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 2026 年 02 月 02 日
【“记者不该写自己的朋友——可是，如果朋友正在一间中国看守所里慢慢枯萎呢？”前驻外记者玛丽耶·弗拉斯坎普（Marije Vlaskamp）一直觉得，写朋友是对职业操守的不负责任。她在北京担任驻外记者十八年，结识了中国艺术二人组”高氏兄弟” 。如今，”高氏兄弟”中的一位—高兟，被关在北京附近的一所看守所里。本文作者为荷兰《人民报》（de Volkskrant）外事版编辑玛丽耶·弗拉斯坎普（Marije Vlaskamp）。本文发表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荷兰《人民报》。】
在高氏兄弟（Gao Brothers）的 Facebook 页面上，正对着我的是我自己的脸。高兟（Gao Zhen）和高强（Gao Qiang）是一对以先锋艺术著称的中国兄弟档艺术家。照片是十四年前在阿姆斯特丹新市场广场（Nieuwmarkt）拍的一张三人合影自拍。我们神情紧绷地盯着镜头，谁的脸上都没有笑意。
面对这段回忆，我该点一个爱心，还是因为当下的局势配一个哭脸？现在的处境实在太让人心碎：兄弟二人中的哥哥、高兟，今年六十九岁，已经在北京（Beijing）城外的一所看守所里被关了一年半，人一点点地”耗”下去。
弟弟高强如今住在纽约（New York），每天都会在 Facebook 上发一张哥哥的照片，希望公众不要把他忘记。超过五百天的未审先押之后，每一个”赞”都显得弥足珍贵。还有我点的那个爱心，因为除此之外，我再也做不了什么。
《烈士法》
“别回中国。”朋友们当初这样劝高兟。
多年前，兄弟俩已经搬去纽约生活。相比日益收紧的北京，那里的艺术空间大得多。尽管如此，高兟还是和妻子、年幼的儿子一起回了中国。2024 年 8 月 26 日，也就是他准备启程返回纽约的前几天，他在中国被捕，罪名是涉嫌触犯一条禁止”侮辱烈士和民族英雄”的法律，最高可判三年徒刑。
所谓”证据”，据称是高氏兄弟二十多年前创作的一批作品——这意味着，这部通常被称作”烈士法”（Martyrs Law）的法律，很可能第一次被用来追溯既往。
“这当然是新闻，可我没法写。”我把这条信息转给一位同事时，忍不住这样说。作为记者，原则上不能写自己的朋友——哪怕他们自己成了新闻。个人情感会干扰专业判断：在我这里，只要跟高兟有关的一切，都自动带上了”世界大事”的光环。
同样出于职业伦理，我也不能用想象去填补自己不知道的部分——比如，他那条不好使的老腰，躺在看守所水泥地上，到底有多疼。
渴望朋友
2001 到 2019 年做中国驻地记者的那些年，我给自己找的”职业伦理解法”很简单：尽量不和报道对象发展出过于亲密的私人关系。相比一圈不能写的中国朋友，我宁愿拥有一个以工作为主的联系人网络。
高氏兄弟出现在我生活里的那个节点，恰好是我最孤单的时候。2010 年秋天，我刚刚提出离婚申请，一位同行给我带来一本”地下一代”（dixia—the underground scene）的画册。她在北京 798 艺术区（798）淘到这本书，里面全是中国裸体身体的照片。
“阴茎、阴毛、巨乳雕塑——还能要求什么呢？我们去见见作者，高氏兄弟，这肯定能把你从情绪里拉出来。”她说。
这并不是我一贯的做派，但这段友谊就这么悄悄扎了根。
那天在报社，网络又瘫痪了——从批评作家刘晓波（Liu Xiaobo）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这种断网已经成了常态。刘晓波当时正在服十一次刑，根本不可能去奥斯陆领奖。此前愿意谈论刘晓波的人，一个个不再接电话。后来听说高氏兄弟把刘晓波视为”同道中人”，我就没再犹豫，抓起外套直奔他们的工作室。
按说中国男人并不习惯肢体接触，可兄弟俩还没等我自我介绍，就张开双臂把我抱了个满怀。拥抱，其实已经成了他们的标志性动作：在他们发起的”世界拥抱日”（World Hug Day）项目中，陌生人——穿着衣服，或者一丝不挂——会在一个适合取景的地点，相互拥抱二十分钟。
毫不妥协的作品
那次热情的拥抱之后，我彻底爱上了他们的艺术。有些西方评论家觉得他们是”中式波普艺术”（Chinese pop art），嫌他们太直白，认为中国艺术应当”含蓄”。但高氏兄弟讲述”一党专政”时，丝毫谈不上含蓄。
走进他们的工作室，我立刻能分辨出两类作品的不同：一边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从不妥协的创作；另一边，是许多中国艺术家靠政治图案拼贴挣钱的”懒人活儿”。那时的 798 到处是画廊，卖的尽是毛泽东（Mao Zedong）像，背景配上麦当劳（McDonald’s）标志和美元符号。这类乏味的东西几乎每个街角都有。
