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命运—李洪林自传》摘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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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明天(5月16日)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6周年。文革历史正在被抹杀,所以有必要刊出。文革中毛泽东把很多忠心耿耿跟着他的干部打到,其中多人被整死和自杀。和李洪林同去湖南调查、也是李的领导的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柴沫(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相继自杀。我当时九岁,看见柴沫的妻子走到我们住的家属楼远处的玉米地里低声哭泣。柴沫被陈伯达打倒后、求见陈不得而自杀,后来陈伯达被毛泽东打倒也是求见毛不得而想死,但这时关押措施已然防护严密,他想死也死不了了。 】

突然袭击、领导自杀、成了”黑帮“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报纸上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它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意义,只不过当作一般的学术批判。柴沫认为硏究院应当在学术批判中走在前头,因为硏究院和它的前身政硏室,是中央直属的理论硏究机关,历来独得风气之先,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把丁伟志、王忍之和我找去,要我们在他领导下共同写批判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文章。

柴沬在延安时期在陈伯达手下工作,对陈伯达很崇敬。陈伯达写文章的习惯是找些人坐在一起,大家说,一个人执笔,主要的思路是他的,重要句子也是他的,最后由他定稿。柴沫也用同样的方法写文章,但进度非常慢,一句话,甚至一个词,都像木刀子割肉一样,要拖很长时间。这样一直磨蹭到六六年二月,才勉强磨出一篇文章送给《红旗》杂志,用「马岩」笔名(「马列主义硏究院」 的谐音)发表了。

这时,思想批判的目标已经明显地集中在邓拓、吴哈、廖沫沙三个人即所谓「三家村」身上。柴沫又让我们三个人把邓拓的《燕山夜话》分类摘编,准备作为「大毒草」在《人民日报》刊载,以便引导舆论对它展开批判。按照以往的情形,这是顺理成章的。硏究院是中央权威的理论机关,《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在学术批判中,当然应该走在前头,起一种指导作用。

谁知这一次却是例外了。

就在柴沬指挥硏究院作这项工作的时候,关锋已经组织了另一套人马同样在做这件事情了。

硏究院因为初创,没有房子,就租用了西颐宾馆整个北馆的客房作为办公室。但硏究院并没有完全占用,还留下几十间房空在那里。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关锋带了些《红旗》杂志社的人借用了这些空房。他一向硏究哲学史,我们都以为他又要写什么大部头著作,组织了写作班子。这些人在硏究院的食堂吃饭,我们天天见面,其中有些都是熟人。彼此见面谈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都直言不讳,因为这种学术思想问题本来没有什么秘密,何况大家都是同行,自然成为话题,但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全都守口如瓶。

谁知至了五月八日,战斗突然打响了。 《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发表了「何明」(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眞假》,和「高炬」(江靑)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同时,两家报纸还刊登了周英、滕文生等编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摘录,并加上可怕的按语。其实我们在摘录《燕山夜话》的时候,所加的按语已经够可怕的了,可是跟他们的按语一比,就显得太温和了。

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和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那样神秘,像做地下工作似的?再看看报纸的情况,《人民日报》显然被甩在一边了。同样,我们也痛苦地意识到:这个中央理论硏究的权威机关——马列主义硏究院也被甩在一边了。

那时,我们编的材料已经由《人民日报》打出淸样,校对之后就要见报了。现在,埋伏在我们背后的军队突然开了火,连我们也处在火力封锁之下,抬不起头来了。 《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也紧张万分,想赶紧把我们编的材料刊登出来,以便撑住阵脚。他给我打电话,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支持一下《人民日报》。这当然是毫无用处。他还不知道,硏究院和《人民日报》一样,都被抛弃了。
……

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陈伯达忽然驾临硏究院。他事先没有通知,突然走进来,临时把各组负责人找到会议室。连秘书长柴沬也是被叫来的。那时已经从部队调来一位少将军衔的党委书记赵易亚,也一并被叫来了。

这是一次突然袭击。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陈伯达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原来他是到硏究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他最主要的意思是吿诉大家:他和柴沬没有关系。他对柴沬说:「你干什么事情从来都不吿诉我。」这当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柴沫最谨小愼微,没有陈伯达的点头,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但是陈伯达这样一说,柴沬已经有口难言了。这样一来,陈伯达不但可以对硏究院的一切事情都不负责,而且发动大家去批判柴沫。

