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舒:中国转型有希望吗?开明巨人和饥饿幽灵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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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中国北京,阅兵式上的习近平像。 10月1日,中国北京,阅兵式上的习近平像。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中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但1949年中共建政后,这个梦想破灭。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宪政梦想又展露一丝微弱的曙光。六四大屠杀的鲜血又无情地浇灭它。1992年邓小平南巡建立市场经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有限自由又燃起了中国人的希望。一些中国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会和平演变,告别极权专制。但中华民族不幸,习近平时代终结了改革开放,再次将中国拉回极权主义时代。目前内忧外患的中国,还有可能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吗?

羽谈飞先生的文章《中国未来转型的几种可能方式》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视角。羽谈飞说了些什么呢?他写道:人类历史走到今天,世界潮流终于九九归一,任何国家都不再有”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之犹豫抉择问题。自由向更加自由奋斗,民主向更加民主努力,文明向更加文明出发。这既是人类的普世共识,也是地球村准入许可的国家道德准则。中国当然也不应该游离其外。

摆在中国今天的国家转型问题,既不存在转与不转的问题,也不存在何时转的问题,更不存在向何处转的问题,唯一只剩下如何转的问题。

如何转型中国?目前有两种最为普遍性的两极变革幻想:

一种是幻想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开明巨人,以专制结束专制,用独裁结束独裁,从而实现在垂柳依依的温情脉脉中就走上现代宪政之路的国家转型模式,可称之为”领袖变革”。

一种是幻想经济崩溃导致饥民被迫揭竿而起,以最原始的底层革命方式摧毁旧秩序建立新世界,从而实现在血与火的尸骨堆里走上现代宪政之路的国家转型模式,可称之为”饥饿变革”。

之所以我们说这两种两极转型模式在中国纯属幻想,原因就在于没有对这两种模式所必须的条件有深入理解。

领袖变革模式,就是希望在专制政权金字塔顶端出现一位开明正直的神级领袖人物,凭借手中既有的极权优势主动实现国家转型。这种模式将受制于领袖所面临的三大障碍约束:是否愿意变革,是否能够变革,是否敢于变革。

权力是个好东西,尤其是不受监督的极权更是权中极品,它能让极权者实现自己一切理想抱负的可能。上天揽月下洋捉鳖,粪土当年万户侯,惜秦皇汉武数风流人物,放眼寰球也就几只苍蝇嗡嗡……,这是何等豪迈的独行天下?随便乱写乱画就是自成一体的书法,”土豆烧牛肉不许放屁”也是独领既往诗词歌赋的风骚,即便打错了标点用了错别字,依然是不可撼动的经典绝唱。为什么那么多人崇拜先帝爷等无法无天的极权暴君?因为那种唯自己自由而肆意生杀予夺他人自由的潇洒会让人如痴如醉。

权力美感会让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主动放弃权力么?绝不会,这是人之常情。只要权力快乐感不低于权力痛苦感,没有谁会放下手中的权力。我们津津乐道的华盛顿为什么没有走上独裁之路,除了他自己具有神一样品质的高贵之外,更重要是,当时有一批也具有神一样品质的先驱人物在紧紧盯着他,从来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联邦党人文集和政党的兴起都是围绕如何制约总统权力组成的专业监督队。华盛顿为国家熬白了头发熬坏了眼,卸任两年不到就一命呜呼,享年才68岁。你说那总统得有多痛苦才会如此这般折磨人啊!是你,还想当下去么?

上世纪80年代,蒋经国在发表电视讲话前,蒋经国的秘书宋楚瑜(左)等幕僚协助安排。上世纪80年代,蒋经国在发表电视讲话前,蒋经国的秘书宋楚瑜(左)等幕僚协助安排。

同理,戈尔巴乔夫、蒋经国等人,虽然面临的境况与华盛顿当年不一样,但内在的原因都是因为继续独裁的痛苦感超越了独裁的快乐感,再加之他们本人的人性犹存,所以他们没有独撞南墙而已。想想,为什么蒋经国不提前一年、五年、十年就放开党禁报禁?是不能还是不敢?别给我说什么条件不成熟之类的陈词滥调,我告诉你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唯有戈尔巴乔夫还算是先知先觉再加道德超人而主动弃权,这的确值得大书特书一笔。正是因为戈氏的新思维,直接导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结束了持续45年两大阵营的对垒格局,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其实比华盛顿等人更甚一筹。尽管如此,也不得不说是因为前苏联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逼迫戈氏做出个人大智大勇大德的抉择。

退一万步讲,即便极权者有放权的意愿,就能实现领袖变革的国家转型吗?NO,还得看第二大约束条件:是否能够变革。能不能,主要决定于极权者和极权系统所沉淀的包袱是否放得下?这个包袱其实就是罪孽,如果沉淀的罪孽能有效归零或轻缓到不足以被清算的可能性时,那么,领袖变革模式基本水到渠成,就不再存在第三大”是否敢于变革”的约束条件。

