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1 5 月, 2024 5:02 上午

(图片:(1)李洪林1989年五月在天安门广场;

【按:奥威尔在《1984》中说:“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 掌握中国现在的正在抹杀8964的历史。以下是李洪林在自传中记录的他1989年五月在北京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 】

天安门广场之夜

我在五月初得了感冒,发高烧,不但「五四」国际学术讨论会未能参加,原来开完会去福州的计划也耽误了。这场小病使我又进一步介入学生运动。

本来听说「五四」靑年节过后大学生都要回校上课了,不料五月十三日天安门广场忽然来了几千学生静坐绝食。到了十四日,整个广场都满了,中间是绝食的,四周是支援的。我家就在广场东南一座高层楼房里,从窗户望去,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帜招展。

上午,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来了电话,邀我下午两点到报社开个座谈会,谈谈时局问题。我刚刚退烧,四肢无力,实在不想去。但她坚持,并且说人不多,都是几个熟人,劝我一定要来。人们对戴晴毁誉不一。她的身世等等我并不了解,在我和她交往中,觉得她思路敏捷,快人快语,是出色的记者。特别是为反对「三峡工程」而奔走疾呼,是値得称赞的,所以和她比较熟。现在她旣然坚持要我去,不好太固执,就答应了。

下午赶到光明日报社,已经晩了,座谈会正在进行。于浩成、严家其、刘再复、李泽厚、包遵信、苏晓康都在座。作家李陀也来了。温元凯不知什么时候从安徽来北京,也在这里。另外一些人我就不认识了,大槪是报社的人。后来知道有一个年轻人是学生代表,大槪四点左右,有电话找戴晴。她接完电话对大家说:「阎明复来电话,他和李铁映与学生代表谈判陷入僵局,希望在座的学者能向学生代表作作工作,劝他们撤离广场。明天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我们要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事情已经紧急了。你们在学生中是有影响的,讲话他们也许会听。」(这不是当时记录的原话,但大意决不错。)

座谈会开到这里就中止了,大家议论了一下,都觉得应该劝劝学生。但是又不能站在政府立场讲话,因为学生已经拒绝了政府的要求。我们再去重复一遍毫无意义。大家商定,旣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而是站在学者和作家的立场,旣向政府提要求,也向学生提要求,这样才显得客观,学生也容易听得进去。于是有人起草《我们对当前局势的紧急呼吁》,有人给阎明复打电话,有人联系与学生代表对话的场所。

《紧急呼吁》是苏晓康起草的,年轻人手快,一会儿就写好了。前面是对政府的要求,大意是肯定这次学生运动的性质是爱国的、民主的,要求政府承认学生自己选举的组织是合法的。反对秋后算帐,特别是「反对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 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罪人。」
《紧急呼吁》的后半部分是劝学生撤离广场。其中有点批评,但很含蓄。比如说:「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实现。」这就是说不能太性急,《呼吁》还反复赞扬理性精神,就是劝他们不要感情用事。

我深为学生的眞诚所感动,但对局势有点不祥的预感。出租汽车司机所说的军队已经开来的消息,使我深感不安。天安门广场的对峙是一种危险的平衡,稍微加点外力就会出现可怕的后果。是不是有人希望事情恶化,甚至在促使它恶化呢?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不能没有戒心。大学生都很单纯,应该提醒他们不要中了别人之计。

出于这种考虑,我提议在《紧急呼吁》中必须加上这样的意思: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蓄意使矛盾激化,挑起事端,使事态恶化。那将会出现亲者痛而仇者快的后果。

大家同意了,并且让我把这层意思加在原稿上。

原稿的结尾,原来是向学生保证:如果政府不接受前述三项要求,《紧急呼吁》的签名者和学生一道并肩战斗到底。

我建议把这句话改一改,我们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努力,但不可能和学生「一道并肩战斗」。我说,我的体力就不可能和学生一道去游行,更不可能去静坐绝食。况且我本来就不赞成绝食。

大家也同意了,在结尾处作了修改,并且签上名字,一共是十二个人。这就是后来被叫作《十二学者作家对时局的紧急呼吁》的由来。

这时与学生会面的地点已经安排好,在国务院信访局接待处。

于是戴晴率领大家挤上一辆面包车到信访局去了。那个《紧急呼吁》也来不及打印,就用原稿复印了一些带去了。

在信访局和学生代表见面了。不记得由谁向代表们宣读了我们的《呼吁》。学生代表们议论了一下,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

我很高兴,劝说成功了。

(2)李洪林所住的楼(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但是这还不够。还有一些学生代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而且那里还聚集着大量学生等待谈判结果。所以学生代表要求我们到统战 部去向那里的代表和学生做工作。于是我们又上了汽车。

我眞佩服一些外国记者的本领。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居然找到了我们。我们上汽车时,一名外国电视台的记者扛着一架大摄像机也跟着上了车。戴晴好说歹说把他劝下去了。

汽车开到统战部所在的府右街南口时,整个长安街已经挤满了人。汽车缓缓地从人群中挤出一条空隙,慢慢地蠕动着进了府右街,开进统战部的院子。

院子里满满的都是学生。汽车开进来后,他们腾出一个圆圈。我们下车后就站在圆圈当中。

戴晴跑到统战部办公室楼里去了良久,出来后和我们站在一起,借助一个扩音器大声向学生宣读《紧急呼吁》。

宣读完了,还是不行,学生代表要求我们到天安门广场直接劝说全体绝食学生。

我感到困惑。 「代表」,顾名思义是代表绝食学生来谈判的。旣然代表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呼吁,为什么还要我们再去劝说他们所代表的绝食学生呢?

