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来| 转自 新世纪

中国模式的终点：从科举帝制到数位威权，揭露中国式治理制度的宿命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
作者： 黄亚生
译者： 简玮君
出版社：今周刊
出版日期：2025/12/30
ISBN：9786267589687

内容连载

【导论】分拆中国的EAST框架

秦朝（西元前221－207年）是中国第一个朝代，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决定性重要时期1。秦朝所有的帝制后代，以及其共和继承者，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PRC），都延续了秦朝的许多显著特征，例如中央集权专制、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不够人性化的本质、菁英领导体制和高压统治。秦朝诞生了政治上的中国。

然而，这个王朝有两个不同寻常的特点。其一，对于一个在中国政治上有着如此深远影响的朝代来说，它的存续时间却是异常短暂，仅持续了14年，是所有主要朝代中最短的。另一个特点是，看似强大的秦国，建造了长城和兵马俑、制定了统一的度量衡和交通法令，并创建了一个国家官僚机制，却被一群手持木棍的乌合之众给推翻了，这些农民出身的叛军，发动了著名的大泽乡起义。

这个故事情节对中国所有学龄儿童来说都相当熟悉。西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和900名徭役，被征调至渔阳（今北京附近）戍守。严重的洪水延误了他们的行程，但按秦律规定，逾期赴役者将被处决。这就把陈胜和吴广逼到无路可退：如果他们继续前进，抵达后必死无疑；如果起兵反抗，他们还有一线生机。陈胜和吴广于是造反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为后来无数次农民起义开创了先例。

中国历史教科书用这一事件来教导学生秦朝统治的残酷。然而，真正的教训却更深刻得多。其中一个教训是关于激励诱因。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秦朝统治的缺陷和糟糕的设计，导致鼓动叛乱这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但这种解释与我们对秦朝的了解并不相符。秦朝信奉法家，这是一种把诱因看得高于一切的学说。其他朝代或许会犯这种诱因错误，但秦朝应该不会。

一位中国作家提出了我认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潇水在他的《秦殇：谁杀死了秦帝国》一书中推测，这项准时赴役的规定，原本是为规模较小的秦国（秦朝的前身）所设计的。秦国在西元前221年打败并合并了其他六个王国，统一了中国。秦国很小，只有一百万平方公里，与后来的秦朝相比，秦朝疆域是秦国的三倍大。在秦国时期，准时赴役的规定在现实环境中尚属可行，但在更大的秦朝帝国却不切实际了。如图I.1所显示，上图是秦国，下图则是秦帝国。无论从海拔高度还是纬度跨度来看，秦帝国都比秦国幅面辽阔。

秦帝国疆域的扩大增加了条件上的异质性。小区域在地形、气候和环境条件上更具同质性。秦国地处中国干旱的西北地区，气象条件变化不大。秦帝国则涵盖了更加多样化的环境。其领土从东南向北延伸。在干旱的中国北方，洪水可能并不经常发生，但在中国东南部却很常见。大泽乡和渔阳属于两个不同的气候带，都位于秦国原有疆域之外。制定这项时限规定的决策者可能不了解各地的异质性，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更大的帝国增加的复杂性。

同质性和异质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也称之为规模和范畴，是中国历史和现今的一个根本主题。大泽乡起义显示，如果你忽视规模和范畴的复杂性，你就得后果自负。中国的统治者在解决这些紧张关系时，往往倾向于同质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单一思想，像是儒教或共产主义，都是以牺牲其他思想为代价而取得的。在政治上，单一统治者，不论是一位皇帝或是中共总书记，都支配着其他权力中心。在官僚制度中，单一类型的人力资本，像是儒家士大夫或技术官僚，都会排挤掉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

随着中国的同质化，它的幅员也变得更广大了2。汉朝（西元前202年－西元220年）的国土面积达600万平方公里3（这些数字是估计值，指的是王朝鼎盛时期的规模）。唐朝（西元618－907年）时面积增大一倍，达到约1,200万平方公里。在宋朝（西元960－1279年），中国的版图缩小，仅剩280万平方公里，但此后中国开始急遽扩张。在元朝（西元1271－1368年）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国土面积约达约3,400万平方公里，比当今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俄罗斯（1,700万平方公里）还要大得多。明朝（西元1368－1644年）和清朝（西元1644－1911年）的国土面积分别为1,000万平方公里和1,300万平方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占地960万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美国的国土面积为910万平方公里）。

随着领土面积的扩大，中国也扩大了官僚机构的规模。唐朝时，官僚占总人口的0.02％；这个数字在南宋（西元1127－1279年）上升到0.06％，到明朝更达到0.18％。至于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现有的估算数据变化很大，也不太可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把官僚机构的规模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 1982年，官员人数占人口的0.08％，与宋朝相当，但这是基于狭义的国家官员定义4。更广泛的定义应包括普通的中共党员，他们经常在中共的指示下履行政府职能。现在，中共有9,600万名党员，占人口总数的6.6％。

