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琪 | 21世纪:中国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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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很多问题在问: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自由程度下降了吗?或者类似的,如何看待中国的主席无限期连任?习近平果真如中国媒体所描述的,是一个好的领袖?或是一个独裁者吗?如是的问题看多了,参与讨论这类问题的老外们仿佛对中国的印象不是那么差,包括了可能的外宣五毛水军的影响,大体也能看出,
在西方是有着对中国政治环境不怎么了解,或者根本就不关心,只是想表达自己关于另一个世界霸权的看法一些人,把中国错误地具象化了,这种具象的谬误在于,连对中国政治略有关心的中国人都会忽略掉的细节,一些及其微小乃至可以忽略掉的公共事件,累叠起来可以产出一个真实的中国的具象,而这个具象是可怕的: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的围城,明白了真相的中国人就像方鸿渐一样,想方设法去脱离困境,但是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救,作品里的围城是浪漫的,方鸿渐也是个浪漫的人,而在现实中类似的这种“围城”并不浪漫,它多来源于无知与有知,就像老外们觉得:自由和人权买不来一块披萨或一块面包,而低保却能让中国最底层的shitizen过活,正如新冠期间享受着免费医疗的老百姓难以想象美国人每个月交着上千美元的商业保险,美国人恐也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存在着一个超级霸权,这个霸权将其治下所有群众关在信息茧房、地域困境与真正的笼子里,还在对外作态,通过维持一种东方之于西方的神秘感,以及一个短时间内成长为世界头等大的经济体的神话,来让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普通民众放松对这样一个有着奴性与优越性、劣根性与传承性、无知从众与独立思考并存的、转变思潮及其灵活而又有着包容性的国度放松了警惕。
在面临巨大的危机时,中国人的大一统民族性总是展现着对强权统治的渴望,这种渴望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属正常的思潮,雅利安人在面对着两千亿马克一个面包的物价时,抛弃了他们作为率先建构法治国家、作为世界民主先驱的政治文化,转而投向一个反人类独裁者的怀抱,而希特勒没有辜负民众的期待,他创造了让经济从疲软转而强劲以致领先世界的传奇。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临危难时往往会尽显丑态,而强权在这时登上舞台的最大意义是维护整个国家民族的颜面,让百姓有口饭吃,换言之如果危难时上台的威权政府,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维护了国家民族的颜面,那么短时间内建构的体系可以存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频出纰漏,那将会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次挑战,是对政府有无资格继续行使其公权力的考验和质询,在整个中国抗疫的过程中,我们要问一句:你们做好了吗?我们先不讲有失偏颇的观点,也不看看外国的所谓抹黑,就事实谈事实,在中国百姓一次又一次高喊相信国家的口号时,政府有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抗疫初期,基建水平较高,医疗条件较丰富,基础医疗较普及的国情下,中国政府选择了清零的道路,又造出了“社会面清零”、“动态清零”这样的好听的词,让许多人都信服了,认为中国政府能像小孩子垒砖块一样造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也就能像大军过境一样横扫疫情,然而疫情爆发的态势不如政府所料,数次反弹导致上海、西安这样的城市封城,大型的经济集聚区停摆,影响的是谁的生活?当然是在当地工作的百姓的生活,而国外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出现,新冠肺炎死亡率降至千分之七,与流感无异时,西方社会早已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在新冠大流行时还曾向外国人打听过复工情况,有人在二零二零年六月就已复工,而且已经不再把新冠肺炎当成一等一的大事来看,而当时中国社会还正处在全面抗疫全面封锁的状态下)而中国政府选择继续强制“清零”,这里他们要强求的不是民族的颜面,是国家的颜面,是一国政府发布政令覆水而不轻收甚至不收的颜面,为这种强求的颜面付出代价的是一户户需要养家糊口的百姓,是西安买着几百块一小袋子菜的百姓,是上海疫情封城《四月之声》中哭诉的百姓,在推土机一般的抗疫政策下,一批批的“大白”被迫上岗(当然也有主动申请当志愿者的,大多都是体制里的或相关岗位的人员被迫调动),一通通的疫苗催命电话被打出去,不问病历,不问身体状况,只求你在这个辖区多打一针,我身边就有打疫苗引起其他疾病不幸离世的人,在网络上也见到过不少。
