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邢:《凝望夕阳》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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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告别了在外地的长长羁旅,回到了北京,在《环球企业家》杂志供职。我在这本杂志上做的经济学家专访,被湖北的《今日名流》杂志注意,他们希望我在京城给他们采访名流,开始每期给我寄杂志。白看人家的杂志,渐生愧意,心想,多少总该写一点。但自己不是追星族,对影视、体育名星等大众偶象并无兴趣,写什么好呢?想来想去,我认识的唐达成先生,应当算是文化名流。《今日名流》杂志又是湖北作协主办,大概这个选题他们可以认同。

和唐达成先生认识较早,1970年代,我在山西大学读书时,曾到太原钢铁厂实习,在太钢一处低矮的小房子里拜访过他。那时他还负着1957年的十字架,走着背运。80年代中,他走上中国文学界的领导岗位。在八十年代末的风雨中,因坚守人格底线,提前退了位。他脱了乌纱帽,交谈起来就比较放松。于是,轻轻松松写了一篇对唐达成一家的印象。当时我脑子里只想着如何交待《今日名流》,又不知该杂志水深水浅,现在看来,这一篇思想不够解放,写得比较浮泛。其实,唐先生说自己一直充当的“觉新”角色,就有很多内容可挖掘。他不但是19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见证人,还是1950年代文坛风雨的见证人。他动了手术,在家中调养。我希望唐先生能把这些重要的史实形成文字,为中国的文学史,也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留下历史的见证。后来陈为人先生所著《唐达成文坛风云五十年》做到了。

写完唐先生,杂志尚满意,让继续写。再找谁?又想到了邵燕祥先生。

1984年前后,我曾在《诗刊》短期帮忙,与邵先生有过点头之交。我之所以想写他,与其说是因为这一点因缘,不如说是读了他近年的言论。为了了解他,我又读了他的长篇回忆《沉船》,思想上受到震动。他不但对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批判,对中国的历史有深刻的反省,对自己的灵魂历程也进行了透彻的拷问。在我采访他之后,他又将自己“文革”期间的检查交代以及相关文字编成《人生败笔》一书出版。邵先生在惠赠我的书上题着:“一个‘标本’供解剖。”我想,邵先生这种自我解剖的思想意义,绝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升华,同时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告别20世纪,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范例和人格范例。

写过邵燕祥之后,我发现无意中采访的两个人,1957有着共同的遭遇。在反右派斗争中,陷于深渊的知识分子有几十万人,他们是怎样一些人?当时具体的遭遇是什么?改正以后又做了些什么?今天还在思考什么?能不能沿着这个思路采访下去呢?我正好读了意大利女记者奥列娜.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录》,法拉奇是以她独特的采访风格实现着她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我能不能也尝试一下呢?

有了这个想法,方觉得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采访的对象本身就是作家学者,都是大手笔,他们的要求当然是很苛刻的。为采访一个人,往往要先把他们数百万字的书读一遍,写成初稿再请他们核实,反复推敲。这样,每写一篇,往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

当然,采访过程中有些事回忆起来,也挺有意味。

温济泽先生在和我谈到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时,谈到了周扬。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他的上级。温老描述了1957年周扬见到他时的骄横态度。仅仅因为他对周扬的一次讲话提出了不同意见,就成了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一条罪状。我觉得这一段内容,在有关周扬的研究材料中未曾见过,就写进了访谈录中。但是,温老阅审时,将这一部分内容毫不含糊地删去了。周扬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确实给研究者出了一道难题。究其难,还不全在于会牵扯到他背后的巨大阴影,其中也有善良的人们基于对周扬晚年的肯定,不知将其以前的形象应该给予怎样的判断。也许和温老不是一代人的缘故,我内心总是有一种还原历史真实的冲动,而不愿仅仅限于当下的价值判断。

曾彦修先生我访问了两次,前后长达十几个小时。初稿出来,也被老先生删去了很多。因为涉及到现在还活着的人。我只能尊重他的意见,换个角度写了一些他的经历。后来,《百年潮》杂志知道我手里还有一份曾彦修自述,想刊用,我再次征求曾老的意见,他仍然不同意发表,竟给我寄来一千元钱,说是让你辛苦写了那么多,费时费力,不能发表,聊补欠意,用作买书吧。真让我哭笑不得,又得寄还给他。

听说李慎之先生有“三不”:不给媒体开专栏,不接受采访,不接受约稿。我是在其坚守“三不”时,请他破例的。写好后,他说:谢谢你,留作我日后写自传参考吧。后来,他给《百年潮》写了一篇《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我看后有所体会:以李先生对文意分寸的把握,对字句的讲究,他当然更信任自己的手笔。但是他也许未曾想到,交谈中的激情、自信和自然,会较多地留在访谈中,比起他自己斟酌过的文字,别有一种味道。大约两年后,他才勉强同意发表我整理的自述,并说,清样我不看了,否则我会改变主意。这反而让我对这篇稿子小心再小心,因为这是被采访者唯一没有审订过的稿子。

