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在《光传媒》举办的「百年中国•中共百年研讨会」上的演讲报告。由《欧洲之声》田牧整理。

六、我的认知中的骨肉与血脉

我在台湾成长，再到欧洲学习，从原本的学者到外交官，我常开玩笑讲，我是学者，是学着在当外交官。天琪说我没有官架子，我只担心没有衣架子。我当年在波鸿（Bochum）鲁尔大学，天琪和赫尔穆特（Helmut）常常邀我一起相聚，认识了好几个中国出来的异议人士。我一直有个感觉，台湾人跟大陆人，可以是兄弟姐妹，我父亲这一边是有大陆的骨肉血脉关系，从这一层意思来推理，习近平也可以是我的兄弟姐妹啊，但我说「他不是！」他没资格。我有什么资格说他没资格，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空有5千年的文化。我就以今天7月1号为例，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纪念日。我手上有一个文件，我只能在镜头前虚晃一下，因为这是公文，这是一份我们英国代表处传过来的文件，里面提到德国、英国两国外交部长，昨天签了一个外交跟安全政治合作的联合声明书，里面大大小小27点，其中第15点提到中国与「印太」，里面有一句话大意是：「德国与英国要加强他们之间合作的力量，要来面对中国越来越增加的重要性。」大家想想看，中国的重要性增加，其实是一个中性的说法。照道理讲，中国的重要性提升了，这对中国来讲很有面子，也是他们的骄傲。可为什么中国的重要性增加，反而变成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更需要增加？文件里写得很清楚，中国在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军领导之下，它的重要性增加，对于自由世界的人，对中国人来说，危险性是增加了。

面对这样的提法，我觉得是令人摇头叹息！今天早上北京的纪念活动，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建党100年这么有信心、这么骄傲，为什么自由世界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也包括美国、台湾、欧盟、英国、法国、德国等没有一点反应？「印太战略准则」出台，不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是针对整个自由世界、对于中国人本身，对于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士，也都是一个威胁。

1998年东吴大学演讲活动：谢志伟（左）和廖天琪（右）。图／谢志伟提供

七、「solidarity」与「高贵」品格

我前面提到了「solidarity」这个字，它的根源是「一个」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的朋友、亲戚、同胞、同志，受到威胁危险的时候，我要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不能跟他们分开，更不能弃他们而去。但是，这个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念，对于自由民主来说，还有人的尊严问题，这是我们的共同价值。你们看看今天早上中共党庆的现场，穿着制服的男男女女，看起来个个人模人样，却只有一个声音、一个表情、一个站姿，这也是「一个」，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们或许也会对自己说：「我们也是『solidarity』，我们也是『并肩作战』，我们也是『同舟共济』」。但是我们若反问：这些一个表情、一个声音、一个姿态、一个服装，甚至一个发型的人，他们哪一个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全部打成一片。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我觉得中国人失去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成为高贵的人。

我这边讲的「高贵」，要特别说明一下。大家都知道的德国两大文豪，一个是歌德，一个是席勒。1799年，席勒写了一首直到今天还脍炙人口的诗，叫做《担保人》（Die Bürgschaft）。我以前给学生上课时，常提到这一首诗，里面谈的就是「高贵」。可是这个「高贵」在1789年法国大革以及欧洲的启蒙思潮之前，高贵是「血统」，是贵族专属，还可代代相传。一般平民百姓作为一个个体，不是在皇帝底下、就是在教皇底下的一个附属，某种程度来看，不是平民，而是贱民。

德国两大文豪，歌德（左）与席勒（右）。图／田牧提供

「贵族之为贵，贱民之为贱」乃命定的说法，文艺复兴以来，到宗教革命，到法国大革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西方世界也就此进入强调个人的时代，可用「人人生而平等」一言以概之。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自由与勇气，这两组词必须连在一起，互为表里。没有勇气，你就没有资格拥有自由，自由虽然是天赋人权之一，可是你必须去争取，你必须去捍卫。席勒的这一首诗，讲述当时有一个暴君Dionys，这个暴君不相信人性里有高贵的一面，他认为人都是贪生怕死的。所以他对任何人没有一点尊敬，对人性没有信赖。后来有一个叫Moeros的人去刺杀国王，结果失败被捕，犹如「荆轲刺秦王」一样。国王就跟他讲，这是你自找的嘛！你就要被处死，还有什么未了的愿望？说！？Moeros就说：「今天被抓到了，我死不足惜，但是我妹妹就要出嫁了，长兄为父，父母都不在了，请给我3天的时间，我回家乡帮我妹妹主婚，完了我就回来。」暴君说，那不是让你跑掉了吗？