在上海封城期间,有很多人都担心没有吃的会饿死,前几天翻出来很久之前买的一本书《丁戊奇荒》,谁能保证里面路边死人骨,家亡不敢泣的场景不会在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重现,当传出那位年近半老的外籍教师被饿死在家中的新闻时,当上海医院在疫情急需床位时去占用医疗资源来抢救一位外国人异常勃起的生殖器时,中国人没必要感到为此丢脸,丢的不是民族的颜面,是政府千方百计维护的颜面,中国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与自身较劲,在支配与被支配中享受乐趣的变态政治团伙。我们不妨再往前想想,河南的水灾中,亲属祭奠的一堆堆花束被圈起不让围观,政治斗争中类似“任大炮”这样敢于挑战公权力的公共人物悄无声息地被迫害,再如现在已经被整治的黑煤窑,站在楼顶讨要仅够自己吃一顿饭的工资的民工,他们在合法地行使着被《宪法》所规定的权利时被迫害,甚至当我们细下心来看,大多数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与政府脱不开干系,《人民的名义》里贪污几亿几十亿的官员可都是体制里的党员,然而当权力与非法力量相勾结产生的恶果作用到普通的民众身上,他们的权利被选择性地忽视了,最终是他们的人权遭到侵犯,甚至连他们身处的事件群众都不得而知的当下,我们又怎么能指望政府为人民服务。
有人就会说了:我生活挺好的啊,安居乐业岁月静好,这些被迫害的人只不过是违反了游戏的一些规矩,只要我在这些规矩里好好活着,就不会有和他们一样的下场。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到自己的生活中,自己无意识地营造一个茧房,听之所欲听,见之所欲见,我们刚才说过了,现实中的围城是有知和无知的这种信息差产生的,有知在于了解这个社会的细节,好的事物的细节会体现美,坏的事物细节就会体现丑,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意识到这个社会在未来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危害的人会想方设法地润出去(移民),而外国人也可能会有羡慕中国人生活而渴望在中国生活的。安土重迁是人的本性,对待生活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引用一句近期清华校内传单的一句话)允许自己保持无力,要明白在如此的强权下,能做到的至多是影响和改变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一定非要让他们去移民,去反共,要让身边的每个人不因为自己而做出错误的决定,而自己要独善其身,做一个有知的人。
如果你经常关注简中互联网的话,会发现对中国政府行政方向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了,再去看一些有关外国劳动制度的帖文、视频,会发现中国的年轻一代陷入了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一方面相信国家能给社会生活指出一条明路,一方面又不相信国家能给自己的个人生活指出明路,不明白(或者明白但不敢说)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在运行时产生的资本剥削、压迫实际上是政权和哈耶克所谓经济专制相勾结,生造的一种特色社会主义,政权在其中说好听话,有温铁军张维为之流讲反垄断和政府管制经济,资本充当政权的白手套,腾讯系、阿里系、顺丰公司是江派白手套,黄光裕用财富铺开大员关系网,三一集团与当朝结亲等等不胜枚举,中国的政商界就像美剧《纸牌屋》里所展现的一样,大商人与当朝大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而对于那些叫不上名来却又共同组成中国市场大部分民营经济的大中小企业,可能扒不上当朝大员,也就没有了保护网,而这时中国市场被精心设计的体制在这里就发挥作用了:体制性的勾结、体制性的互相利用、体制性的对下压迫,前者是国家建构的学问,在马列理论中,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要作为思想的前锋,是群众中受教育最完全的那一部分,要领导指挥教育群众进行革命,现在的这套体制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先锋队就是党和政府,区别这两个概念毫无意义,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党政不分、党国一体沆瀣一气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政府保有最大的公权力,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分权的政治基因,中国人也就不理解民主二字的含义,多元的民主政治也就无从讲起,对于中国,我们不能用霍布斯《利维坦》中的“必要之恶”来解释,也不能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定性为天生向善,中国人既不会天生就互相厮杀,也会因为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而和别人大打出手,而整体来看,这是一个渴望大一统、渴望被统治乃至有普遍的斯德哥尔摩心理的民族,正如秦晖《走出帝制》所讲的: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大一统的基因是传承,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同时渴望着安居乐业,惧怕着背井离乡,纵观下来,我们可以代入八国联军侵华时他们之所见所思:这是一个像头沉睡的野猪的民族。