高氏兄弟的作品却很少出工作室，因为在他们手里，这位”伟大舵手”远远谈不上光鲜。他们把毛塑造成一个萦绕梦魇的丑角。毛自称是”中华民族之母”，高强解释说，所以他们给他添上丰满的乳房——还加了一只匹诺曹式的长鼻子，用来呈现那些关于”美好新世界”的谎言。
大约在 2007 年，”毛小姐”（Miss Mao）几乎占据了他们作品的整个世界：金色的毛小姐，一边自慰一边生下一条红色的龙；银色的毛小姐踩在俄国革命家列宁（Lenin）的头像上保持平衡；黑色的毛小姐端着一只头骨托盘。就算他们试着做点别的东西，一尊毛小姐也会不期而至——童年的阴影紧紧抓着他们。
1968 年，他们的父亲从机器厂下班后再也没有回家。这种事，在”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那十年政治暴力横行的年代，并不少见。高兟十二岁，高强六岁时，才知道父亲在羁押期间自杀。当时这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行”，此后几乎决定了兄弟俩的一生。
在连续多年与”毛小姐”纠缠之后，2009 年，兄弟俩觉得是时候”清算”了。那次的结果是一件名为《罪》（Guilt）的青铜雕塑：毛跪在地上，向画中他们的父母忏悔。
这件作品只在私人聚会上露过脸。更多时候，它拆成几块，堆在工作室的角落，脑袋被塞进一条旧棉被里。
尽量别惹事
兄弟俩一直很小心。他们不想惹麻烦——光是现有作品，就已经够”招事”了，尤其是在 2008 年以后，他们慢慢不再把毛当作唯一的主角。
“国家”从未远离。2007 年起，他们隔壁就是派出所。有时，警方会直接出手——比如，当兄弟俩想去旁听刘晓波的庭审时，他们被软禁在家三天。
后来我在他们名为《永远未完工的大楼》（The Forever Unfinished Building）的照片拼贴系列里，发现了一张嵌入刘晓波形象的作品。那之后，我这次工作室的造访，立刻从私人拜访变成了职业采访。当然，当我提出想在诺奖颁奖前后发表一篇关于他们与刘晓波关系的访谈时，他们明显有顾虑。
“我们还能坐在这儿、还活着，是有原因的。恐惧的感觉，常常比表达的欲望更强。”高强说。这是句好话，我当时不由得夸了一句。
他们俩人都热情、朴实，身上没有我在同辈艺术家身上常见的那种矫饰。谈起如何在一个不自由的体系中坚持自由创作，他们也毫不吝啬。但写那篇访谈时，我却一直觉得不安，总怕自己把他们推到更危险的位置上。稿子一遍遍被我削弱、改软。
当我意识到，自己竟然在用删改来”保护”他们原本经过深思熟虑的表达时，只能把整篇稿子重写一遍——即便在最后刊出的版本里，我的同情仍然藏不住。
不知不觉间，这段友谊已经扎稳了。
也许从第一次拥抱那刻起，也许是在他们把藏在角落里、被拆解得支离破碎的”哭泣的毛”指给我看的时候。或者是后来，我们一边吃着加了培根的炒菜，一边抛梗接梗、玩文字游戏的时候。
高兟那种具有感染力的”豪横”和爽朗的大笑，外加高强寡言但锋利的插话，让我在他们面前完全卸下了戒备——而在很多中国熟人面前，我习惯把牌捂得很紧。这段友谊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亮点，但它也意味着，从此我再也不能写高氏兄弟的故事了——就算有一天，中国当代艺术突然成为全球头条。
被捕的”艺术兄弟”
高兟于 2025 年 8 月 16 日写给艾未未（Ai Weiwei）的一封信：
“记得你被捕之后，有不少记者来采访我们，问题几乎都一样：’艾未未和高氏兄弟在我们媒体上频频出现，是国际知名艺术家。在我们看来，高氏兄弟的作品比艾未未的更”危险”。为什么他被抓了，你们却没事？'”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艾未未经历了一连串和当局的冲突：工作室被强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尖锐评论，还拍摄挑衅性的裸体摄影作品。2011 年 4 月 3 日，这位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国际明星在北京机场被捕，对高氏兄弟来说，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与善于运作媒体的艾未未不同，兄弟俩在公开场合都偏内向。艾未未出身艺术世家，是一位广受爱戴诗人的儿子；高氏兄弟则来自截然不同的工人家庭。在国外，他们常常被并列提及；在北京，彼此却并不常见面。
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觉得必须站在这位”艺术兄弟”一边。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让他们身心俱疲。他们在第一天暖得可以坐在户外喝啤酒的春天里，对我说：
