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百年先知司马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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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于3月28日在纽约去世- 光传媒| 传播真理追求自由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司马璐先生谢世以来,纽约社区朋友们表示了对他的最高敬意。他是海外民主派和关注中国前途的人们的一位传奇人物,在超过一个世纪的生命中,至少七十多年不倦地投身在追求自由的崇高事业中。他又几乎是中共的同龄人,也许没有更资深的人,像他那样体验和研究过共产党的历史。作为一名后进的晚辈,更有一份难言的伤感。当我们看到反对中国现代极权主义的奋斗,遭遇到从未有过的困局之时。

我和司马璐先生见面交往的机会不多,但是在我们的专业:文字与出版层面,却有不少的心灵沟通。司马璐在大陆变色的1949年,毅然决然从上海来到香港。1952 年,在港出版自传《斗争十八年》,一纸风行。1958年开始主办《展望》半月刊出版(《明报》也在当年创刊)。我则是1980年才移居香港。翌年入行传媒,从事新闻评论。当时香港的政论杂志不下十种,比较出名的几本都是本地人主办的。唯有自联出版社的《展望》是以大陆政治为主的一本,虽然包装显得简陋,引起我的兴趣。

 ◎在香港和前辈相遇,《展望》杂志的印象

记得曾经到展望编辑部去见过司马先生,(也买过他们出版的书如《瞿秋白传》、《周恩来语录》、《斗争十八年》等)一个初到贵境的小编辑没有和他的谈话记忆,只有那里空间非常狭窄的印象。没多久,1983年司马璐移民美国。我一直保留着部分《展望》杂志和几本书到今天。它吸引我的是七十年代和更早以前的资讯,因为那时我们在大陆对外界一无所知。另外,司马璐是研究瞿秋白的专家,而我在香港《七十年代》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正是评论瞿秋白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同时,我发现先父(已在台湾过世)的挚友陈克文先生是《展望》的作者……这是我在香港和司马璐先生的一点交集。

司马璐的人生与事业有「个人奋斗」的自由主义特色,丰富多彩。他对政治敏感而向往,但只是限于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冷眼观察而不专注投入。在学问上,则是一个边走边学的务实主义者,有很好的文史基础和独立思考能力,他的著作和杂志,有材料也有可读性。……这样一个独具一格的人物,在大浪淘沙的时代,活了一百年,无疑是值得研究的对象。笔者只能以其文字遗产,作一点肤浅的读后感式的评介。先说说杂志《展望》。其重心不在追踪即时新闻,而是以比较宏观和历史的角度看中共政治,看文革和中苏关系。例如对毛刘周的最高权力斗争,及邓小平倒而复出的整套个人资料,都有很深入的来龙去脉分析;而赫鲁晓夫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到七十年代还在连载,加上他本人的长篇史著《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展望》杂志这种侧重史料的严肃性,可能和他出版《斗争十八年》赢得的名声有关,他对中共「和平演变」可能性的著作,受到苏东学界的重视,被邀两次出访。

独家发表江青内部讲话透露反美外交战略

下面选择若干事证,可以看到《展望》的独特份量。1975年6月16日出版的321期发表北京「原始文件」:江青当年3月在香山对领事级以上外交干部的《关于外交问题的讲话》,江青自称「主席工作很忙……传传口信」,以显其权威。江青怀着接班野心大谈毛的世界革命外交,将「人民革命」放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之上。称中共「对第三世界道义上支持、经济上无代价的援助」,「正如主席对西哈努克所说的:『要军火,买;没有,送,可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革命。』」「只要革命,我们一定支持到底」。策略上「我们又把外交重心放在黑朋友、小朋友、穷朋友的身上。他们感激我们、报答我们。我们虽然没有白朋友、大朋友、富朋友,可是我们并没有孤立。在我们进联合国问题上表决时,虽然大国声大势威,但无奈小朋友势众声亮,最后我们还是进了联合国,接着大国也登门来访。」

江青这篇讲话,长期没有公开和受到应有的重视。《展望》不仅发表,还郑重评论,指出「东南亚国家面临新威胁」。事实上,毛共正是在美国越战失利、东南亚三国陷共后,显即加强对泰共、马共、缅共的鼓励和渗透,支持他们武装颠覆政府,「相信枪杆子出政权的伟大真理」。

甚至毛在垂死之际,还派四人帮张春桥秘访赤柬取经。至于交朋友,我们早已看穿,中共入联的秘密之一是收买黑朋友、穷朋友,1971年10月联大通过23国「逐蒋纳共」2758号提案,其中20国是「黑朋友、穷朋友」!(遭到美苏两大集团抵制),而设在湖南益阳的马共电台直到1981年才关闭。江青这篇内部谈话其狂妄无忌,无异于今日战狼外交的一块样板。