面对这样的一个民族,政府的恶就不是必要之恶了,你如何巧借东风,如何引导公众,是可以决定能否使民族性与社会文化转轨,改革开放后正是一个巧借民主之东风改变社会的机会,但邓小平和其他的老一代大员都在经济上一定程度的放开,在政治上能不动尽量不动,尤其不能动一党的地位,而由此产生了流血事件,抗议的学生们追求民主的初衷是对的,但运动后期打砸军车,对军人下毒手的行动也是对法律人伦的践踏,在其几十年前的文革中,中国人的破坏力也在领导人的催使下显现出来,十年的浩劫与数月的运动,足以体现出中国人摇摆不定的心理,故中国政坛上浮浮沉沉的多是马基雅维利型的政治人物,但这些人物有着无限的任期,几乎可以忽略的反对的声音,极强的公权力,如果他们的想法跑偏,整个社会就要跟着遭殃,现在的社会体制就是这样,少有企业不偷税漏税的,多数的企业处于只要政府要拿你是问,就必须坐以待毙的状态,这是人尽皆知的,那么为什么说社会上存在的欠薪、低薪导致工人普遍性被压迫的状况和政府有关呢?并不是因为政府可以解决但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得出政府没有尽其职责的结论,从常理来看,百姓消费水平高,政府收入的税就更多,经济也就越有活力,但在这里我们忽略了中国的国情,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是什么让改革开放的中国飞速发展,实现快速的技术化产业化的,是有活力的经济吗?是政府收入的更高的税吗?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社会牺牲了福利社会的乌托邦理想,转而选走填充廉价劳动力来给企业带来盈利,以快速实现高技术化的路线,这种路线固然是有效的,现在普遍的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肯定有人会讲:中国还有国情啊,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盈余,底层的群众过于庞大导致社会无法维持高工资的同时还让经济持久稳定地运行,这就是在算经济账了,出现了一个问题,只要政府想去解决,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案,不管这个方案带来多大的后果,都是可以被接受或者可以想其他方法去弥补的,工人工资低的情况政府肯定是能解决的,每年在医保上投入那么大,就不能在工人工资上下下功夫,去弥补一下底层民众精神和物质上的空缺,用政府庞大的税收来补齐一部分工人的工资,或者干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强制性地让企业支付给工人更高的工资,这种措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但对于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来讲,真正受影响的肯定是大多数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因为工人工资的提高而难以扩大产业规模,也肯定会有企业因此倒闭,但这种事的利益双方是无数的劳动者和少数在市场中持续获利的企业,于情于理都应该优先保障蓝领阶层的利益,而如果有人去为资本或者政权去考虑,就犯了立场上的错误:脑子没有跟着屁股呆在一个地方。
这种社会现状,会给普通人未来的个人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有人说过:00后的人生普遍的结局肯定是穷死,因为这一代人没有致富希望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还是与国情相关:中国社会没法消化如此庞大的新增劳动力,这只会导致劳动岗位的竞争加剧,以至于劳动力的成本更加廉价,如果政府不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劳动力市场将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其他普遍的社会问题,劳动力价格的恶性循环会产生更多的后果,当所有年轻人步入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而政府是恶行的始作俑者和默许者的社会中,他们就会发现:这个围城已经建好了,外面的人想不想进来不知道,里面的人肯定是想出去,然而移民只是部分精英人口的选择,大多数群众终其一生就只能生活在固化的阶层中,这就是现在正在生长起来的这代年轻人的未来,我们先不谈在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生存是否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压在群众头上的一些大山在现在还没有被解决和出现将要被解决的迹象,不论老少,随着过去建成的商用房内置供水供暖系统的老化,现有的住宅楼会在可预见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被废置,届时有钱人可以随时更换住宅,而底层的普通群众就要再次为突然出现的极高昂的生活成本买单,现在年轻人手里持有的房子大多是三四五十岁父母一生的积蓄买来的,这些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法再住人时候,中国社会中又会重新多出来一批“房奴”,商品房的总量会随着房地产不断开发而增加,而房产的价格会不降反升,因为把底层群众与天价房产牢牢绑定的,正是中国政府,房子、车子是每个普通老百姓的毕生追求,同时也是每个人奋斗的目标与动力,社会需要劳动者去劳动,去产出财富,房地产商大多与政府大员有勾结,在中小地区大搞开发,让旧房快速淘汰,新房市场过于饱和,与住房危机同时到来的还将有一系列被设计好应时出现的危机,而每个突发状况都要劳动者付出更多的体力来解决,婚嫁彩礼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生育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成龙成凤”补习班高昂的学费,这些是与每个人生活水平直接相关的,也就是与钱相关的,而这点可怜的财富百姓也未必能握在手里,从不断涌现的金融理财诈骗产品,到近期的十五万亿救市,目力可及的,中国人的钱在被政府和金融行业揣进兜里,政府通过大肆印钞来投资基建促进经济,造成的通胀后果却要百姓来买单,在不远的未来,中国人兜里的钱会眼睁睁的被人一分一分地扣走,剩下一堆要用一辈子去还完的债务。