后来的朝代也都持续很久。元朝的寿命较短，只有97年，但唐朝（存续289年）、宋朝（319年）、明朝（275年）和清朝（266年）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执政时间。汉朝被认为是中国存续时间最长的朝代，持续屹立了422年，大致与同时期的罗马共和国（西元前509年－前27年）相当。但这种比较是存在争议性的。汉朝可以视为是包括两个不同的朝代，西汉（西元前202年－前8年，存续了210年）和东汉（西元25年－220年，存续了195年）5。东汉的开国始祖刘秀是西汉皇族的后裔，但并非直系继承人。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地方上的地主。刘秀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击败另外十一名觊觎皇位的人，实际上重演了一回新王朝的创建历程。如果我们把东汉和西汉看作完全不同的朝代，那么长命的王朝就没有那么早出现。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它要赶上宋朝国祚的319年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它的寿命之长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让我们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以下特质：

•它是世界上仅存5个摆明就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之一。

•它经受住了灾难性的动乱，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门镇压。

•它在多次足以推翻较弱政权的危机中幸存下来，甚至繁荣发展（就像1998年的印尼）。其中一些危机源自外部；另一些则可以归咎于中国领导阶层自身的过失。其中包括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经济大衰退、2015年股市崩盘、2003年SARS疫情、2008年三聚氰胺丑闻、中国主要城市长达多天的「空气末日」，以及2019年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

•它能够实施经济和政治上的严厉措施，而且显然不会受到惩罚，像是：严厉的一胎政策（1980－2015年），1990年代在国有企业（SOEs）中，大规模裁员多达3,000至5,000万名工人、毛泽东时代对农村盈余的攫夺，鲜为人知的是这也发生在1990年代、在2020年至2022年之间为控管新冠疫情蔓延，对多个城市实施了清零封锁、大规模清除了习近平领导下被控腐败的政治和经济菁英，并在2018年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限制。

•它承受住了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私营部门、全球化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所带来的所谓自由化的影响，而且无视经济发展会导致国家民主化的预期。

2023年10月1日，中国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寿数超越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编按：本书原文出版于2023年8月）。当然，这是以中共不会在此之前崩塌为前提，倘若其溃决便会实现西方观察家长期以来的预测，其中最著名的是章家敦（Gordon Chang）。他的著作《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于2001年出版。二十多年过去了，「即将」似乎已成了一个相对的词。

章家敦遵循了老派的方法，以至于错判了中国政权的持久力。在1850年代，马克思预言清朝即将崩溃6。然而，在民众起义和外国入侵的巨大压力下，满清政府还是辛苦挣扎了60年，比马克思本人还更长寿。这都是后见之明，而世界政治又足够复杂，因此我们不愿对预测失准者妄下评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帝制中国及其后继的共产党一再颠覆了对其执政时间的预测，因为这种情况发生得如此频繁，而且是反覆出现。

更有见识的中国通不会轻率预测中国灭亡。艾瑞克．琼斯（Eric Jones）对帝国时代的中国评论道：「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长期保持帝制和文化。」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在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国出现了「韧性威权」，这与许多人认为天安门事件对中共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打击的观点相悖7。1990年代初，分析师开始计算邓小平的寿险精算表，他们预测，邓小平将会死在中共政权本身死亡之前（邓小平于1997年去世）。

我参与了这场辩论，并很高兴我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1995年，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的文章，我认为邓小平去世后，中国不会重回1976年的混乱状态8。我列出的原因是，由于经济成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框架中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有所提高。这两项观察承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几次权力斗争。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权力斗争明显减弱。中国发生过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尤其是1989年的示威活动，但总体而言，这些民众抗议活动已受到控制，并未对中国国家的整体架构造成实质性损害。在天安门镇压事件之后的几年里，中共党员人数增加，税收、经济和中国公民的物质福祉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政治体制随着时间推移明显变得更加专制。在习近平领导下，个人崇拜和一人独裁又卷土重来，这是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很少有中国学者预见其到来。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2012年就预言情况会持续下去。

中国的独裁政权似乎比其他地方的独裁政权更具「粘着性」。回顾一下最终引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其导火线是突尼西亚街头一名小贩的自焚行为，当时他是在抗议一名市政官员没收其资产。相比之下，中国的街头小贩经常受到骚扰、殴打和没收财产，中国的城市化专案驱逐了无数房主。这些都无法动摇中共。 2022年对于新冠疫情管控的抗议活动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威胁，但是单凭这个还是不太可能就让中共改变政策，除非是在最高领导阶层内部出现重大分歧，以及经济出现艰巨的状况。

我这本书探讨的是中国政治体制之持久力这个大问题，以及在历史和当代背景下的其他相关问题。谜题比比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是如何做到规模更大、政权更持久的？要达成此一成果，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有哪些？另一个大问题与中国技术的兴衰，以及政治和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关。作为世界上最残暴的专制政权之一，中国共产党扼杀言论自由并禁止人民质疑，却又如何在科学和技术上取得进步？这些进步是在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应用支持下达成的，这是苏联及中国昔日帝国都无法做到的。中国的技术创新没有沦为如同苏联一般「孤独的点子」9。

我想探讨是什么将拥有9,600万名党员的中共庞大组织团结在一起，这个组织比许多国家都要庞大，以及中共体制是如何赋予个体能动性足够的权力来促进经济成长，但不至于导致体制的崩溃。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则是探讨未来。我解释了通往习近平的路线，并探讨习近平重磅回归极端专制所带来的更广泛影响。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