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邓小平不比毛泽东更险恶?

作者认为,在历史最紧要关头,邓小平选择了暴政邪恶,因为他选择了与极左联手,对新兴的政治变革力量祭以杀手,中国历史又一次向恶发展。 (资料照,取自网路)

作者认为,在历史最紧要关头,邓小平选择了暴政邪恶,因为他选择了与极左联手,对新兴的政治变革力量祭以杀手,中国历史又一次向恶发展。(资料照,取自网路)

一、邓小平用毛泽东思想庇护自己的政治安全

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通过毛思想的确定,毛语录的传播,全社会的歌颂,形成对毛的个人崇拜,毛被完全神化,拥有与政教合一国家的精神领袖一样的至上地位。

毛泽东的政治安全,在其最后执政期,几乎不用靠枪杆子了,或者不完全依仗枪杆子,因为他拥有了超人的政治地位。

邓小平在毛时代三起三落,完全没有政治安全感,当然人身安全、家庭安全也谈不上(其中一个儿子在文革中因迫害致废),邓小平因此特别看重枪杆子对政治安全的份量。毛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最终颠覆了中国共产党,将国家变成领袖主导的、革命委员会替代党政的一个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体系。也可以说,毛通过文革斗争,一直将国家保持在准战争状态。毛之所以可以终身制,因为革命、斗争仍然在继续,战争仍然没有结束。

上篇文章讲述了毛泽东一生颠覆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功颠覆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人之治,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创造了第2个奇迹,就是一将(相)废了「三帝」,邓一直没有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但他因为拥有控制枪杆子的实力或威权,连续废掉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3任中共总书记。

文化大革命(文革)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美联社)
毛泽东一生颠覆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功颠覆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人之治。(资料照,美联社)

 

邓小平的权变与政变,也无外乎是为了维护党国的安全,为了维护派系的安全,当然,核心是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与家人的政治安全、财富安全。

邓小平并没有废止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思想是邓的政治安全屏障,中共的政治安全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安全,这是其历史合法性来源,邓小平没有重建意识形态的能力,他是1位朴素的实用主义者,他的经典语言都是来自生活,譬如「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防右,更要防左」、「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

邓小平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同时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些都是在形而下的层次反对,他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自己却主张4个坚持,这4个坚持,实则是4个凡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政制,都不允许改变。在维护中共的极权统治方面,看不出他与华国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邓小平打造的4个坚持,是中共精神防火墙,邓小平维护的,首先是这4面墙的绝对安全,他打击胡耀邦,是因为胡打击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不力,而打击赵紫阳,则是党国的政治安全与派系安全、个人安全全方位受到威胁,所以才史无前例驱动坦克屠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血案。成为历史的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对赵紫阳的惩罚,也远过于对华国锋的处理。

胡耀邦(右)与邓小平
邓小平(左)打击胡耀邦,是因为胡打击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不力。(资料照,取自网路)

二、邓小平3次权变与政变

邓小平3次政变或权变,为了是防止对手的「政变」或权变。对于邓来说,改变中共的意识形态,或中共的意识形态受到自由化侵蚀,党国就不安全,所以,防止政治变局,就对自己的对手祭以杀手。

邓的第1次政变,推翻了华国锋,团结了老人,元老们整体获得了最高政治权利,邓小平甚至成立元老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通过政治元老,既增加自己的威权,又通过元老们享有特权,体现集体政治分赃的特色,邓的泛元老政治派系初步形成。由于恢复高考、平反右派等冤假错案,收获了民心民意,并通过土地承包等,使经济得以恢复,整个社会都有「获得感」。

邓的党内外政治威权因此形成,政治威权是政治安全的软实力保证。

邓的第2次政变,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是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治派系,或者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派系,打击自己的偏右翼合作者,而且,胡耀邦已开始威胁到自己个人的政治威权(胡动员邓下台),基于个人与派系政治安全的需要,邓发动了一次权变,废黜了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不仅本人拥有军队的直接影响力,还有自己的盟友杨尚昆、王震等的协力,枪被邓小平第2次用来指挥党中央或改变中共权力版图。

第1次政变靠的是元老派系,而胡耀邦是马前足,主力还有万里、赵紫阳等形成改革开放的右翼派系,邓的左翼则是陈云、李鹏、王震等,为了政治安全,邓小平玩转了左右翼的政治平衡。

当胡耀邦被废黜,邓左右平衡也就被打破,新崛起的菁英阶层开始向中共要求政治权力,整个政局出现崩溃之势,为了维持中共专政极权,邓不惜动用军队坦克屠城,这是中共的耻辱,邓也被绑在耻辱柱上。扶持江泽民成为中共总书记后,极左势力开始扩张,邓的政治安全受到威胁,邓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也面临终结,极左文革曾造成了他本人与家人的灾难,防止极左复辟,就是防止家与国又一次被政治灾难毁灭。