Moeros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可做担保人：「我去的这3天，我朋友就在这里，如果我3天之内没有回来，我这朋友就上绞架。」这个不懂得什么叫信赖、不懂得人性的君王心想：「哼，我才不相信会有你们这种友谊存在。」不过他还是答应了，让那个朋友来，你就走。朋友果真来了，被五花大绑在那个地方等着上绞架，于是Moeros就回家乡了。去程花了一整天，婚礼一办完，第3天他就上路赶回原地，结果不幸路上首先遇到盗匪，把他打个半死，把他钱都抢光了。他满脸鲜血一拐一拐地继续往前跑，要过河，偏偏水流湍急，他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好不容易拼了命，下河就算淹死也得跳下去，连滚带爬地上了彼岸。眼看着太阳快下山了，太阳下山之前他一定得要到达，不然的话，死的就是他的朋友。他快到刑场时，远远看到有很多人，就是以前的菜市场，那些人看他一脸狼狈的样子就问：「要干什么？」他说：「我一定要赶到行刑的地方。」他果真一身是血、连滚带爬，在最后一霎那赶到了绞架前，他与他的朋友，抱头痛哭，朋友非常感动。君王见此脸色大变，他不相信的事发生了。这竟然真有人为了一命换一命而回来送死。君王以他对人性的认知来讲，这是躲都来不及的事啊。这Moeros大可以说「Sorry！朋友，我尽力了啊！」然而这个人拼了命也要急着回来送死。想到此，国王说道：「我本来是要看看，你们这种下等人怎么可能有这种友情？！结果真的看到了眼前这一幕。」国王非常感动，不但放了他们两个人，而且说：「让我加入你们，成为两人中的第三个人。」

八、「高贵」体现在让人民获得自由与人权

席勒这篇故事呈现出两个我们一般称之为夏里巴人的人、低端的人，他们没有钱，是所谓「高贵」的相反。席勒透过这首诗歌要告诉人们，君王高贵不是因为他身上流有贵族的血，而是因为他有一颗还可以被感动的心。这个君王之前被视为是个暴君，可是这一幕展现他能被人性感动。所以重点并不只是说这两个所谓的低端人的高贵，不只是这样，这两个人的高贵，还可以使君王被阴影遮蔽住的那颗心，能够冲破阴影看到阳光，然后笑着跟那两个人讲：「我要与你们成为一起。」

当这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是真正的「solidarity」，这里面有人性的感动，有人性的高贵。我现在回过头来问：习近平，或者今天早上那几个在天安门前，在所谓的大典上讲话的人，对于党、对于国，看起来习近平是与他们一起的，而且还不止三个人，可是我对这一场景，感觉上就是七个字，刚刚讲的「鸡皮疙瘩掉满地」，还可以加四个字，「不寒而栗」。可是，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1799年，就算是1800年好了，超过200年了，而你中国共产党今年100岁了，又怎样？！他们超过200年，也就是说早在200多年前，至少在席勒这首诗里面的西方人，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那是真正的高贵，真正的人性展现。

你中国共产党再怎么伟大，我就想到后面还得加两个字，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而是「伟／尾大不掉」，它控制了中国超过70年了。你是有可以拿得出来的东西，14亿人口每天都是开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能够吃饱饭，这的确不容易，这个我们必须承认。但是人活着只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吗？中国古人文天祥都可以讲出「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这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就是赴汤蹈火，求之不可得那种气节，那种志向。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台湾还是日本人在管，但是我今天理直气壮地，即便在德国，我们也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但是庆祝时，我脑袋里面想的是当年那一些抛头颅洒热血推翻满清的年轻人。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也是前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当年的血性青年有理想，他们对于自我牺牲看得这么小，但是对于这个民族，可以带来的这种光辉，他们看得这么大，所以他们可以自我牺牲。

台湾如果说是中华民国的继承者，那，我们不是蒋介石的继承者，而是当年这么多的热血青年抛头颅洒热血、推翻满清建立起来的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之精神上的继承者，是这个精神的照明灯塔之延续。也因为这样，我一直认为这个灯塔要有火，以前要火把，现在可能要电池。灯塔本身是不能发亮的，灯塔必须有电池有火力，才能发出亮光。灯塔不是为自己存在，灯塔是为那一些可能即将遭遇船难的人所存在的，茫茫大海里面又是风又是浪，他要一个安全的避风港，灯塔存在的意义在此。所以，台湾在过去那几十年里面，我随手举几个人为例，雷震、殷海光、傅正，还有很多。可以看得到台湾的民主化、自由化，跟中国当年青年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是相通的，是有脉络相承的。

