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维基百科

我生在西安，长在西安，自小便认定这里是我的根。父亲是西北大学地理系的教授，家中自然少不了地图：世界地图、中国地图、陕西地图，应有尽有。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那张占据了半面墙的巨幅西安市地图。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和几位地理学专家指导测绘人员，耗费数年绘制的成果——比例尺极大，几乎每一个居民点都被标注出来。

在那个没有卫星、没有航拍、没有计算机的年代，绘制这样一幅地图是何等艰难：靠的全是人力一点一滴丈量出来的血汗。工程浩大，耗资不菲。地图终于问世，却因上面标明了几处军工厂而被认定为“涉及机密”，禁止公开发行。父亲只好留下一份，挂在自己家里的墙上。

五、六十年代的西安市范围并不大，我家在雁塔区，再往南紧邻不远就是长安县，已不属西安管辖了，但在东北方向，五十多公里以外的阎良镇，却被纳入西安市版图，成为一块飞地—-阎良区。孩童的我看着地图百思不得其解：为何近处的长安县不属于西安市，而偏远的阎良镇却要属于西安市？父亲告诉我：“那里有个西安国营172厂，是一个空军的重要基地。”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阎良这片土地与中国的天空紧紧相连。我还知道，当年的西安国营172厂，后来改名为西安飞机工业集团。

1980年，我在西北大学计算机系读书。班上有位同学L，正是阎良人。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学业优异，琴棋书画也都拿得出手。一次闲聊，我半开玩笑地问：“听说咱们的军机质量不行，经常无缘无故就出事，你在阎良长大，知道点内情吧？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

L的神色微微一僵，随即正色道：“我不敢说全国的情况，但我敢肯定，我们阎良造的飞机质量一向过硬，自建厂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坠机事故。”

他眼中闪烁着的，是对家乡的自豪，也是对父母事业的信念。可我心中却浮起了两个月前的一幕。

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我去西北大学南边的建工部五局职工医院看望产房里的表姐。病房里气氛本来轻松，探望的亲友们一进门，屋里顿时热闹起来。唯有表姐旁边的病友——一位瘦削的A女士——始终形单影只。她看见我们，仿佛忍不住要把压抑多日的心事倾诉出来。

她说，她的丈夫是阎良飞机工厂的地勤技工。与飞行员不同，他的工作是在地面上检修飞机，看似平凡，却关系到飞行员乃至整架飞机的生死安危。按照空军规定，地勤人员完成检修后，往往要被随机抽中，随同试飞，用自己的生命为维修质量背书。十多年来，A的丈夫曾多次上天，每次都平安归来。

然而命运终究没有放过他们。就在两个月前的一次试飞中，飞机突然从空中栽落，机毁人亡。飞行员与地勤人员无一生还，A的丈夫也永远留在了那片天空。噩耗传来，A女士悲痛欲绝，刹那之间，肚子里的儿子就变成了遗腹子。

她抹着泪说完，病房的交谈声顿时陷入寂静。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那些不见于报端的悲剧，正悄无声息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思绪回到眼前的教室，我望着L同学清澈的眼神，想起他父母都是阎良飞机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党员军官，忠诚于事业，忠诚于党。他们或许并不曾知道这场灾难，或许知道却不能言说。宣传机器的嗓音总是整齐划一，唱响的永远都是光辉与胜利，从不允许悲伤与失败登上舞台，阎良的天空永远都是一个沉默的天空。

我没有把A女士的故事告诉L同学。看着L同学眼中那份坚定与天真，我选择了沉默。或许，让他在自己单纯的信念中继续生活，也是一种温柔。

只是，在内心深处，我默默地为那位不幸的地勤技工祈愿：愿他魂归长天，愿他在那片沉默的天空里冥福；同时也祝愿A女士与她的遗腹子，此后一生平安。

(张又普初稿于2025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