌封建城堡，国家统一无法完成——凡此种种，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重要条件，“现代化”都不会发生。这些必要条件全都齐备，成为必要充分条件是概率极小的事件，任何人只要学过概率论，就会知道其发生概率小到什么程度。因此“现代化”是不可能重复发生的，更不可能是什么“历史必然规律”。
以上笔者论及的现代化理论——历史偶然论、西方文明例外论和英国中心论——迄今为止仍然是非主流学派，主流学说还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中心论（与英国中心论相反）和历史普遍必然规律论（与历史偶然论相反），但我深信，主流学说不但错了，而且错得离谱。所有欧陆国家不但没有“自发演化”出现代文明，相反，在面对现代文明的挑战时全都应对得很不顺利，和非西方国家没有太大区别。关于少数派非主流现代化理论，我热诚推荐两部著作：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现代世界的诞生》和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 《自由的基因》。【1】
进而，我把英国自发演化而来的现代化进程提炼概括为“四大革命”，按历史顺序分别是宪政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这里的“革命”是借喻，“最终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意思，可能是个拉得很长的渐变过程，和马克思主义急剧、“彻底”、暴力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迥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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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现代化的所有必要条件，除去“四大发明”中国几乎一样也没有，当然也就决不会存在自发演化出现代化的任何可能性。这其中完全谈不上不同文明迟早都要遵行的什么“历史必然规律”，也不存在每个文明内部先进社会形态依次替代落后社会形态的“阶梯式”或“螺旋式”上升的线性历史进步。归根结底，造就了现代化的不是什么西方文明的不断进步，相反，是两次巨大而且全面彻底的文明倒退，一次三百年，一次一千多年的文明黑暗。这和18、19世纪西方学者“西方中心论”的普遍认知简直完全相反，也和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大不相同。不仅如此，我的研究结论是，现代化不是什么“西化”，现代化不是在所有西方国家发生的，相反，它是英国产物，然后向全世界传播；它是命运赐给英国人、再由英国人转手赐予全世界的偶然的幸运礼物，而其它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一样，都没有英国人那么幸运，都在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遭到种种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先后走上了正路即英美道路。这可以称为“历史偶然论”、“英国中心论”。历史偶然论、西方例外论加英国中心论，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规律论的否定。
第三章讲到科学哲学是比科学高一级的“元理论”，科学则是位居科学哲学下层的“对象理论”，同理，历史学也有其“元理论”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包括统揽、涵盖全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历史哲学如果错误，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就会发生系统性的全盘错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史学的历史哲学，它的错误必然导致马克思阶级斗争史观无可挽救的通盘错误、致命错误。
我们许多学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困在历史必然规律论里打转转，枉费一生心血去研究“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之类的伪问题，实在令人叹息。大前提错了，满盘皆输，注定徒劳无功。就好像有人买彩票中了头奖，你却抱定中奖是“普遍必然规律”的信念，搜肠刮肚，穷究“为什么我就没中头奖”，为此搭上一辈子的功夫，是不是脑筋有点问题？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那么，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为什么无法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循环？简单说，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资源的瓶颈约束：秩序建立、社会安定，经济就繁荣，人口就增殖，而农业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耕地的数量有限，人均资源占有量不断下降，直到大规模的饥荒发生，社会就要动乱，秩序瓦解；二是专制制度内在的腐化趋势，缺乏自我清洁的自由宪政，腐败、衰老的毒素不断积累，早晚也要导致制度失效、秩序崩溃。
“治乱循环”简简单单四个字，其实里面深藏着无尽血泪，每发生一次都仿佛全民族落入人间地狱一次。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居然让人口消灭了96%，全国只剩下大约90万人（有学者认为此说夸大了，死亡人口应该在85-90%左右）。“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普通百姓的这个朴素认知千真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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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对人类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以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解决了资源约束问题，以宪政革命和民主革命解决了政治老化腐败问题。宪政革命建立起法治下的分权制衡、舆论监督、自由与人权保障，就好比发明了一种定期和平、合法地清洗政体腐败毒素的技术，使政治制度得以永葆青春。
在这个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自由秩序的基础上，渐进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自由秩序进而成为全体成年公民都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自由平等秩序即自由民主，再加上19世纪代表底层穷人和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兴起之后逐步制度化的福利国家，这样一种政府承担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责任的，自由竞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就是迄今为止文明人类所经历过的，实际存在、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各种社会制度中的“现实最优”。理所当然，它就是我们现代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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