左起：雷震、殷海光、傅正。图／田牧提供

九、台湾的一代精英佼佼者

今天的台湾有缘成为整个华人文化圈里面的唯一灯塔。香港在1984年中英签了约，1997年交给中国共产党以后，这个明珠就沦陷而晦暗不明了。只要中国共产党的手一伸进去，非死即伤，非灭即亡。今天小台湾要有大志气，当年我和许多朋友一起走上街头，为这个宝岛的自由民主奋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志气和认知。在此，我想到于我亦师亦友的金恒炜。作为外省人，他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认知和勇气。金恒炜的家人在中国，也被中国共产党迫害过。台湾有原住民、有本省人、外省人，在1945年之前，台湾又被日本统治过50年，至少到1979年，台湾是美国在亚洲驻军的其中一块地区。所有这些，把我们连系在一起，人就活这么一次，它是一个缘分。

左起：张文翊、金恒炜、谢志伟，摄于2006年5月在柏林台湾驻德国代表处大门。图／张文翊提供

我再回到「solidarity」这个字。让中国的民运人士、台湾的自由派人士都站在一起，这与台独一点不冲突，但这是另外的话题。我在德国这么多年，几乎每次演讲，不管听众是什么人，我都会提到，台湾人与中国民运人士及吐蕃／新疆、图博／西藏、香港跟南蒙古人，我希望席海明主席也听到，还有维吾尔族人等，我会说，只要我们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就会害怕，我们不要被他们分化，我们就会胜利。这当然需要很多、很多的耐性，也需要很多的勇气。现在的台湾属于比较幸运的，但也因为这样，我们台湾人更须展现更多的「solidarity」，来跟大家一起，虽然台湾小，但是这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我这些天在想，今天的演讲，我到底要讲些什么，因为对共产党本身实际的理论我真的是零，但是我跟他们的接触是蛮多的，我从1973年开始读德文ABCD开始，大概前后10年，1980年到德国，然后又回台湾去，一转眼也都超过30年了。我在准备这个演讲的时候，回想过去年幼时，只认为自己是中国广东人，来到德国以后，就慢慢变成台湾基隆人，回台湾去以后呢，又变成节目主持人，当了新闻局局长还兼任政府发言人，我今天早上起床站在镜子前面梳头发，发现自己又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叫做「岁月不饶人」。对，岁月不饶人的年华无情，我们也不饶中国共产党的残忍无道。

十、无论哪个民族同是「solidarity」

几十年下来，我觉得首先我很荣幸，在国内、在国外有机会认识到这么多的为中国民主化而努力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人，或者你是哪个族的人，但我有幸跟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共同有「solidarity」。说「solidarity」要小心一点，英文里另外有一个字叫做「solitary」，意思是孤独，或指一个人单独关在一个通常都极为狭小的囚室里。很多中国民运人士都曾被共产党如此关起来，那是「solitary」，如果有人因为追求自由民主而被中共如此关起来的时候，其他人就应当给他「solidarity」的感觉，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你，光这个就非常重要。

我非常敬佩的陈菊他们在台湾「戒严」时代被关的时候，本来要判死刑的，后来要判无期徒刑，再后来变成有期徒刑12年，最后关了将近7年。你们看到我办公室墙壁上左边那个地方有一张照片，就是美丽岛的照片，其中一个就是勇敢的女性陈菊。现在的年轻人，听到AI这两个字母，想到的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我们那个年代讲到AI的时候，指的都是「Amnesty International」，差别可大了。陈菊当时被关的时候，德国大赦国际组织台湾营救小组，主席是Klaus Walter，我到现在跟他都还有联络。他们当时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们第一个要让台湾的独裁当局知道，国际社会在干什么，你们既然叫自由中国，不能只有中国没有自由。他们写了很多信，后来问陈菊，她说一封都没收到，这位国际特赦台湾小组的召集人跟我讲：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他们看不到信，陈菊看不到信没关系，但是独裁政权收得到信。他们就是要让这些独裁政权知道，被你们关在监牢里面「solitary」的人在监牢外面有很多「solidarity」。

谢志伟与陈菊合影。图／撷自谢志伟脸书

一个人被关，有一群人在关心。事实证明，这是有用的，陈菊亲自跟我讲过，陈菊他们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虽然前途茫茫，不知是死是活，可是他们能感到温暖。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不想触他们霉头，但是我要说一句真心话，习近平还有整个中国共产党，如果你们对中国跟对人有一点最基本的尊敬，那么试试看，让人民跟共产党一样有机会，成为一个高贵的人，而不是变成搞鬼的人，因为你们不相信人会高贵，所以你们看到影子就是鬼，这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不幸。我最后就讲两句话：习近平说要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我只有讲两句话，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中国是个故事，中共是个事故！谢谢，我就讲到这里。（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