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真理标准”大讨论,小溪与海洋——汪子嵩、郑异凡组稿往来: 胡耀邦和人民日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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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潮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2-11-16 14:12 Posted on 北京

接前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自谁的手笔(6)

今年4月以来,就1978年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历史进程先后写了19篇文稿,叙述这场启迪思想大讨论的来龙去脉。缘起是沈宝祥教授提议,梳理人民日报“评论员、特约评论员”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写作中,逐渐将主题集中在“真理标准”、实际上亦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发展进程上。

或许文稿排列中出错,目前19篇中缺第 7 篇《开展实践标准大讨论风云激荡》,现在补上。

对这一系列文稿,批评和赞同的都有,作者尤其要向提出不同或批评意见的读者表示衷心感谢!

以下为正文:

1. 从揭批“四人帮”切入,批判空前历史浩劫

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前后,人民日报编辑部酝酿展开一个重大题目——将批判矛头指向历史空前劫难本身,由此唤起全民族的思考。

文革后即恢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职务,不久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在回忆录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一场大火腾腾,烈烈烧了十年,烧掉许多宝贵家什,留下不少待清理的灰烬。但是也有好处,锻炼了人,特别是被冲击的干部,有许多练得钢筋铁骨,火眼金睛,人民日报社就有不少这样的人。”

这支经受了劫难冶炼的新闻传播队伍看到了什么呢?

他们在文革十年中身心受到迫害,还因之更加真切地看到了、了解到了中国大地经历的空前折腾和劫难。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大劫难后的1978年,中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所得收入为74.67元,其中2亿农民年均收入低于50元。许多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所谓“文化的革命“造成的文化破坏数据非本文可以枚举,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其中包括下放农村“五七干校”,和农民生活、劳作在一起,切身地感受到上述数据所包含的意义。其中包括本文作者,1975-1976年间,笔者多次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地带接济从陕北靖边、定边县北上逃荒要饭的农民,这些农民的凄惨境遇使笔者受到极大震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亲身经历大劫难中的极左人物陈伯达、姚文元等等对新闻传播事业的破坏,迫切期望扫除这场大浩劫的指导思想在方方面面的影响,恢复《人民日报》在读者中的正面影响。

粉碎四人帮次日(1976年10月7日)下午,根据华国锋主席命令,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3人进入人民日报接管领导权,人民日报编辑部立即转而站在批判四人帮的引领队列里,成为批判四人帮的舆论先导突击队。

1976年12月16日, 人民日报领导班子改组,原党的核心小组改为“核心小组办公会议”,由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胡绩伟、安岗、郭渭、成坊组成,负责全社事务;原“宣传小组”改为“宣传办公会议”,由李庄、张潮、凌建华、王若水、李希凡、范荣康、邵以华组成,主要负责编辑部事务。

随后任命郭谓任人民日报秘书长,成坊任政治部主任。

新成立的领导班子任命了一批中层部门负责人: 王泽民为政法部主任,姚力文(曾任刘少奇秘书)担任农村部主任,何匡任理论部主任,田流任记者部主任,范荣康任评论部主任,陆超祺任总编室主任,谭文瑞任国际部主任,袁鹰任文艺部主任等(任职时间有先后)。

人民日报新领导班子奉命组成之时已在组织文章,开展对“四人帮”的批判,重要文章有:

《社会主义内部的蛀虫——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积累和国家财政的罪行》,见1976年12月.15日4版,财政部供稿;同一版还有“国家建委大批判组”提供的文章《“四人帮”干了帝修反干不了的坏事》。

《“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见1976年12月.16日3版,河北省委大批判组供稿;同一版还有“广东省委理论小组“撰写的文章《“四人帮”的“造反”就是篡党夺权》

1976年12月17日1版,《人民日报》以“本报编辑部”署名这样比较少见的方式,刊登长篇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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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1版整版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文章在开始首段就说:“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一大阴谋。揭穿和粉碎这一阴谋,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近9000字的文章叙述了毛泽东逝世之后一个月内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关系中国命运的大搏斗,赞颂了华国锋等重要领导人的果断决策!文章受到广泛关注。