个人未来的发展前景一片灰暗,中国的政治前景更不明朗,中国会越来越像一个“围城”,一个牢笼,这次佩洛西访台就可见:中国这头野猪被唤醒了,中国人的野性不是一般政权能驾驭的,政府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是请了神,现在轮到送神的时候,他们反倒送不走了,佩洛西动身前大放厥词,落地后却不置一词,国内许多人大骂习近平政府“脓包”、“废物”,以至当天全网所有平台关闭了评论区,台湾地区的问题中国政府打算从长计议,保持战略定力,也就是说中国将会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军队会始终保持作战前紧张的状态,各种人力物力也会被调度到位,为了避免佩洛西访台当天的事情再次发生,中国政府以后将会在国际事务上对内内宣与更严的舆论管控并行,对外继续现在这种虚张声势的“战狼外交”,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孤岛,更有人预言中国会变成“大号朝鲜”,重回闭关锁国的时代,这也不无根据。国内的政治环境更不用谈了,中国政府会逐步打造一个又一个的信息茧房,强化民众身上的回音壁效应,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会逐步激化,以之为下一步政治转型做准备。
讲了这么多,我们要问:21世纪的中国,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是一个封闭的时代吗?是一个狂热的时代吗?是一个冷淡的时代吗?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改革开放到习上台这段时间中出现了牟其中、何阳这种思维大师,有朱新礼、牛根生这样的实业家,也有唐万新、黄光裕这样的红色资本家,也有翟山鹰、高晓松这种启蒙导师,也有李洪志这种人造神,这是一个骗子横行的时代,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其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当下或锒铛入狱或被人批驳的一文不值,即使是现今的公共人物,也会因为一些可大可小的事被人拎出来反复批斗,在网络上,能感受到的网络环境非黑既白,观念意见相悖的聊天者会争论不休,发表中立观点则会被认定为“理中客”,网友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用一句话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的就是对的,你的就是不对的,进行理性的讨论、观点的交错反而是少见的现象,多见的则是谩骂、侮辱以至“人肉”,大多数的网友吧自己现实生活中不敢发泄的情绪在网络空间中尽情挥洒,现实中的交际反倒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现在的时代主题是粗暴、粗糙,粗糙是风格,粗暴是做法,至于到底是网络把人变得粗暴粗糙,还是粗暴粗糙的人让网络环境变得如是,两者或许皆有,随着人们投入在网络空间的时间越来越多,网络开始掌管人们的情绪,你的网友们说什么、信什么会影响你的心情,平台决定的给你推送什么新闻消息也能决定你的心情,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大战与进一步的舆论管控,所以在中文互联网中,大量的爱国人士成为了政府的义务警察,为政府义务稽查,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予以回击,当这种行为成为运动,以至成为潮流时,不同种类的意识形态就在政治上极为不正确,这让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西方思想被排出于信息茧房之中,粗暴而粗糙的网民们就在一个一石激起千层回响的茧房中闭门造车,他们积累的民族情绪愈发狂躁,而这种情绪的爆发与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公众运动的动因不谋而合,“网络文革”也就诞生了,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每个思想政治正确的人,都可以尽情在茧房中去批判自己不认同,不理解,不支持的意识形态,网友们可以肆意大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骂到最后只是让自己不快。对于理性的人来说,这种互联网环境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所以会有大量的国内互联网用户“翻墙”,使用一些软件规避国内的网络审查,体验一把自由的感觉,这种自由不是单不受政府监管的自由,同是不受其他网民监管的自由,也就是逃出了“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