“这些访谈都太短，我们怕外国人其实根本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他们一次次向我的同行解释，为什么自己还没有被抓；访谈结束，记者离开，他们又会反复琢磨。恐惧慢慢在心底扎根。
要避开的那些词
高氏兄弟 2011 年 4 月在新浪微博（Sina Weibo）上的一则短帖：
“你怕吗？”
“怕。”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话？”
“因为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说，我会更怕那个自己。”
兄弟俩几乎迷上了新浪微博，这个中国版”推特”。他们的日常节奏很大程度上围着发帖转，每一条内容都打磨得像雕塑一样精致。一旦微博账号被封——这种事时有发生——他们就像失了魂。那时，他们会反复猜测，到底是哪一个词触动了审查机关。等账号被解封、问题帖被”消失”后，他们也就知道，下一次要回避哪些词。
2011 年 5 月初，他们又发了一条微博：
“最近朋友见面都要问一句’没事吧？’，所以’保重’这两个字格外暖心。思想要保重，说话要保重，发微博要保重，做艺术也要保重。走在街上也要保重——走过广场的时候，更要保重……”
这里说的广场，是 1989 年那场民主运动以血腥结局告终的天安门广场（Tiananmen Square）。每年春天，”六四”阴影都会提前笼罩过来。兄弟俩也会提前琢磨，怎样在官方禁忌之下，纪念那个被碾碎的一代人的民主理想。
“今年能不能干脆别搞了？”看他们一遍遍纠结如何把艾未未被拘押和”1989″这两个高敏话题叠加在一起时，我忍不住这样问。这个建议显然不对味。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纪念——只是，如果能在那个日期前后”刚好”待在中国境外，多好。
5 月底，我的另一家雇主——荷兰公共广播机构 VPRO——在阿姆斯特丹贝尔拉赫交易所（Beurs van Berlage）举办 85 周年庆，需要几位会说中文的嘉宾。我悄悄安排了这趟行程，还做了”预案”，准备了介绍他们作品的短片。如果他们最后被限制出境，我就打算在节日现场播放这部片子，向观众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座位是空的。
出发前一晚，我睡在他们工作室里，在一尊粉红色的”毛小姐”和两捆大葱之间支起的折叠床上。那股味道熏得我直想吐。直到人坐上荷航（KLM）的飞机，胃才逐渐安稳下来。
起飞前，兄弟俩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说下一次更新会从一个荷兰的”自由思想者节”现场发出。
可等我们在史基浦机场（Schiphol）落地再打开手机时，账号已经不见了——不是被暂时封禁，而是连同八千多粉丝一起，被彻底删除。”没了微博，中国就没人能跟着我们一起看 VPRO 的活动了。”他们说。无论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拍了多少自拍，他们都没能真正高兴起来。
玻璃碎片
高兟 2025 年 8 月 16 日写给艾未未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我知道自己多年以前就已经走在去监狱的路上了。幸运的是，我直到去年 8 月 26 日才真正到达那个终点——但这种’幸运’也有不幸的一面。和十年前你被捕时相比，现在的世界和中国正处在’最黑暗的时刻’。那时，国际政要还愿意公开谈人权，当代中国艺术也是全球焦点之一，所以围绕你那 81 天的遭遇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
“如今，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我已经被关了一年了。虽然还有一些外国媒体偶尔提到这件事，但和当年你所引发的震动相比，不过是一出哑剧而已。”
2011 年 5 月 27 日，我们和 VPRO 团队开会做活动预案。兄弟俩设计的是一场行为表演：一整块广告牌大小的玻璃画板，将被扫帚、水和玻璃锤轮番”攻击”。VPRO 关心的，是碎玻璃会不会飞溅到观众席。
我们仨担心的则是观众互动——几乎可以肯定，台下会有不少”有问题”的提问，这些问题本身就可能很危险。在一个主打”言论自由”的节日上，我们却选择了一种谨慎到接近自我审查的呈现方式，这本身带着几分讽刺。但整整一个微博账号被抹掉，已经足够提醒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现实。于是我们都更加小心——不只是对玻璃锤，也是对每一个出口的话。
