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1981年李洪林给邓小平写信，建议给政治犯平反。邓小平批示请胡耀邦处理。结果200多人平反。以下是胡耀邦转给李洪林的平反文件，文件顶部红字“送洪林同志阅存”为胡耀邦手迹。)

胡耀邦：“你救了好几百人啊！“

我除了在一九七九年和邓小平见过一次面以外，一九八一年还给他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几百个政治犯从监狱和劳改营中被释放。这件事眞个算是「为民请命」。我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不虚此生。如果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我已经修造一座高入云端的通天宝塔了。

早在一九七八年开始，就不断有人从监狱或劳改场所给我写信，要求我帮助他们申诉冤屈。他们都是从《人民日报》看到我的文章之后，把信寄到人民日报社转给我的。我把每一封信都及时转给当地中共省委，请他们接受这类申诉。大部分信件都没有回音，不知效果如何。也有发生效力的。东北有一个人，一九五九年因为替彭德怀喊冤，被打成「反革命」，判了无期徒刑。他身陷囹圄，家有老母，孤身一人生活无着。我看了他在狱中用破旧纸张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再加上那揉得不成样子的信封，就知道他是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写成并且寄出这封寄托着满腔希望的信件。我把它寄给黑龙江省委，请省委过问一下这个人的案子。如果情况属实，我认为他是无罪的。我的信眞的起了作用。这个人被释放出来和他的老母团聚了。释放时，监管人员吿诉他，是我给省委写信起了作用。所以他写信给我，表示感激之情。我眞高兴他重新获得自由，并且能在他老母活着的时候回到她身边。

但是这种零敲碎打的方式终究收效甚小。一九八〇年，我连续收到好多申诉信件，情节大致相同，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被判刑，粉碎「四人帮」后仍在继续服刑。我觉这事带有普遍性，应该请中央注意这个问题，并且迅速予以平反。于是我把这些信件集中起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他过问。

邓小平看了我的信，批示道：「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立即把这封信批给公安部，请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检查一遍，并把检查和处理结果在年底以前报吿中央。

公安部在全国监狱和劳改场所检查的结果，有三百多人属于因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尙在服刑者。除了一小部分人主要犯有其他罪行外，其余二百多人都是蒙冤受屈者。经过司法程序，这些人的冤狱得到平反，都恢复自由了。

有一次我见到胡耀邦，他赞扬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

当然，我这个普通的人写的一封普通的信之所以能起作用，首先还是大气候决定的，我那封信不过适逢其会罢了。没有三中全会的转机，中国还要在那条左倾道路上运行。在那种气候下，就连创建共和国的元勋和许多忠贞的共产党人都身陷罗网，更不要说这几百个小人物的冤狱了。同样，如果不是邓小平和胡耀邦来过问，而是让华国锋来过问，也很难设想会这样痛快地给这几百人平反。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华国锋的主持下，上海处死了王申酉，吉林处死了史云峰。这两个靑年都是英勇反对「四人帮」而被定为 「现行反革命」并被判处死刑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是许多活人对之有愧的无畏战士。这种优异人才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到扼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场「革命」的任务就是摧残民族生机。但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在华国锋担任党政军第一把手并且身兼公安部长的时候，这样两个人竟然惨遭杀害，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但是不管可不可以理解，这种实例足以说明那几百人的案子要不是邓小平和胡耀邦亲自来抓，决不会顺利平反的。

—shaomin Li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