千页党史文献选粹,有前所未见的贡献

《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是司马璐数十年心血结晶。他在香港台湾收集过一些资料,尤其得到居留香港的张国焘先生之助。到1975年已经结集出版三册(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二:中共的成立与初期活动、之三:第一次国共合作)。知名评论家司马长风当年的书评是:「作者条理分明、要言不烦,对中共历史之了解,别具只眼,力求公正……有前所未见的文献」。比之少有的港台同类著作,司马璐这部党史,虽仅止于1927年中共早期的「上海时期」,已达1000页之巨,足见非常珍贵。文革后,中共当局曾找他「明码实价」收购他的党史资料。

司马璐之中共党史三册,撰编方式与一般学者「论述加注」不同的是,除论与注外,还有大量的史料原文附录(即文献选粹)。省却学者读者追寻之苦。我对于「1927年」的兴趣从中获益良多。1927年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的演变实在太重要,其影响迄今不衰……作为湖南人,对农民运动、马日事变更是希望看到我们长期被中共官史一面倒蒙蔽的真相。例如湖南农民运动,《展望》就有当年和毛一起办武昌农运讲习所的陈克文先生的驳证。毛鼓吹「痞子造反」赞扬农民「过火」行为「好得很」的「考察报告」,当时遭到陈独秀极大的反感与抵制,他审稿时删去大部分内容,还表示不准毛出席「五大」。

陈独秀反对在国共合作中夺取领导权

马日事变(5月21日),《展望》原始文件显示,正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领长沙后,搞暴力土改,杀工商巨子名流和北伐军官家属,触怒35军军长何键和部下许克祥发动的一次「清党」,解除中共武装和机关,逮捕处决共党暴徒。从「五大」到八七会议,中共内部的「盲动主义」炽烈,陈独秀的妥协主义终于败下阵来。陈的主张,在他提出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中,可见其要义: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为减少政局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应接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国民政府之管理与训练。

陈独秀的意愿是从大局出发放弃暴力路线争取「退却求存」。早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面对严峻的非共潮流,他已提出要「约束农民运动,不要削弱北伐革命军的后方」。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文件,称毛泽东也不得不当面向陈独秀表示支持他的主张,说「我们不应该在农村发展社会革命而削弱国民革命的后方。」但八七会议指控陈独秀「投降主义」(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反对农军进攻长沙)撤销他的「总书记」后,准备「上山」的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为当时中共借助统战,一年之间从950人扩张到58000多人(共产国际的罗易竟然成为国民党左派的荣誉主席),国民党人数则从65万锐减到22-27万人,面临被中共架空、颠覆的危机。这是1927年分共的重要背景。

◎毛泽东策划全国农协大会狂妄野心破产

《展望》对于1927年的农运狂潮发表了独家的史料。1927年,毛在党内一直没有重要地位,但他和彭湃拥有「中国农运大王」的赫赫威名。当时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宣扬被夸张的数字:中国有250万产业工人和参加农会的1000万农民。毛在农运讲习所也高唱「农民解放就是国民革命之成功!」3月底,全国农民协会推举13名执行委员,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议决7月1日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代表共680人,各省名额分配──湖南120 、广东80 、湖北80 江西50、河南50、陕西30、江苏35、四川20、山西20……「宣传纲要」特别指出,湖南省「多数乡村已建立农民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并夺得地主阶级的枪支;广东省农会有4万支快枪。

这份资料完全可以视为,嗣后毛发动广泛的武力割据的滥觞。而湖南农运的组织性实力遥遥领先各省。农运大王势将临驾华夏。和他共事过的陈克文回忆,当时他曾应毛的同党易礼容邀请,去湖南参观农运,眼见湖南农民一日有三餐米饭吃(他广西乡下三日难得吃到一顿米饭),不禁问道,这样富足的农民为何还要搞农运,是不是湖南地主特别可恶?回答竟然是:湖南出了个毛泽东呀。陈克文恍然大悟,原来毛早就看准了农民是他夺取政治权力的本钱,可以利用打江山的赌注……山大王果然从此成就了一代帝王。但农协「一大」由于宁汉合流反共派占上风,而胎死腹中。毛却贼心不死,将农运转变为「武力割据」的根据地策略。最后在得天下出版「毛选」时,将痞子大作「湖南农运考察报告」选为首篇,遗毒天下。

◎海陆丰农运大王彭湃大屠杀文革遭到报复

附带说说大王彭湃(1896-1929)。这位两次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粤东地主之子,在毛还沉溺在汪精卫的信用时,已在海陆丰成为十万人的农会领袖,还在广州首开农运讲习所。国民党开始清共,通缉二百名共党首要,彭湃遂发动海陆丰暴动,成立中共首个「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以三个月的红色恐怖,杀戮地主1882及其他国民党与社会分子万余人,逼使5万人逃港与广州。终被政府军击败,彭湃逃亡上海,任中共政治局委员,1929年被捕于租界,随即遭政府秘密处决。不料天意难违,被澎湃狂潮杀戮的亡魂,40年后,借文革造反之机,在海陆丰掀起复仇运动,彭湃后人惨被批斗,姪儿彭科竟遭斩首示众,首级悬挂三日……直到1978年习仲勋复出以四人帮之罪,了结「反彭湃事件」。