有的采访写出后不能发表,是由于稿子以外的原因。

比如写朱正先生,就不能不谈到他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他这本书尚未出版时我就看到了,我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国内外研究反右派的最有份量的著作。但是,我采访朱先生的时候,这本书稿在出版社和有关领导部门之间转来转去,就是拿不到通行证。尽管朱正说过:“我写书,只想得到两张通行证,一张是现在能通得过;一张是将来能通得过。”但他还是对形势估计乐观,总觉得这本在当时被视为将来能通过的书,能够过关。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有一个请求:在那本书出版以前不要发表此文,以免引起注意,增加阻力。当我知道确实开印了,当立即奉告,倘若大文和拙稿同时闻世,倒是好事。”为此我的采访文章又放了很久。后来,《中华儿女》索稿,征得他同意,只好把谈到这本书的一节删去发表。

写戴煌的文章,一时发表不出来,竟也是与他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有关。而这些有力度的作品正是表现著作者思想、人格最好的依据。戴煌和朱正的大作终于面世,成为1998年的中国出版界最重要的收获。

在采访的人中,唯独冯亦代先生不愿谈反右时的那段经历。他谈话的兴奋点,在他的翻译生涯和写作方面。过去他为左翼文化运动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多情况是出于对一种社会理想的追求和对朋友的友情。我感到他生性就不喜欢政治,对自己不得已掉进的政治旋涡,有一种厌恶心理,似乎是不屑一谈。我尊重他的意愿。谁知,他病了一场,对人说,最大的遗憾是有一篇文章没写,题目就是《从反右到文革》。后来他想写,却力不从心了。

给章乃器当过秘书的许汉三先生曾与我家是邻居。他90高龄,仍每日读书不辍。时下思想界关注的书他都看过,如《陈寅恪的最后20年》、《心香泪酒祭吴宓》等。我知道许老本人是右派,坎坷多舛。但他不让我写他,他说,要写就写章乃器,写章先生,也就了解了他。他头脑非常清楚,比如他说:“章乃器的悲剧就在于他和民建会一部分人的矛盾当中,夹杂着与执政党的矛盾。而他的刚强性格和做人的原则,即人生哲学,与一些人不同;又处在那个极左时期,他就必然会落得那个悲惨的下场。”很复杂的问题,许老概括得多么清楚!

我采访的对象,都是年迈的老人;从经历上看,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革命知识分子,一类是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在共和国前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前者是革命的献身者,后者是观察者和同路人;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角色也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豪的主人翁,后者是谦恭的客人和改造的对象。一场共同的厄运促使他们猛省、反思。革命知识分子反思的主题如顾准所说,“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自由知识分子的觉醒是找回失去的自我。心路历程不同,最后却殊途同归。

比如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钟沛璋先生反思自己时说:“挨整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正确的吗?不!挨整时,我们有的思想也是很左的。我们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认识了今天走的路。”而自由知识分子出身的萧乾先生,不只一次与我谈到他对知识分子的思考。他说:“若把国家比作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划船手,他还一边划,一边高瞻远瞩,关心船的方向。”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软弱过,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他晚年的反思却越来越有力度。

采访右派,也不尽是采访右派本人。

顾准早已去世,但我先后找到他的生前友好吴敬琏、骆耕漠先生回忆与他的交往。骆老早已双目失明,基本上不参加社会活动,除了经济学界,一般人都不知道他了。我去他家采访,发现是坐在青年诗人骆一禾的书房里,原来这位早逝的青年诗人,是骆老的小儿子,想起来真是不胜感慨。

除了采访右派,我还为《华人文化世界》杂志采访过于光远、何泽慧、梁从诫等著名学者,一并将访谈录收入此书。

另外,以前写过几篇散文,谈及对几位老作家的印象,也一并编入。

这本集子编好后,当我意识到该为它写个后记的时候,想到的是父亲几十年前教给我的一首歌:

醒时的路是沙漠的路,

梦中路也是沙漠的路;

沙漠是我们永远的路,

疲乏而痛苦的旅行之路。

把梦驮在骆驼背上,

迈着沉重的脚步,

在黄昏的地平线上,

走向遥远的路途。

这首歌深沉悠远,更令我沉迷的是那苍凉而坚韧的意境。我从来没有听别人唱过,也没有在其他歌曲集里见过。

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这首歌给人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我的体味,肯定永远也跟不上书中的这些前辈们。这种人生体验与时代的“馈赠”,在他们之前不曾有,之后也不会再有了。

在王一方先生的关照下,《凝望夕阳》作为《野菊文丛》第二辑“思想者杂语”之一,1999年1月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成为我的第一本著作。当时印了5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没有让王一方失望。后来有人找我寻书,我手中只存孤本,无法割爱。到孔夫子旧书网上去找,虽然有售,已经溢价到二、三百元了。我知道,并非本书有多重的份量,而是能在二手书市场流通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