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718)—九七头十年的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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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香港民主派在九七头十年获选民支持,在立法会选举均大胜,也成为制衡建制派的主力。

台湾有朋友跟我说,黎智英应该是统派吧!他从黎智英公开反台独、反港独,甚至指示香港《苹果》的编辑主管遏制宣扬「本土」的文章,导致香港《苹果》后期受到香港年轻人「罢买」。香港年轻人指他和泛民主派是「大中华胶」,「胶」的意思就是「思想观念僵化」。比如「左胶」就是指「平等」压倒自由的思想观念「僵化」。 「大中华胶」就是指追求中国社会进步、民主自由,到了不顾现实的「思想僵化」地步。

按我对黎智英和泛民主派的认识,不能以台湾朋友常用的「统」「独」二分法去形容。我认为他们不是「统派」,当然也绝不是「独派」。就黎智英的基本思想来说,应是「美国派」,而且属于美国「新保守主义」派。包括他在内的泛民主派,或者我之前讲过的「爱国民主派」,其实都不支持「统一」:无论是香港走向一国一制的统一,还是台湾与中国的统一。但他们也不支持「台独」「港独」。

原因是从国际关系和政治现实来看,台独、港独都不现实。美国和西方世界所支持的是「不统不独」。就台湾来说,西方支持维持现状,反对以任何方式尤其是以武力改变现状;就香港来说,西方支持《中英联合声明》所列出的所有中国对一国两制的承诺,反对中国声称「《中英联合声明》已没有现实意义」的论调,也反对香港独立于中国之外。

就国际战略形势和现实政治来说,香港维持九七开始时的状态,是西方国家和香港人当时认为最好也是唯一选择;对台湾来说,「统」与「独」的主张都没有意义,因此,「不统不独」也是唯一选择。

我与泛民主派在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在2015年香港大学的学生报《学苑》提出「香港民族论」的时候,我从维护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出发,认为「香港人有宣传港独的言论自由」。因为「讲」而已,又不是行动,更不用说有行动力了,为什么不行?当然,香港人也有宣传一国一制即完全统一的言论自由。我在《苹果》社论中写过一篇「香港人有宣传港独的言论自由」,据知黎智英很感冒,不过他没有当面跟我说。

但这是香港抗共运动后期的变化。

在抗共的早期,也就是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跟后来成为民主派主要角色的司徒华已经认识颇久了。在1981年《七十年代》脱离左派独立经营的募资中,司徒华与他任会长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的几个骨干,合共投资了十万港元支持我另起炉灶,占股份的七分之一,是支持较多的一个群组。从他这个行动来看,他更在意的不是「一国」,而是「两制」中的自由。

我跟司徒华较有深交。他早年思想左倾,参加过中共的青年团,也尝试过要求参加共产党,但未被接受。我在《七十年代》创办初期认识他。八十年代就香港前途问题交换过不少意见。他的「爱国」思想包含过去追求的「民主中国」的理想,因此,他接受中共轻言的「港人民主治港」。到六四后,仍然以「支援爱国民主运动」为毕生志业。

我曾经跟他争论过,我说中共作为列宁式政党,加上中国二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唯权是尚是一以贯之的。但在掌政权后与掌政权前,地位与权力观念已完全不同,它已从一个领导者变身为统治者,它的民主承诺如何可以相信?司徒华就认为中共在经济上要依靠香港,不会不守承诺。又认为台湾维持现状对香港有好处,因为江泽民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对台湾有「率先垂范」的作用,也就是说要以香港的成功向台湾示范一国两制。既然《基本法》明确定下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是最终目标,那么只要动员香港人去争取,民主是可以实现的。

从道理上说,他没有错。任何领导人若从国家利益来衡量,应该都会看到守住香港一国两制、按照原来的制度运作,对中国绝对有益无害。即使是满清时代,也懂得聘请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之久,以杜绝海关的贪污,保证朝廷能够得到稳定而且不断增长的税收。

但中共政权比满清还不如。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00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中国在开放潮流中,从最高领导阶层,到各大中小的掌权者,几乎都纷纷投入以权谋私的漩涡中。中国掌权者,即使是一个本性善良、公正、清廉的人,都不可能真正顾及国家的利益,而只会考虑特权阶层及个人的利益,否则就无法在中国官场中生存。对外的所有冠冕堂皇或战狼式的语言和行动,就只是要维护国家的面子。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各级权贵来说,是最方便谋取个人私利、也是成本最低的洗钱基地。向台湾「率先垂范」?个人利益当前,那是顾不上了。

基于此,在香港推动民主,就是加强民意监督来保障香港的原有制度。这是与中国特权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所以,不管民主派如何就爱国表态,哪怕毫无道理也毫无意义地在香港立法会投票支持「反台独」议案,对中国来说也只是面子上好看。中共真正在意的,是民主派在议会反对有利于中国渗透的议案,和要求扩大在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中的民主参与。

大约是在香港主权转移的头十年吧,中国对香港还没有从暗到明的政治干预,中国暴发户还没有大举侵蚀香港市民生活,香港本土思潮还没有冒起,那时我的言论倾向支持以司徒华、李柱铭为首的民主派,尽管并不同意他们的所有主张。因为当时只有民主派 才可以制衡建制派,和遏制中共的干预。 (173)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