此外,他还传达一些其他信息。他说:「给《红旗》写文章,可以和关锋联系。」这就是说,《红旗》的副总编辑胡绳和邓力群都不行了,

关锋成了负责人。

他忽然大骂田家英:「田家英有什么学问?他有什么著作?还想到硏究院来当副院长。」这就是说,在中央办公厅那边,田家英也倒了。

很明显,陈伯达已经把柴沫踢开了。赵易亚很明白这一点,于是很快就组织了对柴沫的批判。中型批判会连续开了十来天,最后是全院大会批判。

在柴沫的「罪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署名「马岩」的文章。批判者说这篇文章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是「假批判,眞包庇」。于是参加写作的我和丁伟志、王忍之便成了柴沬的亲信和「黑帮」,后来正式命名为「柴沬一小撮」。

开完批判柴沫的大会之后,立即分兵围剿各组的「黑帮」。那时各组的负责人无一幸免。我旣是文艺组的负责人,又是「柴沬一小撮」的成员,当然更是重点了。

赵易亚夺了柴沫的权以后,成为硏究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组长,他从上到下又建立起一套领导体系。文艺组的大权由一个靑年人掌握。他是关锋的内弟。硏究院筹建时,为了避免人事上的不正之风,曾经明确规定:只向特定的若干所名牌大学招收最优秀的毕业生。一律不准利用个人关系向硏究院推荐什么人。为此,人事处专门组织了几路人马,分赴各地选拔。但是关锋却偏偏把他的内弟推荐到硏究院来。柴沫和人事处负责人碍于情面就把他收下了,送到文艺组来。我看了这个靑年的材料,他是有才华的。但是旣有规定在先,又接受私人推荐,这就不合原则,所以搁置许久不肯接受。然而柴沬是秘书长,最后我还是扭不过他,只好收下。这一切,大家都知道。想不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文化大革命」一来,关锋平步靑云,他的内弟立刻在硏究院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了。这个靑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遭遇也很糟糕,关锋一倒,他也从天上掉下来了。我一直认为他在文艺理论上会有造诣,只是不该被拖到裙带关系里,事实也正是裙带风害了他。

文艺组对我的批判原来早就准备好了,是算总帐,从一九五七年算起,五九年的「右倾」,六二年的湖南调查,六四年的「四淸」,都有严重问题。这些当然在我意料之中。使我十分惊异的是和我平素接触较多的几个靑年忽然在会上痛哭流涕地控诉起我对他们 的「毒害」来,可是以前他们却认为和我谈话非常有益。

不久,硏究院搬到中央党校里去,家属也都搬去了。到了中央党校之后斗争更激烈了,所有的「黑帮」突然被剥夺人身自由,囚禁在办公室,不准回家,白天劳动,晩上批斗,不批斗也不准在十一点以前睡觉。
柴沬在这场猛烈的批斗当中自杀了。他在延安时期就在中央机关工作,一贯勤勤恳恳,歴次政治运动都不曾挨整。这次突然被打成 「黑帮」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但他一直相信陈伯达是了解他的。在囚禁中他鼓起勇气最后一次要求同陈伯达见面,被陈伯达冷酷地拒绝了。于是他向看守要安眠药,看守一下子给他拿来一整瓶,他就都吃了。
……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关锋忽然倒台了,赵易亚和关锋一条线,也倒台了,硏究院的反赵派夺了权。原来赵易亚掌权时,硏究院的领导机构叫作「院文革」,反赵派夺权以后,叫作「夺权总部」。树倒糊猴散,赵易亚的心腹和骨干都被打倒了。从此硏究院除了 「柴沫一小撮」、又多了一个「赵易亚小集团」。
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劳动改造时,「柴沬一小撮」就剩下我一个了。这样,我就成为硏究院前后两个朝代都被专政的唯一的「两朝元老」。

劳动是沉重的,特别是三九寒冬掏粪,十分困难,从化粪池里掏出粪水,运到田里就结冰了,手套上沾满粪水也结了冰,但是不戴手套更冷。
……

陈伯达好像不大喜欢硏究院,他早就把硏究院列为撤消单位,并且一再动员硏究院的人员下去「当一辈子工人农民」,所以淸理完阶级队伍就把大家都「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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