这篇文章选题,是由耿飚领衔的中央宣传组在11月举行的每周例会上确定的,耿飚本人定题目,中央驻光明日报专案组提供新近完成的调查材料,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联合组成写作组很快撰写完成。

1977年1月4日,在人民日报党的核心小组和宣传小组联席会议上,即将正式宣布任总编辑的胡绩伟通报说,中央表扬了《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这篇文章,从内容到文字都是一篇好文章。最近报社还登了许多短新闻。他用两个字来归结:好啊!

2、批判“四人帮“逐渐深入到此前未曾触及的领域

要批判“文革”,总编辑胡绩伟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他在“文革”中、后期多种场合间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文革”的思想。“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的认识更加鲜明、坚定,在编委会和部门领导干部会议上以日渐深刻的语言反复表述,要深入批判“文革”,使这样的劫难不再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

进入1977年,除日常报道,《人民日报》上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文章,有些是中央领导层的工作部署,有些是报社编委层面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区市委组织或约稿的,还有一些是报社编辑部门向各自有联系的单位或作者的约稿。

对“四人帮”极端专制的种种思想和观念的批判,首要落点是回归常识,回到实事求是轨道上。李庄回忆录中说:“文革期间,人民日报长期被四人帮篡夺,或摇旗呐喊,或挥舞棍棒,欠账甚多。(现在)我们报纸首要任务之一是还账:自我批评并说明事实真相。过去宣传的许多事件具有代表性,现在说清楚可以帮助读者见一反三,进一步看清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李庄文集》回忆录编上卷,人民日报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第351页)

“文革”中流行一种批判叫做“批唯生产力论”——左至极端者打着俄苏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的旗号批“唯生产力论”。这种批判的结论是否定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性。1976年10月以后,报刊上迅即开展对“四人帮”的批判,指出是他们歪曲了列宁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1977年3月19日,《人民日报》1版发表长文《结帮篡权的托洛茨基派》一文,意在通过批判苏联的托洛茨基来影射批判“四人帮”,是当时常用的方式。该文是人民日报理论部向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的约稿。王惠德把这个约稿交给了该局“国际共运史资料室“,实际执笔者郑异凡40岁出头,新中国成立后留学苏联,1959年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归国,一直在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从事研究。他写出了这篇文章,发表时署名“谷山”,意思是“国际室第三组“。

近日,著作甚丰的郑异凡与笔者交流“思想解放”历程,针对这篇文章说,批“四人帮“篡党夺权是对的,但说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是篡党夺权,则不太符合实际。可惜在当时还没有能够这样认识问题。

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一步一步深化的。

然而,正因为这篇“批托”文章,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和郑异凡建立了联系。不久,郑异凡又写来文章《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文章指出:江青,姚文元等推行的,“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专制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这套东西和俄国十月革命前,有一批人自称“无产阶级文化派”做的事情如出一辙。他们打着否定一切的幌子,拒绝传承历史上一切文化精华。郑异凡的批判指出,江青、姚文元等人“在袭用先辈们的老谱时,在每一点上都做得更极端、更荒谬,走得更远。“

这篇文章由汪子嵩编辑,4500余字,仍以“谷山”为笔名,刊登1977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郑异凡保留了此文发表后汪子嵩给他的来信,告诉说,胡耀邦在文章刊登的当天就读到了,还打听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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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8日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致作者郑异凡的信。全文内容是:

郑异凡同志:

信收到,○○这篇文章可以批,请你们写了寄给我们,你们还准备再写什么文章吗?

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章反映不错,胡耀邦同志处当天就问是哪里写的,认为写得不错。寄上报纸5份。

记上《余党末日》2份。

敬礼!

