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8：真理标准讨论势如破竹冲破历史积案

1978年秋冬之间，就在《红旗》杂志慢慢“卷入”“真理标准”的过程中，11月10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历时36天，随后召开了中共11届3中全会。这次全会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全会公报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段话，是定盘准星，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指导意义，至今振聋发聩。

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文明发展的历程中，11届3中全会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评价意义，将一再表现出来。

1.胡耀邦念念不忘罗瑞卿大将的支持

胡耀邦念念不忘罗瑞卿大将在“真理标准”讨论刚刚展开不久、遇到很大困难时给予的巨大支持。

1980年3月2日，曾任罗瑞卿秘书的王仲方看望胡耀邦，谈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事情。胡耀邦对他说：“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

胡耀邦这样说有他视角和时间节点的原因。

1953年9月，胡耀邦和毛泽东、罗瑞卿（背影）在北京西郊

对历史，需要一个远点观察可以看得更清晰、更准确。

阅读1978年出现的一系列“真理标准”（或称实践标准）文章，第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的是认识本源，开天辟地，纲举目张；第二篇“原则”，是本源向理论前沿高地的延伸，是“纲”中的一目，重在解析从理论到实践的循环发展。第三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则是明确在当时几个突出问题上必须坚持的实践标准，设5个小标题:

1. 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的检验

2. 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

3．对待先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4．对生产的领导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检验

5. 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

这里说的实践，不是特指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实践，而是着重于指向千千万万人的社会实践，是认真总结经验基础上的实践。

这篇文章着重讨论实践的空间范畴，落脚点在于：结束了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是极为紧迫的任务，要使中国命运回归常识轨道，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迈向高度文明的社会。

这三篇文章是1978年林林总总真理标准讨论文章的主力，首篇开创意义一目了然。20年、30年，以至40年过去，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这三篇文章涉及哲学基本命题，更主要的是作为重要思想政治文章而出现的。

2，胡耀邦说：要谨慎、谦虚，大家都尊重实践论，一切靠实践检验。

  胡耀邦总是以朴素的语言来阐述认识论。在历史性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的11月28日，他来到中央党校学员结业会上讲话，“实践论”已在大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胡耀邦对即将毕业的党校学员说：

我们大家都要谨慎、谦虚，大家都尊重实践论，一切靠实践检验。实践证明错了，我们要改；实践证明是对的，我们要坚持。不要当狂妄分子。我们互相帮助，互相监督，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我们都要采取这么一套作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我觉得起了很好的作用，起了解放思想、面向实际、真正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巨大作用。这个讨论还没有完，还要深入，因为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对头。我们每一个同志，过去对头了，今天对头了，今后也可能不对头。对不对头这是不能够自封的。说你那姓张的，说你那姓李的，说你那姓胡的，你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上面，你对头了，你以后就永远对头了？不会的，同志们，我们今后可能犯错误的。尊重实践论，就不要搞天才论，不要搞特殊论。有的同志不是讲嘛，实践论的对立面是天才论。我说还不够，是天才论加特权论。我的职务比你高，我的真理就比你就多。哪里有这么个道理呢？等级论，分等级，那是盲从论，提倡盲从。天才论，特权论，等级论，盲从论，我说归根到底还是奴才论。不能搞这个，要重实践，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一切人都要经受实践检验。（《胡耀邦文选》第92－93页）

1982年，胡耀邦在会议上讲话

3. “真理标准”讨论的理论高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春潮第一声，紧紧抓住哲学认识论的本源，从人的认识这个根本问题上冲击千年来的迷信观念。标题更是石破天惊，撼动了文革中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基石。

由此引发的大讨论，强调社会实践对一切社会学说的检验，把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仅指某一个群体的社会实践）提高到认识和认证真理的高度，不但从根本上冲击了文革的思想基础，并且引导人们深入思考并批判千年以来的封建皇权思想。

“真理标准”直接冲击的对象，自然是“两个凡是”。后者最负面的影响，在于认定某个金科玉律是不可质疑的，是绝对正确的，可以千古不易，万年不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产生的启蒙，是对千年来亿兆普通人认知力的确认。说明人世间一个具体的人（就国家来说，即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身参与的社会实践、科学实验，去检验和验证真理、规律、定律，或者是加以发现，从而促进社会发展。发现和阐述真理、定律等等，不靠圣人不靠神仙，也不能靠皇权特权，理论发现和参与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是每一个国家公民的可以实现的人的基本权利。

事实上，世间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万能得不受时空制约或局限。对社科理论不断进行实践检验的意义还在于，实践检验意味着对每一种理论或观点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在不断的讨论中把每一种理论或观点的局限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降低、再降低。

“两个凡是”涉及对领袖的认识和评价。

对于毛泽东，胡耀邦一生都是尊重的。胡耀邦对毛泽东的尊重还突出表现在，当他发现和看到了领袖的差错，他不是去护短掩盖，而是去纠错。他认为通过纠错可以使党重新焕发生机，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重大改善。

4. 这场关于人的认识的讨论影响整整一代人.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一场有关哲学本源、认识本源问题的社会讨论，可以与1978-1979年之间的“真理标准”（亦可称“实践标准”）大讨论牵动了千万人的规模相比，史迹中的“杏坛讲学”、“鹅湖辩论”都是历史长河中卷过的浪花，而1978-1979年间的“真理标准”讨论则是认识论发展进程中的时代大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那个时代的中国少年和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使那一代人早在中学校园里就知道了“实践标准”的概念。