“演出之后，你们有可能回不了中国吗？”观众的第一个提问就砸在心上。我负责翻译，高兟则严格照着预先商量好的”台词”回答：
“我们来参加的是一个文化活动，不是政治示威，所以我愿意相信，我们可以平安回去。”
当有人问及刘晓波和艾未未时，他们就把话题引向被删掉的微博账号，希望听得懂弦外之音的观众，能理解他们出现在这个节日本身有多敏感。
表演本身非常成功。玻璃整齐地塌在舞台上，露出最后的图像：一张高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配文是：”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在这样一次毫不含糊的”1989″纪念之后，兄弟俩一点都不想去参加 VPRO 的庆功派对。他们急着回到电脑前，不厌其烦地用一个又一个新账号去寻找旧日粉丝。他们管这叫”转世”。几乎整个阿姆斯特丹之行，都被这件事占满。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拖”上运河游船，坐了一个小时。
至少，回中国的航班还算顺利。
至暗时刻
高兟在同一封 2025 年 8 月 16 日写给艾未未的信中还说：
“我的律师（……）正在准备无罪辩护。他们建议，几位在各自领域内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能发一些公开声明。
“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所以我在这封信里向你求助。（……）如果可能，我也希望你能用自己的影响力，邀请一些国际大师参与进来。（……）无论你最终作何选择：在写这封信给你的此刻，我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为此我心存感激。”
在社交媒体上”消失”一段时间后，Facebook 的算法判定我似乎对高氏兄弟不再感兴趣。结果，我错过了高兟从看守所里写出、寄给艾未未的那封信。直到好几周后，我开始不厌其烦地点开所有与中国艺术有关的内容，时间线被高氏兄弟的信息重新占满，这封信才重新跳入眼帘。
做事实核查的时候，我忍不住把信里的细节拿去和几位”圈内人”分享：牢房里电视的噪音，室友们不断的闲聊；以及那种冷静的判断——世界已经变了，现在，真正还会为一位在看守所里慢慢枯萎的中国艺术家辗转难眠的人，已经不多。那种明知不可能、却仍抱着的一线希望，以及对审判一拖再拖的等待——这一切都在那四页手写信纸上，一行行地刺人。
艾未未把这封信发在自己所有社交媒体账号上，没有加任何评论，夹在他关于加沙（Gaza）、乌克兰（Ukraine）、与德国媒体争执，以及自己的新艺术项目的长串帖子之间。即便是在这位”全球最有名的中国艺术家”的 X 账号上，那条关于高兟的贴文也没有”火”。
2011 年艾未未被拘押的时候，中国还是自由派思想者最爱攻击的靶子。那时，许多人仍把中国看成一块”空白石板”，相信在西方影响和批评之下，它最终也许会长成一套和我们的社会民主相似的制度。
今天，这样的想法已经被普遍视为幼稚。中国不再是那个”证明民主规则”的威权例外。世界各地，专制和无法无天正在抬头，由此带来的苦难如此沉重，以至于，中国境内的人权侵犯似乎已经不再是”人类所遭遇的最坏情况”。高兟在信里写”最黑暗的时刻”，绝不是随口一说。
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的报道，他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刚被关押那会儿，他还能和妻子通信，用撕碎的信纸拼成脆弱的”小作品”，记录和幼子在一起的珍贵片刻。如今，看守所里再没有任何纸条流出。连一支笔、一张纸那丁点安慰，也被剥夺了。
一直以来，人们告诉我，在遥远又艰难的国家做驻地记者，是一份孤独的工作。我从没完全相信过——作为记者，我几乎总是被人群包围。一边尽力与写作对象保持适当距离，一边又要钻进他们的世界，去理解他们的知识、经历和情绪，把这些都编织进关于”中国”的大叙事里。故事讲完了，受访者也就回到那十四亿人的洪流中，和无数同样值得书写的生命一起，被下一轮报道淹没。
如果没有像高氏兄弟这样的朋友，这种辗转奔波的生活，迟早会变得真正孤独。讽刺又令人安慰的是，那段我当初”破例”给自己留下来的罕见友谊，如今终究还是成了一篇报道——一篇能为高兟如今的悲苦命运，投下一点微弱光亮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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