邓小平南巡,要打破的是极左造成的新困局,通过新一轮的市场经济,让每一个人再次得到「获得感」:极左的中顾委被解散,新的同盟元老们在洗牌过程中又一次获得权力或政治福利,更为重要的是,邓确立了隔代指定领导人的权力,以保障党国政权的安全时间,元老们不仅得到现有的权利,通过陈云的提议,他们的子女分享了副部级的政治、经济特权,权贵政治经济联盟,在高层以血亲关系得以确立。

菁英们呢,获得了市场经营权(一定的经济自由度),在更广阔的领域获得了发财的空间,高校与科研院所等知识菁英可以下海经营或在体制内经营,深圳特区是一个重要标志。血腥的夏天之后,秋后算帐之后,权贵经济的又一个春天,真的来临。

三、邓小平是不是比毛泽东险恶

中共官方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毛时代或邓时代,其罪其恶,当然也是集体领导的恶果,只是,毛时代,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邓时代,邓小平要负主要责任。

近期明镜媒体总裁其视频中说,邓小平比毛泽东还要险恶(原视频标题是:邓小平对中国与世界的祸害比毛泽东更深远)。

毛泽东的「高妙」在于,没有亲自指挥屠城,他是通过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迫害人、杀人于无形,毛时代非正常死亡不低于6千万,邓小平八九六四屠城,伤亡数字可能上万人,这方面与毛泽东相比,没有可比性。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北京当局血腥镇压示威学生(美联社)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北京当局血腥镇压示威学生(美联社)

 

何先生的观点在另一个层面上是成立的:毛时代无论怎样险恶,毛去世了,他的时代就结束了,顶峰造极之后,必然彻底崩塌,但邓时代其借助市场造恶,并用经济滋养专政,却难以终结,更为隐蔽的是,邓隔代接班人制度、寡头集体领导、意识形态的固守、维稳政策、还有红色家族对政治经济的垄断与控制,都使中共的专制得以持续。

比隔代指定接班人影响更大的一项不成文的制度确立,是「核心」制。核心制,就是威权加枪杆子控制中共的制度,谁控制枪杆子,并同时拥有党内威权,那么,他就是中共的政治核心,至于是不是中共总书记,不是关键,邓小平确立核心制,甚至常委的七上八下制度,都完全是实用的政治方式。正是邓小平的核心制,才有江泽民控制胡锦涛10年的局面,因为江泽民控制了枪杆子,并拥有党内威权,所以,江一直是核心,而胡一直没有成为中共核心的机会。为什么习当政的第一个任期一定要拿下「核心」的称号,并要求形成党内共识,根本原因是,习认为自己已然控制了枪杆子,并拥有了党内威权,所以,要废除仍然健在的江核心,确立新的核心,军队要效忠新核心,全党要效忠新核心。

毛泽东的政变与权变,既有自己的独裁意念,又有宏大的政治远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对外援助与卷入战争、对内打击政治异已与政治运动,都有上述双重因素构成。

邓小平没有了宏大的政治远景,他的政变与权变,既是为了自己与自己的政治派系安全,又是为了对党国有实用价值,维系党国政治安全。

毛泽东完全是禁绝了思想自由、市场自由、信仰自由,工作自由,甚至迁徙自由,邓时代开始,有了下半身的解放或开放,思想与市场、信仰与迁徙的自由,均在党的领导与控制下,有了进步,而个人工作与经营的自由,还有出国的相对自由,是质的进步。中国的菁英阶层与中产阶级、市民社会得以发展,但菁英没有思想与传播的自由、中产阶级没有参政的自由、市民没有成为公民的自由,中国人的自由,无法突破中共意识形态的天花板,无论是反精神污染,还是镇压八九学潮,都是中国菁英在争思想自由与政治自由化民主化过程中,遭受邓小平政治集团的暴力镇压。

八九是中国政治另一次分水岭,政治舵手可以引导国家航船向左,也可以向右。可以向民主宪政和平政变,也可以向极权专政,血腥暴力折返。

在历史最紧要关头,邓小平选择了暴政邪恶,因为他选择了与极左联手,对新兴的政治变革力量祭以杀手,中国历史又一次向恶发展。

邓小平之时,政治改革的机会非常良好,邓拥有威权,枪在手,可以用枪指挥党,实现政治文明转型;此其一,整个社会都有获得感,中共在人心中已开始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呼之即出,邓可以顺势而为,此其二;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权贵腐败并不严重,或者非常轻微,商人还没有形成原罪,新的官员还没有巨额腐败,转型过程中,权贵不会受到社会追责问罪,体制内相对健康。唯一的阻力,是原教旨共产党人,如果政治转型,他们只是失去了极左意识形态,但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保障,和平转型风险非常小,代价更小。

长江当时要冲破三峡,邓小平却封锁河道,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这种高压状态,一直延续至今,无法改变,而且越来越难以改变。也可能是明镜何频先生指责邓对中国与世界坏的影响,比毛深远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