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文革」时代受迫害的动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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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麻雀运动,又称「消灭麻雀运动」,指的是中国从1958年2月,大跃进初期毛泽东发起的「除四害运动」之消灭麻雀的全国性大规模群体事件。(维基百科)

「小麻雀上稻堆,爷爷打奶奶煨,爷爷吃点肉,奶奶喝点汤,小媳妇在边上闻闻香」。这是童年时奶奶唱的歌谣,它暗示着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而童年的我,想到的却是怎么能打到麻雀。事实是,几乎没有人能够打到稻堆的上麻雀的,也没有人想吃麻雀肉。

1970年代初,比我大五六岁的中学生们在一起兴致勃勃的谈论「除四害运动」(四害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最令他们兴奋不已的是打麻雀,当年几乎所有村庄的青少年们都被动员了起来,不停的驱赶麻雀(其它鸟类估计也无法幸免),导致一些麻雀因惊恐与疲惫而坠落。我们丘陵地带的村庄,相距多在一二里地,所以只要动员起来轰打,连天上的飞鸟也会遭殃,这可能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动员「迫害麻雀」祸及全部鸟类的政治活动。记得当时的小伙伴们聊到打麻雀时,又说到后来不打麻雀了,因为它可以吃掉害虫。

现在回想起童年的无知甚至残忍,对那些受到伤害的小动物,心中总有一份愧疚,我们爬到树上掏鸟窝,也会在冬天的夜里去麻雀窝中掏麻雀,然后关进笼子里,进行餵养,但小麻雀却是极其刚烈的小动物,直到饿死也不会接受餵饲,自由才是他们的生命意义。唯一的一次成功是小伙伴们餵大了一只八哥鸟,飞到田野里哺食还会飞回家中。

村里孩子们当年「除四害」打麻雀,当成游戏也就过去了,但最高领导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运动,遭到科学家们纠正,在195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综述科学家们意见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毛因此指示不打麻雀改打臭虫,文革开始之后,这些科学家遭到政治清算,最早提出麻雀吃作物害虫的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毛」,受到残酷迫害。

毛本人在晚年仍然对麻雀心怀芥蒂,留有这样的诗句:「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猫狗情

文革时代人与动物的关系或情感,与其它时代应该并无不同,我小时候家中有一只猫,它温顺地伏卧在祖母的怀中,是我记忆中的一道风景。最神奇的一次是它竟然抓到一只野兔回家,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乡村民谚说「猫要买,狗要拐」,因为猫能捕捉老鼠,是有用的,所以应该去有猫崽的人家购买,但狗却要去偷拐,只有特别爱狗的人,才会冒着被母狗追咬的风险,获得一只狗崽。在亲戚的村庄里,我曾在狗窝中偷抱走一只狗崽,害怕被母狗发现,一阵夺命狂奔抱着小狗回到家。遗憾的是这只狗没有养成,因为家里粮食紧张,所以父亲将狗送给外村人了。

而母亲从外婆村庄里带回的一条小灰狗,却被村庄里的小伙伴们共养了起来,这个餵点剩饭,那家给根红薯,长成一条大狗,成为我们儿时共同的朋友,我们都叫它「灰子」,下雪天灰子跟我们一起追野兔,夏天它帮村里看守生产队的稻场。还有一次传奇的经歷,灰子跟随村民去一百里外的山里购买树木,夜晚渡河时与村民失联,三天之后却回到了村庄。

就这么一条可爱的狗,它无法想象中共的打狗运动也会冲它而来。

打狗队来了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许多地方成立了打狗队,原因是狂犬病流行,所以在农村展开大规模猎犬行动,这时候的打狗队主要由民兵与基层干部组成,如果真是预防狂犬病的话,应该精准捕杀患病的狗,而不应该滥捕滥杀,有专业人士说这是犬类发展史上的一场重大灾难 ,因为造成很多犬类的消失。

打狗队进入村庄之前,被我们发现,小伙伴们紧急地将大灰狗藏到我们家的小柴房里,狗被吓的瑟瑟发抖,但却非常「懂事」,一声不吭,躲过了这场劫难。

如果说对麻雀的迫害因为受到科学家的指正,很快得到政策性的改变,而对狗,中共似乎与它有「世仇」,早在中共建党之后的1920年代,就成立了「打狗队」,当然不是专业打狗,而是负责惩处中共脱党的叛徒,它是中共中央特科行动科的别称。

我经歷过另一次打狗运动,是2000年前后北京申办奥运会,打狗工作声势浩大,动用公安警察力量,对没有办证的家犬宠物直接抓走,记得警车在傍晚突袭小区时,这正是大爷大妈们遛狗时间,警察要将狗从这些居民手中抢走,场景特别惨烈,许多大爷、大妈像失去亲人一样痛哭,并与警察争夺。当他们无奈地望着警车抓走他们心爱的宠物时,跟亲人被抓捕没有任何区别。

当时办一个狗证当时要花上数千元人民币(相当于普通市民半年的生活费),对许多工薪族来说非常昂贵,藉着宏大的主题,上级政府批示,所以运动式抓狗降临到了北京每一个小区,这些宠物被抓走之后,市民们得花钱赎回,这等于给警察一次巨大的创收机会,受伤害的是狗与市民。

更不可思议的是,2011年北京发生「茉莉花运动」,我写了一篇微博《抹泥花与狗》也遭遇北京警方以涉嫌政治性煽动而被拘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