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1 7 月, 2024 5:5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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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尚嘉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帝制专制制度走到明朝已经到头了。其全部黑暗面已经展现,连国家的本来的治政理政的行政功能也难以履行,其崩溃也到头了。

帝制专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帝制,皇帝一人的权力。二千年来其最主要的表现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而正是在明朝由朱元璋,皇权彻底战胜了相权,贯彻明朝始终。帝制专制名副其实地走到了皇帝一人大权独揽,帝制专制走到极点而崩溃。

本书《三案始末》。明末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其案纠缠繁复又影响深远,历史有名。明末以来,上至最高统治者、士大夫、知识分子,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津津乐道。

几百年来,描述三案始末的书籍不下几百种,近代又有了三案的电视剧。书籍一部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字,电视剧则多在30-50集。

本书仅十万字。叙写了从明洪武、永乐、仁、宣直至嘉靖、万历、泰昌、天启及崇祯诸帝,其中李善长胡惟庸案、靖难之役、土木之变、嘉靖大仪礼等等事件都有述及,以帝权相权矛盾入手,从制度层面交代三案动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火线,将明代皇权与相权,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相互联系等条分缕析,勾勒出明末宫廷、朝政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画面。后又通过天启、崇祯两朝对此进行的连续翻案,甚至延及短命的南明弘光时代,祸及明亡、李闯进京称帝及满清打进关内坐了天下那翻天覆地的1644年。

三案呈现出的是明末门户之争、党祸戾气,但三案中君臣相互与各自表现,在深远意义上已经表明帝制专制已经走到末路了。

作者温功义岌岌无名,何以如此短篇幅,单刀直入三案实质意义,直刺明代本质,乃至触及中国二千年帝制专制的根本死结?其识见自不在吴晗、顾诚等著名明史专家甚至四人帮重要爪牙号称明史专家的朱永嘉之下。

温功义少有才名,1939年入香港《大公报》工作。中共建政之后留在大陆,因性情耿直和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长期排斥,只得赋闲在家。

只要能够解决吃饭问题,对一个真正读书求知求真者来说,这或许是好事。他可以不受不断政治运动的恫吓,可以不受到党八股的灌输,可以少受甚至不受到范郭翦史论框框的禁锢。

温先生著文、翻译,只限自娱自乐不求发表。那么只要温先生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看待历史,就会有相对正确甚至深刻的见解,其史见史识史论自在范郭翦、吴晗辈之上。

八十年代温先生著作才有出版机会。本书底本为1984年重庆出版社版。

顺便说一句,49之后,只有大陆盗版港台书籍,而无相反。可本书却被台湾盗版出书,可见此书之客观、独特。

帝权压倒了相权(政府权) 

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提出”治水文明”理论和东方专制主义关系,现在国际学术界对此颇有争议。的确,这一理论对美洲玛雅文明和某些古代中东文明有些说不通之处。但我觉得,对中国古代文明似还能自洽。

我们通常所说帝制专制从秦以降二千多年,其实治水文明决定了中国就是帝王率领一帮官吏统治人民的社会统治格局,只不过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以郡县制治国,让帝制上了一个台阶,正式全面的形成了帝制专制。

“自殷周以来,便是君相合力共治之局,期间帝王掌握着最高权力,处理实际的政务则较宰相为少;宰相掌握着次高权力,而处理实际的政务却较帝王为多。……君相彼此相异则不免要相互让步,或竟发生冲突。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极早的例证。自此而后,君相之间的斗争就没有断过,只不过是冲突的缓和与激烈各不相同而已。这期间,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都是以相权压倒了帝权的突出人物。

从权位上来说,优势自然总是在帝王一方面的时候为多。而且每逢改朝换代,君相之间的权势总要有些变化,这变化的趋势则是帝权不断上升,相权则不断下降。……帝权与相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样,到了明初,帝权与相权之间相距便已绝远,但明太祖朱元璋还是觉得宰相的权力对他的帝业终究是个威胁,最后终于把这个行之已久的宰相制给废除了。”(第2页)

我以为,帝制专制制度、帝王制度,甚至前文明社会的头人制度,乃至猴子猩猩的猴王猩王的动物社会结构本身就是集权制与王制。所以从长远演变来看,权力势必越来越集中帝王。

相反,相权占上风的情况,不仅是由于帝王能力与宰相权臣能力相差过大,而且一般那时帝权本身处在不稳定不完全的状态,整个政治权力(包括帝权和相权)处在必须顾及政治权力本应处理的的国家社会的治理事务的时代。用更简单的话来说,那个政权自己还在打天下。曹操、司马氏、桓温等,无不如此。