如果极权领袖有意愿,那么说明他本人的包袱已经不是阻力,关键就是看极权系统的包袱阻力有多大。这个罪孽包袱是什么?主要包括反人类罪孽和特权腐败罪孽的沉淀量。如果反人类罪孽具体存在并且实施者还在世,极权领袖就会遭遇难以抵抗的阻力。如果反人类罪孽与实施变革的极权领袖之权力来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那领袖变革的意愿几乎会被秒杀。另一个丝毫不亚于反人类罪孽的包袱就是系统性腐败沉淀量,也就是特权阶层已经获得的腐败利益是否超越了民众放弃清算的容忍度,如果没有超越这种容忍度,领袖变革意愿就能执行,否则,就会遭遇特权阶层的集体抵御。腐败利益沉淀量越大,抵御领袖变革的意志力量就越坚决。

根据领袖变革的三大约束障碍,请问今天中国,幻想领袖变革实现国家转型的可能性还有吗?

与领袖变革的顶层转型幻想相对立的就是寄望底层弱民的饥饿变革。饥饿变革幻想认为,经济一旦崩溃,必定物价飞涨,大面积失业,大多数弱势群体都没有社会保障,底层穷人必定因为饥饿求生不得不揭竿而起,陈胜吴广和太平天国的历史画面就必然重演,国家想不转型都不行了。

如果说领袖变革幻想还有生鲜活例可附会联想,虽有点幼稚,但还不算太离谱,然而,饥饿变革幻想纯粹就是一种沉醉于教科书谎言的愚蠢。饥饿变革幻想至少犯了三个无知的错误:(1)不懂中国与经济危机毫无关系;(2)不懂饥饿与经济危机毫无关系;(3)不懂饥民变革与国家转型毫无关系。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才会出现的一种经济症状。如果既没有市场正义,也没有契约精神,更没有自由竞争环境,连最起码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都不存在,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经济危机”又怎么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市场出现呢?

饥饿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饥饿问题与经济危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为啥路有冻死骨?那是因为朱门酒肉臭;为啥饿死三千八百万?因为茅台酒厂只能增产不能减产。这些饥饿问题与什么经济问题或经济危机有个毛的关系呀!

换句话说,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危机也是不正常的。此时此刻此地此国,不但正在发生你嘴里所说的经济危机,也在发生你从不说的教育危机、医疗危机、言论危机、出版危机、养老危机,而且正在发生最彻底的政府信任危机。而这些危机自从1949开始,每天每时每秒都伴随你的左右,但有谁拿出来说这些是危机?而在正常国家哪怕某个小危机,国民早就翻天了,你也早就在新闻联播听到水深火热了。2007的美国次贷危机牵动世界,但中国不但没有危机,而且望星空还夹着国库去救援房地产去了,尽管国内正在发生抱子同溺、锯子锯腿和自制肾透析机器的饥饿问题,举国上下都情绪稳定,哪有什么危机?这就是非正常国家的”神奇”之处。

教科书一直都说,历代起义都是因为民不聊生才揭竿而起。这是一个谎言,每次揭竿而起的都不是饥寒交迫的饿死鬼,恰好都是有知识有思维有志向的一群人在思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你想想,一个正在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人会想什么?会想”中国向何处去”吗?会想自由平等和选票吗?会想国家转型吗?不会,他只会想明天的面包在哪里?但同样这个问题,中国人与美国人想法就不一样。美国人一旦失业呀、福利下降呀等一切不如意的事儿,都是去找白宫,并且是所有人一起去找,但在中国的穷人都不会这样。

可能我们不愿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民越贫穷越怯懦越偷生,当一个人穷得只剩一条命的时候,他特别珍惜生命,任何有让他丢命的风险,他比谁都更敏感也更警惕。但是,为了活命,他可以不顾一切廉耻和人格人伦去干他所想干的事儿。譬如卖儿卖女,甚至亲亲相食,这在1960年代的大饥荒绝不是什么稀奇古怪。一个民兵一把枪守在村口,所有村民宁愿将村里的树皮吃光也没有人敢冲出村去。你说你还盼望什么经济危机会有饥民变革么?

饥民变革如果是一种幻想,也许并不是最糟糕的,可能最可怕的是饥民变革变成活生生的事实。因为在饥民眼里只有面包、坑头和女人,关于普世价值啥啥的根本不如面包屑重要。真的一旦饥民变革起来,也分不清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所有能吃上饭的人可能都是他们心目中的首富。因此,当你在幻想饥民变革时,也许革的不是别人的命,恰好是为自己在挖坑。饥民变革更不可能转型国家,最可能的是转世唐宋元明清。

以上是羽谈飞文章的主要内容。应该说,文章很精彩,发人深省,但也有一个大的缺憾,那就是忽略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习近平的极权主义已经与国际秩序产生急剧的碰撞。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会激发中国的撕裂和改变。邓小平将中国推入国际社会,也断绝了中共闭关锁国的可能。我认为中国未来的转型将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中国民众抗争的共同作用下实现。面对至暗时刻,我们应该对未来抱有信心,因为黑暗终将过去,自由民主的朝阳必定会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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