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是林毓生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祭日，他留下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包括对「五四」、近现代激进主义、反传统主义、毛泽东的诠释、尤其他对「中式马列主义」的分析（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60422703818331&id=841628330），至今在理论界乃是「中国批判」的无出其右的思想支援意识，他与余英时先生，可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双雄」，后代学人欲解析近七十年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最终必然要溯源到他们这里。比如对于近三十年泛滥无度的中国民族主义，必须跟近代耻辱、自卑、反传统、政治操弄等等挂起钩来，才可能辨析清楚；甚至一个政权，脆弱到必须「捍卫」它的情感，需用「治安法」来保护，这其实已是思想史，中华民族近代自卑症的形成史，乃是一个前源，在改变不了政治制度之前，它会一直控制中国人。 】

许多人把民族主义看成一种天然合理的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情绪，其实它在近现代中国，根本就是一个具有最大支配力量的意识形态。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是传统中国自认为世界中心的「文化主义」之式微而兴起的一个替代品，这个替代品，又是中国第一代知识份子（甲午至戊戌时代）对西方文明一系列误读而留给我们的资源性很强的一份思想遗产。

在百多年因中国传统衰微而产生的「真空」中，这个误读经由不断「化」掉自身传统的「西化」、「苏维埃化」、「马列化」、「斯大林化」等等，终于在一个专制极权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形成封闭排外的民族认同。

一、「物竞天择」的迷人

根据一些中外思想史家的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滥觞，可上溯到严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误读，而它也是激进反传统主义的源头之一。

在甲午惨败的氛围中，1895年3月严复发表「原强」，次年译成「天演论」，第一次引进达尔文的演化论与斯宾塞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将民族与民族间的竞争比附于自然界生存法则的思想，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并不必然导致激进思潮，如它在美国就成为保守的意识形态。然而，它在中国却变异为一种黑白二分中西对比的思维模式，使中国知识份子深信中国文化在「物竞天择」中将被「淘汰」。

林毓生曾指出，近代化在西方是发生了由所谓「理性」将「令人着迷」的神圣性解构为不再着迷的世俗化的一个过程，而在中国恰好相反，黑白二分中西对比竟使得中国读书人觉得「这个世界」更「令人着迷」，使命感更强，追求功效性不顾一切，民族主义的优先性使任何可欲的变革都成为它的手段，而它本身却不能提供任何「建国方案」，只是强烈地依附和受制于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解释工具，去应付由于不明情势所产生的最难忍受的不安」，就在于它提供了「令人着迷」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使中西制度文化的优劣与功效的「比较」成为可能。

此情形竟穿越百年再现于本世纪八十年代，骤然开放下涌起「视西籍如神圣」的文化热、惊呼「开除球借」的救亡意识以及强烈谴责传统的时髦，从而不仅回到「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原点，甚至回到了作为「五四」先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民族主义——于是今天连反体制的知识份子，也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不期然中召唤回来的这种民族主义，居然成了中共渡过「六四」合法性危机的通灵宝玉。对于一个依然以「弱肉强食」生存竞争观看待世界的民族，极权就远不至于因为一次屠杀而丧失合法性。

中国民族主义的病态式的狭隘与脆弱，自然同它从近代屈辱中发育出来有关，但一个更本质的缘故，唯有以失去并厌恶自身传统来解释，因为世界上其它类型的民族主义，虽然都可能不趋附所谓世界潮流，但也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信。

二、爱国与反传统的悖论

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是一种民族自大与自卑的混合性格，这从近代思想史上可以梳理出来的一个来源，比较明显的是章太炎的影响。

章太炎是一个强烈排满的革命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古文学派大师，以渊博的古文知识，将数千年视为永恒真理的六经，降格为一堆历史材料。他面对爱国与反传统的巨大矛盾——我们的祖先不值得尊重，别人没有这样的祖先，好歹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以负面的意义引申出一种将憎恨杂揉于爱国主义之中的自卑心灵，从而使民族主义变成非理性与依赖性的——以民族富强的功效性接受任何强势意识形态、强人和极权。