而且相权压倒帝权基本都在帝制专制的早期时代,越到以后,这种可能性越小。哪怕张居正之于幼年万历帝,权势极大,但没有半点可能篡位。帝权独大的帝制专制已经完全成熟。

废宰相制以后,”一切都集中于皇帝的一身,却又是绝难照管得了的,尤其是定制、拟旨、批示等类的文书工作,更非一人所能尽理。”(第25页)还有国家政务,也就是社会管理的本身工作。拿治水文明理论来说,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发生源起于治理大河。那么仅治河一项工作就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完成的。

对此,明代从成祖永乐皇帝开始,设立了”阁臣”制度。也就是说,帝制专制至此,不再帝权+相权(政府权),而是一个皇帝加一帮秘书,一个巨人带几个小矮人。

政治除了权术没有其它 

“阁臣可以说在政治机构中便真正没有了宰相。但由于阁臣的权力虽比宰相小得多,其职务还是承上启下,发布政令,还带有宰相职权的一部分所以人们还是习惯地把他们目之为宰相,被任为阁臣,习称’入阁’和’拜相’成了同义词。”(第26页)

其实”宰相和阁臣仍有很大的不同。两者最大的不同处,便是宰相有他的办事处所和发挥政令的机构。以往历代的宰相都有自己的相府,府中上上下下有很多府属。……阁臣只是在殿、阁中办事,手下的人员也只有些管理卷宗和抄写文书的属吏而已。……宰相和阁臣,在职任上有很大的不同,宰相具有执行权,遇事可奏而行之,甚至办完了再奏明也是常事;阁臣则只有听皇帝吩咐,照皇帝的意见拟具出办法,等被批准后,才能拟旨来颁行。……宰相与阁臣人数也不同,宰相人数不会很多,也就左相右相各一个,最多也不过再加一二个;而阁臣常是少则四五人,多时七八人,最多时竟有十几人。当然万历皇帝倦勤懒政,阁臣不补只有一人时也有的。”(第26-28页)

帝权压倒相权之后,中央权力依旧三部分——皇帝、宦官和宰相(官僚)组成。当帝权成唯一权力来源时,最贴近皇帝的宦官在事关朝政大事上的权力也会增大。朱元璋开明之初,就立下铁律,宦官不得干政。可明朝的宦官权力之大,大过之前任何一朝。

明英宗土木之变,魏忠贤之气焰,都是宦官弄权之结果。就是张居正的所谓良政,也得依靠内廷太监冯保的协助。

不过,宦官的权力来自于皇帝一人,宦官不可能改变皇帝一人集权的根本政治制度和这种政治结构。宦官有权以后造成的危害也只能是局部和短期的。

“明代自始至终便是在官僚机构内部安排矛盾,使能彼此牵制,以便增重帝权,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明代诸帝中,虽有很多幼主和倦于理事的人在位,却仍能把皇位坐得牢牢的。”(第69页)

这便是帝权压倒相权,帝制专制走到最高境界的好处。明代没有一个皇帝大权旁落,从不担心可能有权臣(如王莽董卓曹操司马氏刘裕高欢宇文泰杨坚和赵匡胤)篡位。勤政雄猜的如朱元璋、朱棣不担心,懒政如嘉靖、万历、天启帝仍然不担心,天启懒政到大权已经旁落到宦官魏忠贤手里,可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崇祯皇帝一继位立马就可以要了魏忠贤的命。

帝制专制到了大权全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帝制专制是巩固了完善了,国家政治的本来功能就岌岌可危,随时可以丧失。

当最高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宰相作为政府机构的负责人,他除了讨好皇帝以巩固或获得或保住高官地位,他还是必须要去处理日常政务,并且要尽力处理得好,以完成国家政治的基本功能。

而当帝权彻底压倒相权时,阁臣或清代的军机大臣,除了一味讨好皇帝以外,他们对于一般政务是完全可以敷衍,甚至对于重大政务也可以一切顺着皇上。因为他们的官位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喜恶。

如此一来,皇帝的政治,皇帝的驭下靠的是权术,阁臣或军机靠的也是权术。整个国家政治层面的核心是权术,与政务处理的能力、结果好坏的关系很远了。

这种极端的完全的帝权专制,遇到一个有为有识见而勤奋的皇帝,国家政治或许还能正常运转,而明代嘉靖万历天启连续三朝皇帝懒政乱政,哪怕有最后崇祯十七年的虽勤政(何况崇祯识见有限)而识见有限,明不亡便没有天理。

明末三案反映的是大臣官僚与皇帝的矛盾,三案均是皇帝个人家庭事。大臣们在这些事上有激烈的反映,实际上也是帝权彻底压倒相权后,大臣们只能在皇帝家庭事上有所宣泄罢了。官僚们的政治空间实在小得几乎没了。

帝制专制本来是适应治水文明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当帝制专制发展到极点——完全集权于皇帝一人,其国家政治功能——治水能力也丧失时,这个帝制专制是否也走到了头?