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79年6月出版的全日制10年制学校高中课本试用本语文课本第4册，收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之成为高中学生必读课文。1985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辑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4册，保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课本一直沿用到1991年上半年。从1979年下半年新学年开始的12年中，中国的高中学生都有机会读到这篇文章。（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111~112页）

胡耀邦是这场大讨论的组织者、推动者，他的思想逐步发展，从实事求是观念出发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决心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因此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胡耀邦的胆识和勇气是非凡的，承担起披坚执锐、义无反顾地平反冤案的历史责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缺口、铺垫了道路。

中国人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这样的两桩大事认识了胡耀邦。

5. 从科学史角度阐述来实践检验更为透彻

任何理论文章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需要在不断丰富的实践中修改和提炼，逐渐趋向完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不例外。

真理标准问题，事关哲学本源，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过程，以及认识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远不是1978年的诸多文章就能全面回答、予以尽说的，需要人类的长期讨论和探索。

或许是由于“实践”一文的撰写者更加注重于政治思想论证，或是由于对自然科学史的了解有所短缺，“实践”一文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论述“真理标准“是有不足的。文章概略举例门吉列耶夫制定元素周期表，以及勒维烈、加勒通过研究证明哥白尼太阳系学说，说明科学实验对规律的认识和验证。对这两个例证的表述，总共用了224个字。这样的阐述简略了一些。

对于科学实践对科学理论的检验阐述不足，在吴江的第2篇文章里依然没有大的改观。

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来说，讨论自然科学发展史，更能充分阐述实践对于理论正确与否的检验结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论证实践标准，例证非常丰富，更便于理解和说明问题。

1978年7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谢程、金日光《从化学元素周期系来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门捷列夫周期表为例，说明实践检验科学理论的道理，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举例的细致解释。这样的解析是非常需要的。

1978年8月10日，《 光明日报》发表柳树滋、赵功民的文章《科学实践是一项独立的社会实践》，阐明科学实验能够承担检验自然科学规律的任务；8月11日发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汪子春的文章《哈维与血液循环的发展》，阐述英国科学家哈维通过医学实践发现了血液循环运动的事例，阐明错误的东西迟早要被人们的实践结果推翻。

1978年的《光明日报》通过科学史阐述实践标准，是“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亮点。

“真理”这个概念，多出现在社会学科领域，或曰政治思想领域；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真理”这个词汇很少使用，而是使用“规律”、“定理”、“定律”，甚或是“现象”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和“真理”概念是什么关系？可以彼此互代？还是彼此补充？

有一种观念认为，既然是“真理”，还用得着检验吗？

科学史说明，没有放之四海不受时空制约而颠仆不破的规律和定理，规律和定理是在一定的时空和条件之下表现出来或发挥作用的，牛顿的“万有引力”是人们解释地球上一系列自然现象的理论依据，可以由地球上的一系列科学实验来证明。一旦进入浩瀚宇宙空间，牛顿的定律就有很大的局限了，就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了，就需要新的理论解释。

6.叶剑英提出，开理论务虚会把问题探讨得更透彻

阐述实践的作用，有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需要加强阐述的，就是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绝非说可以蛮干乱干盲目干。

看待“真理标准“的本意在于，任何一种理论是否正确？都要靠实践结果来验证。如果实践证明某种理论或策略或政策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完善；如果发现错了，那么不管冠以什么样的名称，不管是什么人提出的，都不能继续错下去，都要改正。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到文革，许多匪夷所思的行为，都是背离实践与真理相互关系的。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实践检验，必然包含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理论求证，以及条件的准备，就是所谓“三思而后行”；发现了问题和始料未及之处，都要及时提出进行检验，及时修正，这是“实践检验”的基本要求。

那么，提倡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对客观世界中丰富的实践概念，有没有范畴界定？怎样界定？实践在什么样的节点上就要与理论呼应以实现实践的检验？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会摆脱“不可知论”的纠缠。实际上，这也正是“真理标准”讨论必然要遇到，需要在讨论中解决的问题。

叶剑英元帅看到了这一点，在1978年7月提出，要在中央层面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让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参加进来，把包括真理标准在内的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邓小平于1978年10月14日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谈到真理标准讨论，提到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他表示赞同：“这样好”。

邓小平说：“叶帅说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还不少，甚至连按劳分配也有人说是错的。”（《邓小平年谱》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19年出版，第402页）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在强调“实践检验”的社会环境里，思想可以活跃、文化会多元化发展、市场规律会得到尊重和遵循，社会的发展步伐将比较平稳。

对于“真理标准“讨论，1978年11-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高度评价。

长达36天（包括闭幕后继续进行讨论的两天）会议，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华国锋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3）为“文革”中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冤屈者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4）关于薄一波等人的“六十一人问题”，查明是重大错案，决定为这一重大错误平反；（5）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没有根据，应予否定；（6）陶铸被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将杨尚昆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8）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合情合理；（9）关于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中央决定由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还决定，各中央专案组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中央政治局的重大决策——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为随之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重新确立党的政治路线，顺利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做好了准备。

中国的事业能不能成功？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念就有希望。

（2022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