这种支援意识在十九世纪也许只是几个知识份子「细微之沫」的孤寂心境，但经历了辛亥以后几代政治强人、党国的蹂躏，特别是整个民间社会被摧毁，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毛泽东的暴政下成为拥有核武库的「世界革命中心」，百年追求「富强」的功效性获得极大满足，这时，爱国与反传统杂揉的民族主义已是「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在百年「丧权辱国」强烈刺激下完成的民族独立、建国，一方面使民族主义成为共产党政权最大的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压倒一切其它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经历了「文革」中国人依然拥护共产党、「八九」民运的最高诉求之一还是「爱国主义」而进入九十年代居然民族主义愈加膨胀起来。

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到今天，虽然已经失去了它发育中的那种「内辱外患」的环境，但不发达状态依然钩引「黑白二分中西对比」思维模式，极权而脆弱的「大一统」结构也依然要靠民族主义维系凝聚力。民族主义所追求的「民族」、「国家」这些价值，已经深深地抑制了一个现代社会所应发育出来的自由、多元、理性、平等、包容等价值。未来中国人在挣脱专制、不发达之后，最难挣脱的，将是这个民族主义。

三、受难与雪耻

『中国领导人，也包括它的大众，不遗余力地准备一场大秀，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抗议它势必点燃民族主义，引起这个制度的反击。这种根植于历史的自尊伤痕，牵扯了中国、西方和日本。中国现代认同的最关键因素，乃是外国制造的遗产：中国国耻，其始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中国侨民在美国的耻辱待遇。这个进程又因为日本成功的工业化而加剧。二战期间东京入侵并占领中国大陆，在很多方面要比西方插手中国来得更具心理摧毁，因为在亚洲，日本的现代化成功了，而中国却失败了。这个自卑感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此受害感在二十世纪初期，即在中国成为一种理论，并作为基本要素塑造它的认同。 「百年国耻」」的新文学也随即出现……今春西藏人对北京的抗议和晚些时候全世界对奥运火炬的抗议，使北京旧式的政治控制又紧绷起来，其宣传语言也倒退回毛时代，一个官员说达赖喇嘛是「披着羊皮的狼」，令人惊讶的还有后毛时代出身的年轻人对BBC和CNN的愤怒抗议和网络威胁，他们的教育程度和世俗化，皆超过其父辈，有人还曾期待他们有可能走出中国人的「受害迸发症」呢，其实他们同样是中共宣传的对象，一个个都被改造成跟他们父辈一样的爱国主义者。 』

二〇〇八年夏北京奥运会故作夸张，乃是它要演出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上面引述的美国汉学家夏伟（Orville Schell）在美国新闻周刊的点评《中国的挫折焦虑》，便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什为清澈：「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其实我觉得，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遗余力地“申奥”，并以所谓「举国体制」办体育，死磕国际竞技场上的「冠军」，乃是下意识里被“「东亚病夫」这个耻辱所驱使的，只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一个民族得了「自卑症」，这种文学性的描述，科学上成立吗？挫折须靠成功来医治，一种心理治疗，但是心理学即使对于个体也尚在初级阶段，对于一个民族和社会，就更是不着边际了。印度安人的后裔，据说患有忧郁症，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不是所有挫折的种族，都有这个问题？大概大洋洲的毛利土著人亦然，但是非洲黑人呢？再说，还有另一类的挫折民族，如二战后的德国人、日本人，洗劫全世界之后，整个民族受惩罚，难道不该忧郁？可是他们仍然是最先进的民族；再如苏俄，冷战后帝国解体、共产党被禁，可谓“亡党亡国”，此乃二百年与西欧竞争的结局，何不忧郁？凭什么中国人就该忧郁？人类乃至整个大自然的进化法则，本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败亡毋宁是难免结局，何忧郁乎？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Paul A. Cohen 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他们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中南海非要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这个精心设计，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潜迹灰线可寻，且需装备诸如思想史、社会学等利器去分析，而我是外行，只能朝花夕拾，拣一点陈年旧事。假如仅仅顺着体育事件捋上去，你会找到1986年底，一场学潮刚被弹压下去不久，北大学生因中国男排打败了南韩男排，而在校园里游行，第一次打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却没有引起任何一家首都新闻媒体的报道，因为那很自然地被视为是“学生闹事”，谁知胡乔木严厉批评新华社，说你们太没有政治敏感和灵活性了，为什么不懂得“引导”学生的爱国情绪？这个指示立刻传达给所有的新闻单位。当时我听了只耸耸肩头，却想不到这个教唆伏笔于此，而埋线千里之外——二十年后的2008年，在北美大都市华人聚居的地方，群起围攻西藏人的场面里，中国女孩的小脸蛋上，竟如抹胭脂似的画上一面五星红旗！