明亡之社会大乱动荡之激烈,似以前所有朝代鼎革时之动荡没有。皇帝与官僚、皇帝与民众、官僚与官僚、汉族与外族、各农民军(军阀)间的各种矛盾之不可调和,互相之间的博弈杀伐除了权术,几乎没有别的内容。

这岂不是帝制专制已经走到顶点走到末路的征兆?

这时,连二千年来一向维护帝制专制的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界也出现了重大裂痕,出现了顾黄王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不啻是二千年来的空谷之音,直指帝王人主制度!

帝制专制的回光返照 

问题是,明末帝王专制制度既然已走到尽头走到崩溃,如何它又在中国延续了二百多年——有清一朝?

帝制专制的确在明末走到了尽头走到了崩溃,但不等于说新的政治制度或者新的政治思想已经产生。对抗和终结帝制专制制度的只有民主宪政和人权。可惜,明末三大思想家顾黄王最多也就看到了帝制专制崩溃的表象。他们提出的思想虽然有了民权思想的萌芽,但基本上还是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强调。顾黄王中对帝制专制看得最透最深、明确写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废丞相始也”的黄宗羲,晚年竟也认可同样走极端集权的帝制专制道路的清康熙皇帝。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是满清以中华文明之外的少数族入主中原,为中华帝制专制文明所倾服。满清统治者很欣赏明代绝对的帝制专制中帝权压倒相权的制度,在清中期更是为了提高原来”阁臣”的办事效率而设立了军机处,更加直接的集中权力于皇帝一人手中。满清统治者以”初入门者热情高”,其历代皇帝几乎都认真的执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维护帝制专制的儒家传统政治理念。

中国帝制专制的强大传统,加上满清历代皇帝的好学勤政,让绝对的帝制专制又回光返照了二百六十七年。

但是,帝制专制毕竟已是走到头了,一人集权不可能处理全部政务。何况清末最后七十年所遇到的是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岂是一皇帝所能应付的?

随着三民主义(民主宪政和民权思想)革命的兴起,1911年辛亥革命,二千年的帝制专制随着大清朝的倒台一起垮台了。

帝制专制的现代包装

可是帝制专制在中国的基础和传统影响实在太深厚了。我们常说的中国帝制专制从秦统一公元前221年开始。其实之前春秋战国几百年都是帝王至上,殷周也是。诗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王至上。

我不知,在原始部落的酋长至上,算不算帝王专制的前身,乃至猴王猩王是否也是这一远古传统?

民国以后,所有人都以为帝制专制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真心实意有着民主宪政思想的开创建立现代中国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孙中山先生,一旦行事乃至革命,均是帝王做派,甚至曾要部下打指模对其个人效忠绝对服从。中山先生实在不知道一个民主领导人应该如何行事革命。而本来就有独裁性格的蒋介石,更被人嘲讽为独裁者。

民国中大小军阀都自认为是中国皇帝的候选者,他们或许不懂治国理政,可是即使窝囊废的东北军军头张学良,其帝王权术也是精通的。

若不是国民党内还有深厚的宪政民主的三民主义传统,及具有三民主义传统观念的国民党元老和党员,若不是蒋先生还有起码的三民主义信念,那么蒋介石的侍从室岂不可以代替国民党中常委、中执委、中政会?或者老蒋把中常委、中执委、中政会变成他的侍从室?而重复绝对的帝制专制制度。

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终于没有,它保留了宪政民主的底蕴,在台湾终于转型成功。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帝制专制在自身走到绝路且受外来现代化猛烈冲击以后,居然经过外来的极权主义的现代包装改造之后,重新获得生命力。而且所有外来的现代化的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没有一项比帝王专制与现代极权主义结合的更紧密。

我们不得不叹服中国帝制专制传统的顽固!

如果说,中国的帝王专制从诞生到走到帝制专制的极端,走到帝权压倒相权、完全集权于皇帝一人,用了一千六百多年(公元前221-公元1380年,朱元璋兴胡惟庸案,废相)。那么,现代极权主义的帝制专制从诞生走到极端,仅仅用了不到六十年(1966-2022)。

现代极权主义的领袖专制走到极端,无论领袖还是委员在政治运作中,只需要权术而不需要治政理政就能维持权位时,那个现代国家还能维持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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