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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6 月, 2024 9:32 下午

 观潮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3-03-14 08:50 Posted on 北京

   胡耀邦在晚年说起,一生中经历了多次“险境”,其中一次是在坐火车接近秦皇岛的时候,遭遇唐山大地震。

细述起来,胡耀邦一生中多次遇险,在战场上,生死差池只在分厘之间,何以将车行途中遭遇唐山大地震说得这样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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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6年盛夏,胡耀邦接通知去大连接受批判

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之前,胡耀邦和李昌已基本上停止在中国科学院日常事务,各自居于家中,将写检讨当作一件大事。胡耀邦依旧找来了几个月前协助他起草“关于科技工作汇报提纲”的吴明瑜,这回请他来起草“检查”。李昌的秘书明廷华长于文笔,和吴明瑜干了一样的活计。

怎么写检查?胡耀邦对吴明瑜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不要将什么都揽到自己身上,要吸取“文革”初大包大揽,人家说什么你都承认的教训。胡耀邦说:“这个检查是要站得住脚的”。

这是胡耀邦的愿望,就是不能像文革初那样对什么都低头,既要承认自己有“错误”,也要保留自己正确的意见。至于能不能“站住脚”,由时间来检验吧。

如此一来,这份检查就格外难写了,起草和修改都拖长了时间。吴明瑜和明廷华经常互到胡耀邦和李昌家中看望,彼此讨论如何写检查。他们发现,这两位要交检查的领导都对政治理论怀有浓厚兴趣。经历了将近10年的劫难,这回再经受“反击右倾翻案风”煎熬,他们显得相当平静,并无多少沮丧之色。

初春将检查交了上去,几个月里没有什么回音,倒是迎来了一连串的“大批判”。随着清明节“四五”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随之加码升级,“批邓”公开化了。胡耀邦有预感,这一回在劫难逃。他知道中国科学院“运动办公室”年初以来不断地整理胡耀邦和李昌的材料,其简报以“大字报选编”方式渐渐积累起来,大批判已经拉开了大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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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中国科学院运动办公室整理的《胡耀邦、李昌右倾翻案言论摘录》

到了夏天,科学院“运动办”对胡耀邦的批判找到了一个把手,筹划在大连“化物所”召开一次“革命群众”的现场批判会,面对面地批判主持科学院党组事务的胡耀邦和李昌。主要材料在6月里完成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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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16日科学院运动办准备的借“物化所”经验批判胡耀邦、李昌的材料。

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运动办公室”通知胡耀邦,要他去大连,接受设在那里的中国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化物所”)“革命群众”的批判。为什么要胡耀邦去那里,因为他主持工作时对物化所在“文革”中的极左做法不满意,发生了直接冲撞。

2.胡耀邦抵制“物化所”的观念和做法

大连化物所是个较大规模的科学研究所,雏形是1907年日本占领大连时建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央实验室,1949年3月19日创建为“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1950年定名为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两年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1954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1962年再次更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文革”中,这个研究所的“造反”风头很劲,知识分子普遍受排挤和折磨,该所迅速窜红成为著名“革命化”典型,尤其是“开门办所”非常激进,闻名遐迩,典型经验时常见诸报端,一时风头无两。1975年5月,中国科学院组织在北京的各个研究所等单位一、二把手参观大庆时,组织他们专程到大连化物所学习“开门办所”。新华社记者和科学院调研处人员合作,在7月间写出一份宣扬化物所经验的先进典型报告,打出清样,准备尽快公开发表。

就在这时,胡耀邦、李昌到科学院走马上任。对化物所“开门办所”的做法不以为然。胡耀邦8月2日在科学出版社讲话时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他们)还要保密呢,连参观也不让。”他还说:“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有些地方门口挂上牌子‘机密要地,谢绝参观’,怎么开门?”

8月5日,李昌与黑龙江科委来人谈话时也说:“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现在的主要倾向是知识分子不敢搞理论。”

8月15日,胡、李批示,这些“开门办所”的典型报道文章先不要发表。谁知道新华社记者以为是稿件不全面、拔得还不够高,到9月间又写出几篇讴歌的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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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担任中科院副院长、党组副组长的胡耀邦在中科院落实毛泽东“9.16批示”大会上讲话。

恰在这期间,胡耀邦完成了向邓小平、华国锋等人作的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9月29日,胡耀邦针对一份新华社内部报道清样批示:“ 这个(化物)所的情况究竟如何?”其语调是质疑的,他随后又批道:“据我所知,这篇报道与事实颇有出入。报道已发了两期,是否还会发?”

1975年10月31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将掀起,胡耀邦、李昌已经置身险境,他们向分管科技的副总理华国锋提交的报告中还说,对化物所“文化的大革命”以来变化的报道“言过其实”,“有过头的地方”。他们主张,关于物化所的报道先不要发。

胡耀邦、李昌触碰了1975年冬季以后更加趋于极端的左的观念,触怒了科学院的造反派人物,其中首推柳忠阳。胡耀邦、李昌主持工作时,文革新贵们隐忍不发,终于盼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四五运动”后左风炽涨,中国科学院“造反派”要狠狠地“回击”,因此筹划了一番,要胡、李务必在7月下旬前去大连化物所现场会接受批判。科学院“运动办公室”为此发出了通知,还特地通知了新华社,希望派记者采访。

因为这件事,新华社总社记者奉命前往大连采访。从北京派出的专访记者有3人,到辽宁后受辽宁分社社长的指挥。

接到去大连参加批判会通知的时候,胡耀邦肠胃不适已经有若干天了,这是他到科学院以来身体上经常出现的问题。他提出,这回能否不去大连?结果被拒绝。

胡耀邦抱病与李昌乘火车共同前往。他们的秘书梁金泉、明廷华颇为抵触,觉得跟着两位老领导一起挨批斗很是受窘,借故拖拉,比胡、李两位领导迟了一天坐火车前往大连。(2004年12月在北京访问明廷华的记录)

(写作本文得到吴明瑜、明廷华先生大力支持和帮助,衷心感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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