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湖南的冬天似乎比往年冷很多，并且持续阴雨。据消息灵通的朋友解释，说官方气象记录是50多年以来湖南最冷的低温。所以通常都会睡到近午才起床。当然，晚睡也是重要原因。
然而，2月26日的这天早上才大约九点多，手机就骤然响起，将我从睡梦中唤醒。看了一下来电显示，是株洲本地片区户籍W警官打来的。虽然心生厌恶，但还是接听了。
其实我对警察并没有与生俱来的反感。复转的战友和朋友中当警察的也不少。住同一栋的邻居就是一位派出所的老所长，并且关系还一直挺好。尽管近十年来我在深圳一直是被迫陪警察“吃饭喝茶”的重点人口，但与他们上上下下各级能接触到的警察都还相处得不是太坏。虽不能说“相亲相爱”，但敌意和厌恶感并不强烈。
因为深圳警察要求见面通常会提前电话预约，说好彼此都接受的时间，选一个开放营业的公共场所进行谈话。所以，尽管与我打交道的警察近十年来换了无数，他们中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又都是毕业于不同的法学院、公安大学、警察院校等，也有不同时期部队复转的军官，但他们的职业水准和文明礼貌我还是基本认可的。虽然网上各种恶警野蛮的视频满天飞，但我亲身接触的深圳警察礼节礼貌和用语应该都还在文明人可以接受的范围。
之所以会对株洲警察产生厌恶，应该是与株洲警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与深圳警察差距太大有关。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三年前的某个时候，我专程从深圳回株洲看望母亲，为母亲操办80大寿的宴席。有一天接到今天通话的这位W警官电话，自报家门后说希望和我见面聊聊。我一口就答应了，约好第二天上午10:00点在朋友开的维多利亚中西餐厅见面。
第二天上午快到点时，我算好车程，留出时间，计划准时赴约。刚一坐上公交大巴，W警官电话来了，说有事，不能来了。我顿时觉得太匪夷所思了。你一个从未谋面的警察，第一次约我见面就失约放鸽子，这也太不讲究了吧！立马就觉得他丝毫不把第一印象当回事，没有章法，不重信用，显得做人做事极不专业。多年来在网络上看到的警察负面形象立马就对上了。
而这种放鸽子失约的事，在深圳的警察身上我还真的没碰上过。并且个别年轻警察也还能勇于承担双方交往中，因为自身过失而造成的误会。而不是依仗职务优势，推诿于人。就这一点，我可以说深圳警察比较敬业、严谨，有担当。
而株洲警察在对比之下就显得太业余了。在后来与株洲警察的交往多了以后，感觉他们不单业余，甚至法盲+野蛮的程度同样非常明显，并且亳不掩饰。
株洲是个有70年建市历史的湖南省第二大城市。与深圳这个建市只有30多年的城市比起来，似乎文明程度反而更低，野蛮的气味更重。按说都是共产党统治，两地警察都是被共产党训练的，差距怎么会如此之大呢？常常听大人物在官媒上强调中国的大一统，反对分裂。这种两地警察文明和专业的明显差距不就是从现实到精神分裂的具体事实吗？
仅从双方见面方式就可以充分反映出两地警察的职业意识和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方式存在巨大的差距。
在深圳，警察约见面都是提前用电话沟通，几乎不会不打招呼就直接上门。除非直接抓捕或强制传唤，这种情况下展示单方面的强制力可以理解。但这种极端情况不多见。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深圳警察对警权的使用还算克制的。
通常见面地点也不会约在私人住宅，会选择比较中性的公众消费场所。这样做一来体现了深圳警察对私人空间的尊重，二来体现了公私之间的界线在深圳警察的头脑中是有意识的，三来不会骚扰到约见方的家庭成员，不会将无事搞成有事，将小事搞成大事，也不容易形成敌意，激化矛盾。
公众场所对谈话也更开放。公家单位是公职人员的办公场所，并不是双方谈话的最佳地点，甚至还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虽然国家体制从整体上而言毫无信用，但打过交道的深圳警察大多数还是比较会注意守护自己的私人信用，会尽量做到信守承诺。因此，这么多年下来，尽管局势变化无常，甚至越来越恶劣，维稳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深圳警察出勤的原则似乎并没有恶化。
反观株洲警察的做事方式，立马就能感觉到他们的意识几乎还停留在野蛮原始的“文革”时代。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好像对他们没产生影响。无论是文明素养还是法治意识几乎没有什么明显提升。用“土匪”两个字形容他们，株洲警察可能不接受，但客观上非常直观。因为他们想约见谁，不是提前预约，而是直接到你家来敲门或到你家楼下的时候打电话把你叫下来。
他们这种做法根本就是滥用警权，毫无宪法意识，随意侵扰市民的私人空间。你向他们抗议，说市民不是你们的犯人，随时可以提审。他们则厚颜无耻的狡辩说在楼下打电话上来见面也是预约。这种法盲+流氓的嘴脸毫不掩饰的暴露无遗。