还是这些代表解答了这个问题:

绝食学生虽然推选出代表,但是并不服从代表。每个学生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行动。绝食学生虽然组织起来了,但是民主生活的基本规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这里不起作用。因此,光是代表们同意撤离广场还不行,必须直接去说服全体绝食学生。

这眞是闻所未闻。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又问一下左右在场者,都是这么说。其实不用问也行。旣然要我们去广场直接劝全体学生,这本身就说明他们的代表不能代表他们。他们示威是要求民主,但是自己内部却没有建立起民主规则。这或许是民主实践中难免的历程?但愿这种摸索的过程越短越好。

这时,我们已被大队学生簇拥着向天安门广场走去。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学生们手拉手组成两队人墙在我们两边走着,使我们不致被挤散。到广场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只见黑鸦鸦一片,人山人海。我们改成单行,由学生代表领到广场中心。静坐的学生七手八脚递过一些背包之类的物件叫我们坐下。

一些学生代表通过扩音器一个一个介绍我们十二个人,然后就要求我们讲话。有几个人即席讲了几句。我不善于言辞,没有讲。接着还是由戴晴宣读十二人的《紧急呼吁》。她的声音时常被学生们热烈的掌声打断。看来,这个「呼吁」在许多人心里引起共鸣。我觉得此行有望。

戴晴宣读之后,就和学生们谈判。这是一种奇怪的谈判。她拿着一个手提扩音喇叭为一方,广场上全体绝食学生为一方。学生有几万人,不可能人人都发言或表态。事实上只能是在广场中心的这些人有发言权,远处的即使发言,大家也听不见。即使广场中心的人,也是少数嗓门大的人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的声音能盖住别人的声音。因此这几个人的态度便成了左右局势的力量。当然,这些声音大的人自然会反映他身边一些同学的意见,这意见也很可能有一个广泛的代表性。但这毕竟不是经过常规民主程序集中起来的意见。

于是我才明白,这种「街头民主」和人们通常说的「民主」不是一回事。通常的议事规则和选举程序,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基本的民主生活准则。但是它在「街头民主」那里却简直不能使用。即使人们想使用它,事实上也办不到,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不可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在这种场合,激情往往压倒理智,一个人振臂一呼会胜过多少人隅隅细语。

果然,事情正是这样。

戴晴大槪在统战部的时候已经从阎明复和李铁映那里讨到底数了,所以她和学生谈判时胸有成竹地在讲条件。学生已经答应撤离广场,条件是要求中央领导人出来见一面。正当戴晴和学生商量是请赵紫阳还是李鹏到广场来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黑暗中一个学生从戴晴手中夺过扩音啦叭,大声喊道:

「同学们!让我们宣读绝食誓词!」

于是他喊一句,全广场学生就齐声跟着喊一句。

我也记不淸他都喊了些什么,只记得最后八个字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声音宏亮,情感充沛,把这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有力。这声音迅速掌握了群众。几万人都被他的激情所感染,用雷鸣般的声音跟着他高呼。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把整个广场通通淹没。

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表示寸步不让。那八个字就是反对任何妥协的钢铁誓言。在群众被激情所驱使,像狂涛那样汹涌澎湃的时候,一切冷静的说理和细致的分析都是多余的,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学生们听取《紧急呼吁》和进行谈判本身就已经是「软弱妥协」,更不要说撤离广场,那当然是「可耻的投降」 了。

于是,这十二个人的《紧急呼吁》,我们从下午到晚上六个小时的努力,便全都付之东流了。

人群多少有些骚动,十二个人被挤散。黑暗中我已找不到同行的人了。一个学生吿诉我,他们都走了。他又找来一个同伴,两人奋力保护着我挤出广场。

回到家中,已经是深夜了。茂英正在着急,不知我哪里去了,见我回来了,才放下心。这一天,从下午到半夜,我晩饭未吃,滴水未进,所以到家后开玩笑说:「我也跑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去了。」

一会儿,于浩成打电话来,问我到家没有。他说,他们有四五个人从广场回到统战部,诉说呼吁失败的情形。阎明复和李铁映表示感谢,并且说,不用再做工作了,他们两人也没有办法了。

看来,让学生们和平撤走已经没有可能,大槪要实行强制淸场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从窗户里望去,天安门广场情形依旧,夜里没有强制淸场。原来接待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改变了。我不知道昨天夺去喇叭的那人是谁,显然他左右了当时的局势,他那有声有色慷慨激昂的演说使天安门广场的几万学生决心坚持下去,使第二天的国事活动不得不改变计划。他——一个年轻学生——是胜利者,我们十二个所谓「知名人士」是失败者。这次胜败的后果是什么呢?历史将怎样评判这件事呢?

(3)李洪林6.4后被软禁时写的诗,其中提到他备受保守派攻击的《科学和迷信》和《理论风云》两书

—shaomin li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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