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八九民运反思之辨(4) ——民情与离心:前东欧极权主义与中国极权主义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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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离心能量值得研究。……但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上,一个在欧洲本土根深蒂固,让东方中国感到陌生、难以认可的巨大因素,是宗教作为这些国家民情的无形的存在。这种超越社会阶层、根植于人们心底深处的基督教信仰,是东欧极权主义不同于中国极权主义的重要的原因。

全文提要:
引言
一,必须老调重弹八九历史六四暴行
二,反思误区:明于理念昧于事实
三,“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
四,中外比较:八九民运达“和理非”极限
五,一孔之见:反思什么?如何反思?
六,苏联民运:权力集团内部改革力量
七,东德民运:跨越阶级光谱的底线
八,波兰民运:屡败屡战的自由弦歌
九,民情与离心:前东欧极权主义与中国极权主义之不同
十,八九遗产

九:民情与离心:前东欧极权主义与中国极权主义之不同

关于波兰民运的胜利,有几个基本因素不能忽略:首先是波兰的反抗行为有延续性和继承性。早在五十年代,波兰农村就普遍不满波共政权,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后,产生了团结农会和团结学生会运动,这个国家的抵抗奴役运动四十年来,历经数次挫折和失败,其相关的信息、资讯和经验却没有被切断,不像中国,在严密的资讯封锁中,八九民运不知七九民运的存在,七九民运不知(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被镇压的法轮功不知道此前中功(中华养生益智功)被镇压,中功不知此前无量中国民间会门道门组织被取缔,都以为自己是苦难的开端,反抗都起步于自发,都没有经验可循也没有继承性。波兰的抵抗运动承前启后,接连不断,步步为营,而不必每次总是从零开始。

第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高潮期间,成员总数多达一千万,其主要成分是天主教徒和异议人士,占波兰人口的27%,是波共党员总数的四倍。三,而罗马天主教信仰者约占全国人口88%。只有2%的人不信神。二战和冷战均未将波兰民族这一精神资源消灭,天主教在工人和农民中拥有广泛影响。中国,没有独立工会生存的空间,基督教三自教会服从共产党领导,家庭教会屡遭打压不成阵势。本土传统文化不论优劣统统屡遭践踏,把“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孔孟之道当作封建糟粕大加挞伐者,聚集了共产主义坚决拥护者、坚决反对者和虔诚的基督徒。百犬吠声,其势也汹汹,却极少有人翻开过孔孟著述,哪怕一本,读过一次。

再往深处追究我们会发现,波兰团结工会成员和波兰信仰人口的可观数量,均受到另一重要事实的激励,就是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当选。七九年六月波兰出身的约翰·保罗当选为教宗后不久就访问故乡波兰,抵达华沙机场第一个举动是跪下来亲吻波兰土地。教宗对故乡的爱,点燃了波兰民族传统信仰的热情:全国教堂钟声齐鸣,万众祝福之声响彻波兰。即便严密控制,仍有四十万人聚集华沙广场,举起手中自制的小十字架呼喊“我们要上帝!”教宗没有号召人民反共,他号召波兰人民站起来,做有尊严的人。他不介入政治,却挑战无神论——这其实是最大的政治——他告诉信众:“领导波兰明天的是基督耶稣。”随后九天,波兰沸腾如海啸,数以百万的波兰人民从各地步行跋涉、露宿道途,赶来觐见他们的教宗,追随他在波兰的脚步。直接参加教宗主持的弥撒活动的人数高达一千三百万。

教宗的任命和到访,接续了波兰深厚的天主教传统,直接推助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鼓荡起抵抗奴役者的勇气。历经了1956年波茨南抵抗行动、 1968年三月抗议事件、1970年抗议事件、1976年反抗运动的连续失败,教宗到访之后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波兰抵抗运动掉头走向胜利,先是1980年代500厂家大罢工取得局部胜利,期间再经挫折,最终在1989年在自由选举中颠覆了共产党政权,取得完全的胜利。团结工会运动领袖瓦文萨是当然的天主教徒,他感慨说,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波兰的变化完全没有可能。这是苦难最深重最漫长,抵抗最英勇,失败最惨重,胜利在东欧各国中最先到来的波兰的故事。