汪子嵩

(1977年)9月8日

3.汪子嵩,投身实践标准讨论的当代哲学家

汪子嵩(1921—2018),中国当代哲学家, 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积极投入者。他在战争岁月参加革命,经历过“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哲学系规范教育,学养深厚。

他出生在杭州一个富裕家庭,少年时顺利就学,上中学时遭遇日军侵华战争劫难,辗转大后方多所中学读书。1941年,他考入因抗战南迁组成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在昆明读书。1945年毕业时恰值抗战胜利,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哲学家陈康钻研希腊哲学。

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汪子嵩接触到由袁永熙、王汉斌等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领导的中共外围组织。来到北平,他与中共党组织取得直接联系,1948年10月加入中共。

北平和平解放,汪子嵩毕业留校任教,任校务委员会秘书,先后任北大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代主任、哲学系副主任,1964年5月由北京大学调入人民日报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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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刚刚从北京大学调入人民日报的汪子嵩

汪子嵩经历了此后十余年人民日报的风风雨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震撼了这位哲学家的心灵。这是一个包容广阔而且深邃的哲学命题,他由衷关切,并积极投身进去,参与一系列选题和文章的组织。当时若干位人民日报部主任一级的干部经常往来于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和颐和园之北中央党校之间,经常来到胡耀邦办公处、甚至来过他的家中听取意见,汪子嵩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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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子嵩,2012年摄于北京

由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汪子嵩决心“转身”,重新投入希腊哲学研究。他又用了30年,终于在2013年领衔完成4卷本巨著《希腊哲学史》。30年间,汪子嵩不慕浮名,不恋权位,用辛劳的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研究作出的独特理论贡献。这些就是后话了。

4.从真理标准讨论走向否定“假旗批判”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1978年5月中旬发表,影响巨大。5月20日,郑异凡给汪子嵩来信说:目前批判那些批唯生产力论的文章,存在缺点或者说局限性,跳不出反对“四人帮”时所设的框框,比如文革中盛行批“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说批错了,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批起来颇为费劲。

郑异凡通读列宁全集,反复回顾,发现列宁根本没有批判过“唯生产力论”,他的著作里没有出现过这个词,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纯属那些极端左的人无中生有。郑异凡说,如果能说清楚经典作家根本没有批判过所谓“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完全是“四人帮”一伙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而捏造出来的,批判就更加主动。’

汪子嵩首肯这个选题,郑异凡很快寄来《无中生有的骗局——评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汪子嵩将题目改为《评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并征得作者同意,采用真名发表在《人民日报》1978年7月19日第3版上。

作者追本溯源,以通读《列宁全集》为基础,明确地说:“列宁一生反对过各种各样的“主义”、“理论”。然而,遍查《列宁全集》,在他批判过的对象中,从来没有“唯生产力论”一说。《列宁全集》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唯生产力论”或“生产力论。” 而在刚刚过去的劫难岁月里,那些极端左派祭起了“假旗批判”法,先做一个幌子,然后对着它批判。这在那段时日里屡见不鲜。

文章发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摘要广播,次日国内各大报纷纷转载。胡耀邦也阅读了这篇文章,又一次打听作者?

这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极大拓展了对导致文革的错误理论的批判,随着讨论展开,一些关系全局的问题逐渐显现,其中包括逐渐突出的是,1976年10月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批判了四人帮,但对这些人借以兴风作浪的那场大浩劫本身还没有展开充分批判。

中共10届3中全会公报(1977年7月23日人民日报1版)中,仍然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字样,但另一方面,公报宣布,全会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并且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党籍。这已经将否定的矛头指向十年的浩劫。

同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中,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字样,强调的是“抓纲治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中共10届3中全会之后,紧接着,1977年8月12-18日,召开了中共第11届代表大会。华国锋主席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历时11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报告提出了实现天下大治的八项任务,重申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次大会是积极的。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制约,这次大会未及着重纠正十年大浩劫时期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对其中的不少加以了肯定。因此大会还未能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这个历史任务,包括端正指导思想、开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是留给新的中央集体领导来完成的,也就是留给将在一年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11届3中全会来完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是走向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一座思想桥梁。

对这段时日,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从这时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科学教育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

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得以展开的历史背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