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什么可以躺平？因为他们认命，疫情是天灾，为什么要怪政府。政府也心安理得，我为什么要管？管也管不了，干脆不管，大家相安无事。执行防疫措施受到的政治压力，甚至比开放还大。所以西方躺下来也没事，还展现出一种让中国人震惊的政治、社会的耐操性。

中国人不一样，天底下哪有纯粹的天灾，最纯粹的水灾旱灾，天子也得去宗庙天坛下跪谢罪，定是他无德触犯天怒。

政治领袖带领人民战天斗地，从最早的文明神话里就一直如此了。女娲补天、后裔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恨不得把日月星辰、山河湖海，按我们的要求统统重新安排一遍，你在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这样的心态下，这世上还有天灾吗？

天灾都变成了人祸，不作为一样是人祸，应对不力更是人祸。

每一场天灾，都有汹涌的追责的舆论浪潮，甚至汶川地震，以及最近的郑州水灾。多难兴邦，通过对灾难的组织应对，是中国政治得以存在、并持续发育的重要动力，也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国民党掘开花园口，主动制造灾难，就注定会失去了最后一丝的合法性。

所以中国人对天灾的态度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自然灾害，更别说生产事故，一定会追根溯源，找到对其负责的人。甚至很多时候，这是不理性的，是偏执的。

汶川地震，中国政府体现了无与伦比的动员力，灾民得到迅速安置，灾区也得以快速重建。但依然有刨根究底的“义士”，揪着事情不放，耗尽自己的下半生追问，不惜成为政治异议人士。而日本海啸，11年之后依然有灾民居住在临时安置点里。

作为战天斗地的民族，中国人对为政者的要求是苛刻的。如果你不清楚这一点，就不要走上仕途。

疫情从一开始，舆论就把天灾往人祸上带，非常的自然而然，这是民族的潜意识。从一开始的野味肺炎，到舆论的遍地猎巫，就是千方百计一定要把那个背锅的人找出来，怎么可能躺平？武汉病毒所、相关街道、主政的F4，被掘地三尺，F4几乎要被全民生吞活剥食肉寝皮的劲儿，谁敢躺？

现在为什么把对疫情的愤怒，转到“清零”上？因为疫情是天灾，而清零是人事，怪罪清零才能找到人背锅。他们绝对不是要自由，他们就是要找人背锅，找个人来怪罪。

中国就没有什么自由主义者。最大的舆论绝不是要自由，而是“既要、又要、还要”。如果中国的为政者没有这个基本的意识，那他就是政治上的幼童。

他们真正要的是，在被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在外面冲浪的自由，保护才是核心，而自由只是附赠。小资产阶级看起来各个喜欢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洋气术语，实际上各个都对全能保护型国家充满渴求，都是全世界找爹的巨婴。

2018年有一个帖子刷爆朋友圈，《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一个人人艳羡的高收入中产家庭，岳父流感，家庭遭遇巨变。一时间小资产阶级们人人哀嚎，中产、脆弱、安全感、要移民，沸腾网络。

当前，有人给他们出了个不妨碍喝咖啡、聚餐，不用健康码不戴口罩的方案，他们忽然心生头铁去对抗“大号流感”的冲动？

这叫什么？见小利而忘命。永远不要高估他们的勇敢，更不要高估他们的理智，真没命了，这些人能哭垮紫禁城。

他们永远是既要又要还要，所以他们才会相信世界上有没有代价的方案，但真的代价落到他头上，那场面不敢想。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热爱自由，更别奢望他们能承担自由的代价，他们只想不哭不哭妈妈抱。

就这全民普遍的心态，怎么躺平？做了躺平决策的人，看着吧，最后所有问题与不幸都会归罪到他头上，死了都要掘墓鞭尸挫骨扬灰，铸成铁人跪像世世代代被人吐口水。

别不信，我看某网红马上就要成为某城市最被痛恨的人。尤其是上海，集聚了全中国一半小资的城市，根本就没有自由主义的基础。他们自豪的城市治理，防控体系，是一种更高要求的精细管理，一种外松内紧，对正常生活生产干扰最小的高级管理。但这个管理方式的前提一定是，不能出任何错误。

他们对封控下的公共服务、物资配送、生活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的从来不是西式放任的自由，而是婴儿式的自由，在被充分规制的安全环境里任性奔跑玩耍，还不受伤的自由。这需要的是管理者更大的人力、物力、科技的投入，才能实现。

一旦精准防控没有防控住，张文宏邬惊雷刚被送进上海市档案馆的英雄式待遇，将遭遇巨大的舆论反弹。看到微信群传播的，上海阿姨骂张的语言，不得不让我们感叹一下上海人的语言艺术。

我没骂过F4，在舆情汹汹控诉吃不起新鲜蔬菜的时候我让大家忍耐不要把政府当奥特曼，我一直提醒大家不要把政府当随叫随到的超人，要容忍一定的犯错调整的空间，我对政府预期没那么高。但那些要自由的人，很大一部分就是追责F4，要新鲜蔬菜，把政府当奥特曼的人，这些人要躺平，要自由的鬼话，听听就得了。如果不能理解他们声浪下的潜台词，那无疑是对中国毫无理解的幼童。

中国有个词叫“捧杀”，享受了至高的荣誉，如果德不配位，摔下来会异常悲惨。人民的评论无比苛刻，史官之笔也异常锋利，他们把你送上高位，也会亲手把你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