此处还有一层。中国借奥运扬威，西方人可以嗅出其间的仇恨，亦深掘其精神源头上的那个“耻”，但是他们看不出来的是，中共所“雪”乃一新耻，已非百年前的近代丧权辱国之耻，那其实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声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已经“雪”过了，而这次是要“雪”八九以来之耻，不仅面对全世界，也面对国人，那耻便是在全世界摄像镜头之下实施的“六四”坦克镇压平民，是一个“人民政权”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江泽民的“海派”思路，令其国际视野较之“土八路”更为扩展，亦能窥出跟西方财团政客玩“市场游戏”的窍门，这个扬州人摒弃了共产党的理想主义，便也不会懂得西洋正统的伦理铁则和宗教神圣，他想“合法性”都可以用钱买回来，“耻辱”为什么不能靠一场光鲜的典礼抹掉呢？洋人是认钱的，中国人是没有记性的，只要国际上让北京办一场奥运，那它就是第二个「四九年十月开国大典」！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附：

苏晓康：「恐怕也只能慢慢来」——追怀林毓生教授

BY 苏晓康 ON 2022-11-24

文／苏晓康（作家）

编按：2022年11月22日，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先生过世，享寿88岁。林毓生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1934年8月出生于中国沈阳，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 1960年起，林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受思想家海耶克（F. A. Hayek）亲自指导和影响，对自由主义在中国前途的讨论提出以往中文世界从未触碰到的关键议题。作家苏晓康在1989年流亡海外之后，常与林先生聊天、分享见解。先生逝世，苏晓康亦分享撰写新书中的篇章，以怀念过去的交往点滴、以及林先生一辈人的思考与潜移默化的影响。 （* 本文经授权转自作者脸书专页）

【作者按：刚刚张淑伶从电报上转给我中央社的新闻，林毓生教授辞世。我自从八九年流亡海外以来，常跟林教授聊天、开会，也有文字往来，他是我吸吮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来源，而那是一股直接来自哈耶克的源头活水。我们最后一次聊天，是二〇一一年底，十年前了，我只知道林先生晚年颇有病苦，也离开了威斯康辛，踪影全无，其实那时他就隐退了这个痛苦的世界。作为一个思想史家，他是带着对中国的失望，可能还有愤怒而离开的，另一位思想史家余英时教授，我猜也是如此。他们这一代学人，一生以破解中国近现代落后、激进，坠入超常集权以及其解道为志业，最后看到的是一个最坏的中国，其悲凉痛苦可想而知。我手头正在撰写的一本新书，临时找出其中一段文字，以纪念林毓生先生。 】

清晨云雾未散，如海如涛，山顶竟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隐隐传出钟声，优美无以言喻。进寺歇息，只见一个喇嘛，径自诵经击钟，旁若无人。山顶一寺一喇嘛，还有比这里更香格里拉的吗？况且这既不在西藏，也不在印度，而是在欧洲的心脏日内瓦。 2011年底我飞到欧洲日内瓦，因我参与的一个人权组织，在那里办培训班。