有几次我在深圳接到他们的电话，说已经在株洲家里的楼下，要与我见面。我说不在，他们还不信，一车3、4个人非得上楼敲门，见我妈一人在家，他们才放弃。其实，我觉得，株洲警察身上的这种对他人的不信任来自他们自身十分强烈的不诚实。因为他们自己常常不守承诺，不重信用，导致整个社会的信用严重缺失。他们自己一天到晚假话连篇，彼此之间勾心斗角，表面上尽说些大话、空话、套话，就以为全社会的人都与他们一样人渣。
其实正是他们自身的不诚实，造成社会道德沦丧而普遍不诚实。他们却又希望别人信任他们，怎么可能呢？因此，整个中国现在陷入了一种以道德崩溃为表象的基础文明溃烂之中。虽然邪恶的体制是根本原因，但警察个体的坠落与丧失正义、丧失原则同样负有责任。
虽然深圳警察也是维稳的主力，但感觉他们普遍比株洲警察学习能力强很多。几年前的某个时候，一个互留了微信的深圳警察看到我朋友圈在推荐《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书，就留言说他也有这本书，并正在看。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给他回复说：“你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无用，贵党开会的本质从来就不是议事，而是政治斗争，是整人，是拳击比赛”。
事实也的确如此。共产党的会议不论大小，每次散会后，占上风的一方总要向全国人民忽悠，宣布他们开了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种套路近70年从来没变过，只是谁赢了谁宣布而已。
而西方人总结出罗伯特议事规则是专门用来讨论问题，是真正开会议事的。并且对事不对人是该规则的核心原则。每次开完会顶多是宣布通过了某项决议或法案，从来不会有人站出来宣布开了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如果有人象中国政要一样说话，西方民众估计会认为这家伙一定神经错乱了。开会又不是拳击比赛，有什么失败和胜利的。尽管西方议会经常打架，并打得全国人民都能看到，但毕竟开会的目的不是打架，而是议事。并且西方国家无论是一般社团，学校，公司，国际组织，或者是国家议会，几乎全都是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来开会的。而株洲的警察不说学习，估计听说过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人可能都不多。
对比株洲和深圳两地的警察，我觉得中国如果真的发生大的政治变革，深圳警察继续干本行的可能会占大多数，优秀者甚至可能还会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发挥自身的潜力来服务社会、服务大众。而株洲警察的业余水平估计会让大多数人失业或真正沦落为街头混混。
有了这么些年的对比和思考，所以在26号的这天早上看到W警官的电话后才会有厌恶之情。
但毕竟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我还是接通了电话。他果然又在楼下。我压抑着内心的不满，穿上棉衣下了楼。与W警官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人，着便衣，眼熟，姓什么忘了，是副所长。
W警官打了个招呼，说是两会期间，过来走访。我说要限制我的外出吗？他马上说不会、不会，只要遵纪守法就可以了。我听了他的回话真正为株洲警察感到悲哀。他自己在干着违反宪法，侵犯市民私权的严重恶行，却奉告市民要遵纪守法，这种天荒夜谈的笑话他还演得一本正经。
因为内心的极度厌恶，不愿多谈，大约不到两分钟，我就返身上楼了。临了，W警官掏出手机还和我拍了张合影。这已经是他们的例牌了，肯定是要向他的上级汇报，以合影为证确认见到了我。这种做法本身也反映了他们警察系统内部缺乏互信也是到了极点。而市民则成了他们彼此不信任的牺牲品被他们任意侵权。
在这几年的交往中，其实感觉这位W警官本质并不是十分邪恶，性格中甚至有逆来顺受的成份。否则不会将这种邪恶的所谓维稳工作执行得如此业余。W警官好像农村出身，是位81年入伍的老兵。在部队干了十几年再转业到警队后，已经又工作了20多年。无背景无靠山，快退休了还在干户籍警察。而比他年轻的都升到所长或局长了。
有次透过另一位参战老兵约他喝茶，交流中觉得他被党文化的欺骗教育洗脑很厉害。虽然他也会对一些不正之风或不合理现象有牢骚，但因为其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中浸泡得太久，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成了被权贵肆意忽悠的工具。他这样的人，如果在正常的社会，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作为。某种程度上说，他自己也是极权社会的牺牲品。
我返回家里后又缩进了暖和的被窝。但不到半小时，竟然又来了一通陌生的株洲号码19973308155。一接听，对方自称是社区居委会的。奉上级命令问我是否订了一张27日去帝京的车票。我顿时火冒三丈，在电话中就给了他一顿臭骂。这家伙竟然不退缩，问我是否在家，想来家里找我。我告知他，下午两点，在维多利亚中西餐厅见面，随后挂机了。
经过这两轮折腾，睡意已经完全没有了。吃过午饭，大的在13:00点多我就提前到了维多利亚中西餐厅。同时约了两位株洲的老警察郭闽和大卫。