其后当选为民主波兰首位总统的瓦文萨认为:促成波兰共产党垮台的因素“百分之五十归教皇,百分之三十归波兰人民,百分之二十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百分之八十的波兰人相信,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对团结工会的成立以及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则说,“没有教皇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而时任波兰内政部长的基斯扎克(Czeslaw Kiszczak)针对波兰即将开始的自由选举,意识到共产党即将被选下台,他后来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当时犹如引颈待宰的羔羊”。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显示价值观念。在西方,“羔羊“一词是圣经用语,源自古犹太教的赎罪祭祀,在新约約翰福音中,耶稣被尊為神的羔羊,指他以完美无缺代人受过赎罪。一个共产党的内政部长使用圣经概念描述自己的命运,侧面说明,共产主义思想和理念甚至在波共官员中也没有取代天主教传统成为意识深处的主宰。

这让我们想起1989年东德那则巨幅标语:“教会,我们感谢你!” 这幅标语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悬挂出现在圣尼古拉教堂所在地莱比锡城市的高楼楼壁上。

德共自己总结的教训则是:“我們做好了準備對付一切,除了燭光和祈禱。”这是前德共中央委員霍爾斯特·辛德爾曼(Horst Sindermann)的政治遺言,他死于1990年4月20日。

民情是一个国家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所导致的相应的社会风俗和习惯,作为一个民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基础,民情也是其特定文化的核心。托克维尔实地考察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得以维护,有三个依据:地理环境、法治、民情即基督教信仰。他认为其中民情所起的作用最重要,“北美是由信奉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的人们开发的”,他指出:由于美国人民全体努力做到政教分离,使得“宗教在美国发生强大影响”,使得民情成为“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这一富于启示性的观察,揭示了一个国家的民情在这个国家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以地缘文化而论,东欧是欧洲近代自由主义传统和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尤其近十年以来,欧洲社会基督教信仰在穆斯林移民人口及其价值入侵中式微,已经引起西方知识界文化学者们的严重关注,尽管如此,如今回首冷战历史,“基督教的道德直觉在塑造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之起源的话语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西登托普,Sir Larry Alan Siedentop 《发明个体: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这一结论不是推理不是逻辑,是经验性事实。

早在1946年冷戰初期,我们就从东欧抵抗暴政的历史中读到这样的信息:整个欧洲,第一個站出來挑戰共產主義、使用“獨裁”“野蠻”詞語形容極權國家、第一次將希特勒德國和斯大林蘇聯相提並論的,是宗教界领袖,匈牙利紅衣主教和匈牙利羅馬天主教首領約瑟夫·閔真諦(Jozsef Mindszenty),他因此荣耀地被匈共當局稱為“帝國主義牧師” 。

冷战历史证明,基督教不仅是抵抗共产极权的重镇,也是抵抗纳粹极权的基地:从集中营拯救两千五百名犹太儿童,被以色列称颂为犹太人母亲的艾仁娜·辛德勒是波兰天主教徒,刺杀希特勒未遂而死在纳粹狱中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是牧师,起草《巴门宣言》使七千天主教徒脱离“亚利安条款”的卡尔·巴特是神学家,独立记录德国宗族歧视与迫害历史的马尔加·谬是助理牧师,在盖世太保眼皮底下组织营救犹太人并为此献身的法学家弗兰兹·考夫曼是基督徒,还有我们熟悉的那位在集中营写下诚恳忏悔《我没有说话》
马丁·内莫勒是牧师……。(他的忏悔如今成为被奴役者自我忏悔的镜子,他忏悔道: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在万众一心的德国国家民族主义狂热中,在人民俯首称臣希特勒,连教会也把十字架换成希特勒像的日子里,德国唯一奋起抵抗的还是教会——“忏悔基督教会”。