◎《斗争十八年》为共党人物画出形形色色面谱

司马璐所著《斗争十八年》迄今已近70年,是一本值得介绍的回忆录。和1954年龚楚的《我与红军》、1974年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形成中共建国前的一个连续系列。张国焘是中共初期重要领导人,龚楚是中共割据江西的红军将领,张、龚分别于1938、1935脱离中共,都在香港待过很长时间。司马璐文化人出身,是标准的「延安干部」,经历上海、延安、派入骑二军、抗日游击、浙江地工。最后回到重庆,脱党、加入民盟、办杂志、甚至组建「人民党」,直到1949年拒绝潘汉年拉拢,从上海潜入香港,时年三十。

司马璐记录的时代,正值中共借129运动抗日救国之名,裹挟一代知识青年误入赤色狂潮之际。在漫长的斗争中,他们饱经血泪折磨,构成毛共政权的高干中层。司马璐描绘他接触、相识的共营人物的形形色色嘴脸,上至毛刘周,下至身边的「可怜虫」。从康生携洋狗、着马靴,出门四个警卫员,到不惜牺牲同志和敌伪拉关系的老革命,还有那些为高干当「临时太太」,提供性服务的无奈少女……司马璐本人也经历不幸,幻想中间路线的成功,但残酷不绝的事实,使他犹如年轻的心灵被强奸一样痛苦,终于在重庆达到对共党「深恶痛绝」的程度,最后在上海看到和他满腹牢骚的文化界朋友,最后「百分之九十」都投靠暴政,他决定亡命天涯。他有坚定的人格信仰和旺盛的生命力,不是可以随意被弃的「螺丝钉」。因此,来港后即办出版社着手从事写作,出版回忆录,而成绩斐然。回忆录销售十余万册。当时读大学的余英时教授,50年后还记得「曾读斗争十八年,香江反共万人传」。

◎共产党东方不败凭借一个高度专制的政党

近来一个引起广泛探讨的问题:中共凭什么维持统治七十年?司马璐的书已经给出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中共凭借的是一个高度专制的政党。这个党的特质,他定义为「军阀主义、流氓主义和野蛮的专制主义」。即枪杆子、欺诈与无法无天。这个党和民主国家政党完全不同,不为选票、不为民调,专为制伏不愿做奴才的人们。它无处不在,无所不用其极。司马璐描写过民盟章伯钧常骂:「中国是一个流氓社会,搞政治的没有七分流氓气是不成的,你看蒋介石、毛泽东出身。一个都市流氓、一个农村流氓。」而张申府见人就骂「五十号」(周恩来重庆公馆)混蛋。周亲信徐冰则骂民盟是「一批臭官僚、烂政客、党棍子」。王炳南也直言国民党卖我们的帐,不就因为有五十万大军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在群魔乱舞的上海,聚集不少「民主人士」等候佳遇,司马璐对他们说:「以我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初来时候,利用你们一阵,以后就一天天难捱了。轻者吃苦头,重则一命呜呼。」即使「民革」主委郭春涛也信周恩来的面诺「二十年不谈共产主义」。被司马璐斥为:「周恩来胡说,骗三岁小孩子。共产党一旦控制政权,就要立即实行独裁,不如此,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结果,两人不欢而散──司马璐认为共产党最有力的功能,一是谎言欺骗。「天下受骗人数不尽,这是人类的弱点」;二是严密的组织。如军营、如魔窟、如地狱,非常可怕。

◎最后的一幕:和延安情人告别在上海滩

司马璐的人生感悟,写在1952年的回忆录中,有声有色,充满自信。1957年一场「阳谋」,不仅「民主党派」全线瓦解,章伯钧首当其冲。全国知识分子兵连祸结,斯文扫地。中共反右之战,俘虏不弱于「三大战役」,戴帽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何止百万!刘宾雁的遗言「毛泽东是亚洲最大的政治流氓」。今天,我们不能不敬佩司马璐先生当年的警世恒言,长鸣至今。他不愧为后学者的先知!

上海「解放」后,令司马璐吃惊的是国民党中统大队长王大超、常和贪官污吏鬼混的银行家卢绪章……这类人亮相党员并任要职。只有他延安时的恋人夏森,不忘旧情,前来探望。这位年方二七的四川大学美女,穿过时代的风云,不顾忌讳,低声告诉他:「立刻离开我们的地方」。临别留言:「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革命,革命就是残酷的事,我这个共产党员,是不够成色的。好在幸亏我只是一个女人。」他和夏森的爱情是回忆录中凄怆的一章。

几天后,他在霞飞路遇到农学家董时进,彼此哈哈一声再见。司马璐拿到广州通行证后,「一溜烟跑到香港来」。踏上自由世界崎岖漫长的新路。从此,将不幸的青春埋葬在那块无边黑暗的墓地。

谨以此文敬献于司马璐先生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