郭闽曾经在派出所干了多年，做到了副所长，后因故被动离岗。多年来一直在维权，从警经验丰富。大卫是体育专业毕业，读高中就领头参与过89年夏天株洲市的学生游行。后来又干过十多年刑警，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非常有正义感。有一次经办的案件涉及到市里某位领导，因为不愿循私枉法放弃原则，最后遭报复而被迫离开警队。
在2018年7月初，上海发生轰动全球的美女泼墨事件后，当各种脏水、谣传、污名纷纷指向泼墨者董瑶琼时，是郭闽和大卫冒着巨大的风险，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通过各种关系找到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先生。然后当机立断，制定方案，迅速在陈思明、H美女、D哥、W总、M妹、Z生、F君、C姐等其他多位株洲公民的通力合作下，克服各种明的暗的骚扰和阻力，驱车从株洲的攸县老家出发，连续跨越250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出奇不意，以最快的速度，将董建彪先生安全准确的送至云南香格里拉华涌的工作室，借助华涌的自媒体平台向全世界进行爆料。这场跨越2500公里的大奔袭完全实现了“以速度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以空间换人心”的行动目标，使各种对董瑶琼的污名化谣言迅速得到了止息。
因为这种在全世界举目关注的大事件中，株洲公民仅凭借网友自发的热情和勇气就创造了令全球媒体刮目相看的奇迹，所以2017年中国大陆自媒体第一网红华涌先生，今年春节之前特意绕道株洲来看望郭闽、大卫和陈思明等该事件的众多参与者。并鞠躬致敬，同时对株洲公民群体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也正因为郭闽和大卫丰富的从警经验，我特意把他俩一起约来了餐厅。我们三人在餐厅等到14:00点，自称居委会的人竟然没来。照来电号码回拔过去，占线。直等到15:30分，对方还没露面。难道被骗子盯上了吗？类似的电话行骗常常花样翻新，叫人防不胜防。我决定要查个清楚，去居委会看看是否有这个人和电话号码。如果没有再报警也不迟。
好在不远，我和郭闽坐上大卫的私家车直奔金盆岭居委会。进到院子后，在公示栏找到了19973308155这个号码，陌生男叫朱江宏，岗位注明是网格员。
原来并不是猜想中的电话骗子。我这下更是火冒三丈了。主动打电话找我，约好见面竟然放我鸽子，这太败类了。中国政府信用的丧失就有这群败类的重要贡献。
我推门进了办事大厅，工作台后面一排女人当中只一个男的，我径直走向他，“你是叫朱江宏吗？”，他回答“是的”。我伸出手掌，四指平拢朝他招了一下，很严肃的对他说“你出来一下，找你有事”。在满大厅人员不安的眼睛注视下，这个叫朱江宏的人跟我出了大厅。在门口站定后我告诉他，“我就是任铭，你不是约了我吗？”“找我有什么事？！为什么放我鸽子？！”我口气很严厉。“你这是在糟蹋政府信用，知道吗？”。“你是存心叫市民不相信政府吗？”。在我连珠炮似的质问下，这小伙子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只是本能地回答“是上级指派的”“是上级叫干的”。
正在这小伙不知如何是好之时，侧面楼里出来一位年纪大些的，很远就朝我打招呼。原来是社区Z书记。只见过一面，印象不深，有点面熟而已。在他反复解释下，我怎算想起来了。去年某个时候，W警官约了几位社区的参战老兵吃饭，把我也叫上了。但那次饭局后再无交道。
Z书记把我们一行三人请进了会议室，忙不迭的解释找我打听订票去帝京的原委。因为帝京准备开两会，全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就都要开始被打搅了。
在他们这些人的言语中，丝毫听不出利用高科技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应有的罪恶感。在他们看来，滥用职权太正常不过了。
在我看来，体制内的大多数人和帮忙作恶的这些人都是被党文化深度洗脑的群体。在正常的法治国家，公民的合法权利都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而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党文化理论中，人都是按类别划分的。比如你是无产阶级，他是资产阶级，你是黑五类，他是工农群众，你是城市户籍，他是农村户籍，你是重点人口，他是参战老兵，等等，各种类别五花八们。而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不是按你是谁看待你，而是按你是那一类看待你。跟野生动物园和饲养场管理各种野兽和肉食动物差不多。
我近几年也经常去帝京办事或旅游。也不时会在北京的地铁通道卡口、东西长安街路面、天安门附近等不同地方遇上临检，每次刷身份证都无异常，从没有被盘问或限制行动。每次都是自由进京，自由返回。购票进出站也从没有遇见过拦阻。
而这次订票进京竟然被打扰，估计是当局将所有参战老兵打入了另册。不管你是否有过上访还是维权，只要是近几年在民政局登记为参战老兵的人就应该是都被归为同类了。