不同的民情对同样事物反应不同,波兰人民也曾被迫挥拳舞掌表示顺从强权,一旦重新点燃信仰之光,他们挥舞的是十字架,要求服从的是上帝。而当反抗的时候,他们只对上帝负责而不计成败得失,不屈服于成王败寇的世俗理念。而我们知道,世上唯有不计成败得失的持守,有望沐浴胜利的曙光。建立在民族整体信仰基础上的公共意识,岂是权贵思维可以理解和瓦解的?建立在终极关怀上的抵抗,岂是聪明的策论够能勾兑和左右的?

一个国家民族的民情,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信念或信仰,一种普遍认同的道德原则与之相应的生活习惯。它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没有阶级分野,它超越政治身份和阶级成分,它制约无权者,也制约权力阶层,它是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心灵状态,对许多重大行为形成制约或指导作用,这是民情涵盖政治思想并比政治思想更深刻之处。

民主国家的民情,作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意识,通过立法建立秩序,通过政府执行管理,通过司法实行监督。极权国家的民情,在与之敌对的政治環境或社會生活中,是看不見的有氧成分,對每一個人,無論統治者還是被奴役者,發生潛在作用——“以荣耀签署斑斓的空气”(斯蒂芬•斯彭德詩句)。所以,尽管从苏联到东德,从苏联到中国,意识形态甚至连街道楼房结构外观都极为相似,但由于东欧各国的民情与中国民情不同,其极权主义与中国的极权主义也因此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潜藏在人性深处,在重大事端上可以超越党派功利。这种超越,在八九年的东德表现为德共政府与军队的离心行为:

德共总书记昂纳克在下达“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的命令后,竟迫于德共内部压力而辞职(对外称病);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长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Johannes Wolf)在接到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后,事先就考虑后果,做了那个清晰的判断:这道命令一旦执行“后果可能比北京的更严重”;莱比锡车站严阵以待的军人,面对迎面而来的游行队伍,不仅没有开枪,很多居然扔下枪支,接过蜡烛,加入游行队伍;柏林,接替昂纳克的德共总书记克伦茨迟迟不回复莱比锡市政府是否开枪的问询电话;而莱比锡政府党委面临人数众多、步步逼近市政大楼的游行队伍,全体一致反对开枪并要求撤下军警;市委第一书记面对拒不服从警告的游行抗议民众,竟然抗命不开枪;最终,柏林东德中央打来电话,给的明确指示居然是:不开枪,撤军!

这种离心能量值得研究。其大致原因除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反对继续武装干涉东欧内政这一信号产生的条件反射,那个无形的来自人性深处上帝的声音,尚未从党的喉舌中退出,良知尚存,权力的邪恶程度受到遏制。而东欧社会主义垮台,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如卫星国苏联的政治松动;有领袖意识的导向作用,如戈尔巴乔夫的锐意改革;有梵蒂冈罗马天主教的助推,如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巨大感召力;有冷战对手美国富有柔韧度的强硬政策,如里根和肯尼迪两位总统在勃兰登堡门西柏林墙一边传递的载入史册的信息。但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上,一个在欧洲本土根深蒂固,让东方中国感到陌生、难以认可的巨大因素,是宗教作为这些国家民情的无形的存在。这种超越社会阶层、根植于人们心底深处的基督教信仰,是东欧极权主义不同于中国极权主义的重要的原因。简单化的类比是,圣雄甘地为印度独立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抗议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取得了胜利,但是如果抗议的是中国极权主义,其胜利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甘地取得的胜利不仅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抗议方式的胜利,也是大英帝国民情中自由主义传统的胜利。

中国民情无法与东欧民情相比,中国异议力量拥抱西方自由主义,是政治文明转型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但若论精神资源、非工具理性的心灵力量、抗衡唯物主义无神论、拜金主义和彻底世俗化的原动力,中国则既无本土薪火,又无西方烛光,可谓两手空空,几乎一无凭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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