因为我并没有去过帝京任何信访部门，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维权团体，竟然也因为准备进京就被骚扰。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参战老兵的身份。这也就说明，当局不区分个体的差异，将中国几十万参战老兵全部当作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行了严密监控。否则我的订票信息不可能会被社区居委会的人知道。这样的现象充分印证了索罗斯在全球达沃斯年会上对中国利用高科技可能威胁开放社会，和将统治的地区变成奥威尔的《1984》大洋国的警告。
我知道中国当下的这些反社会反人类现象与这位居委会Z书记说了不会有任何作用，只是将在维多利亚中西餐厅候约时的消费收据递给了他。虽然他也一再对网格员言而无信表示歉意，但说要将消费收据拿到金盆岭居委会的上级单位石峰区街道办去请示才能给我回复。见此情景，多说无意，我和郭闽、大卫就告辞了。
本以为此事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几乎同样的时间，W警官的电话又响起来了。内心真是厌恶到了极点。直接挂掉。他又打，再挂掉。三次之后他发了条短信过来“挂我电话！逼我到你家来找你？”
真是流氓到了极点。野蛮到了极点。无理到了极点。
深圳警察也有打来电话不方便接听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再发条短信来发出邀约，而不会说非得马上要见面，更不会守在你家里楼下非上来不可。虽然他们也是维稳工作，但至少表面上做得还是正人君子的模样，人与人打交道的基本礼节还是遵守的。而株洲警察的流氓作派我真是领教多次了。
我从被窝里爬出来，穿上棉衣，打开房门，立在门口。很快就听到爬楼的脚步声。W警官走前，后面跟着3个人。Z书记也在期中，另两个不熟。其中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年人边爬楼边对着我用手机拍视频。他们说明来意，要请我去街道办。我说是强制传唤吗？W警官回应说不是，是要求。
我憋了两天的火气再也忍不住了，刚好母亲早上去买菜还没有回来，就跟他们大吵起来。要求约见有如此流氓的吗？有需要来这么多人吗？难道你们可以完全无视市民的私人生活空间吗？我一古脑将文章最前面对他们的批判全灌到他们耳朵里了。马上走不可能，约一个时间沟通可以接受。最后双方妥协，说定11:00点去居委会见。
其实与人争吵完全不是我的性格。在深圳这些年与警察你来我往无数次，双方对立、顶牛、较量、斗智斗勇在所难免，但情绪激动的争吵从来没有过。真是一次都没有过。双方又没有私仇，能配合就配合，无法配合说明原因。一来吵架完全不是我的性格，二来深圳警察基本礼仪还是能保持，流氓行为不会做得太明显太不讲究，所以在我身上也就没发生过情绪冲动的争吵。
事后我也想过，为什么深圳警察的维稳力度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甚至不输北京，比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下功夫花费还多，但为什么很少听说激化矛盾到轰动全世界的程度呢？北方城市时不时能传出维稳搞出人命的情况，而在深圳这么多年还真没听说搞出人命的事件。
我想这肯定与各地警察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有关。即使是真流氓，只要在基本礼貌上做得不过份，处事的双方都还是可以和平相待的。但就算真警察，如果行为操守比流氓还不如，在处理社会事务时激化矛盾只是迟早的事。
W警官一行四人离开后。我洗漱完毕，打了几个电话，在10:30分就提前半小时到了居委会。只有W警官一人在，其他三人不知去了哪里？
W警官领我到二楼小会议室坐下，打电话告知Z书记我到了。我一边与W警官闲聊一边等Z书记，才知道早上来找我的另外两人分别是石峰区国保大队的。拍视频的姓李，是教导员，负责吵架的姓欧阳，是队长。不一会，Z书记回来了。坐下后开门见山，提出是否可以取消当天进京的车票，损失他们补偿，连同头天失约产生的消费金额一块处理。
本来此次进京是去公司开会，几天而已，早已约好的。只是没想到北京今年的两会搞得如此风声鹤唳。见此情行，我当即打开微信视频与北京公司主管经理说明情况，并让他通过视频也看到了W警官和Z书记就坐我对面，是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取消会议可能造成的损失往后再议。
我将退票的截图当面发给Z书记后，这事就基本算了结了。
通过这件事，我越发相信随着天朝70年执政正义性的逐渐消失，执政合法性的进一步被质疑，执政智慧的急剧枯竭，极权体制是真的已经走到黔驴技穷、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要尽快将欠我的钱要回来，否则他们明天整体崩溃了我找谁要帐去呢？？？

任铭   2019年3月3日于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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