「你不留一个电话号码，我能找你？」

临行前傅莉嘟囔了一句。我哪里会有日内瓦的一个号码？可是在她，我可能真的会一去不复返，叫她上哪儿找我去？我在费城机场，起飞前就用iPad 上网，再安慰她一番。她很紧张，不愿意我走，最后还是放手了。我只去五天，飞跃大西洋抵达伦敦希思机场，不能上网联络她，很焦急，好在一个小时就飞抵日内瓦，赶到旅馆就上网叫她，叫了好一阵子，她才上来，说美国已是早晨，她要去弄早饭了。

日内瓦濒临一湖，素有欧洲「西湖」之称，晚饭后大家一道散步到湖滨，夜色里湖畔很有西湖的味道。白天我也尽可能在附近遛遛。拜谒日内瓦，应是我们这种流亡者的份内之事，过去没有机缘。我特别找到国际难民总署，一栋蓝色大厦，让我倍感亲切，我是「国家级」通缉犯，后半辈子就是靠它的政策而延续，没有它我大概还在中国坐牢。还有国际人权服务中心（ISHR)，它在联合国附近，其广场上有一尊巨型雕塑，是一把三只腿的椅子，其隐喻虽关乎触雷而断肢，更广泛的则是「伤残的尊严」，我面对它暗暗垂泪，后悔没带傅莉一道来此。平时他们培训，我也心不在焉，要溜回住宿的旅馆，上网查一下傅莉可好？有时叫不应她，我就给邻居发个电邮，央求他们打个电话给她……。

那天礼拜，日内瓦培训班放假，我随众人去北郊爬山，那是与法国交界处，有一缆车可吊至山顶。学员都是来自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召集他们来这里，可以方便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旁听其作业流程，我也随他们去听过一次「反酷刑委员会」审查白俄罗斯报告，荒诞者中共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他们酷刑异议者可称世界之最。联合国各机构设计一套程序来监督各国执行状况，确系一种精致文化，只是世界纷扰野蛮不堪，其效果堪忧。

我在日内瓦遇到的这群人，都很年轻，大家说说笑笑，气氛颇好。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人权捍卫者」，我们需要组织西方资源来培训他们，以育苗培植人权意识于中国贫瘠土壤，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我对他们说：

「大家都知道方励之吧？八九之前他曾在北京被警察围追堵截，后来他跟我描绘他们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荒野里被一群狼围追』。这个形容，给我印象深极了，这其实是对八十年代的另一种写照，通常的说法是『开放』；这种感觉今天可以扩展到国内的无数维权律师、异见知识分子、访民，无后台的民营老板，甚至主张复辟文革的左派们。」

那天爬山，有个西南来的小伙子，一路上跟我聊天，他刚从牢里出来，还留着光头，他在国内不仅热心人权救助，还跟随一位西藏禅师信过喇嘛教，所以给人印象朴质而坚韧。他跟我说，中国下一步的抗争群体是所谓「贫二代」，农民工子弟，这一代人已经拒绝再做父母那样的奴隶劳动（廉价劳力），也对教育、就业等多方面的歧视身份愤怒已极，这代人聚居大城市周边，一有风吹草动便群起暴动，焚烧一切，最近的广东增城、浙江湖州两地骚乱皆他们所为，已成体制的心头大患。 「我要到这个群体中去生活！」他说。

我很喜欢这个男孩，他比我的儿子不长几岁，所以我也很担心他回去的处境，虽然我很清楚他的看法太简单，却也不忍心泼他冷水。他提到的这一代农民工，在中国有两三千万之巨，乃是塑造出一个「全球化」的廉价劳力，而剥削压榨他们的是两头巨兽，中国权贵和西方资本，不要说中国，整个世界也没有一丝力量来替他们讨公道。

方励之。相片来源：维基共享

我从日内瓦回来不几天，威斯康辛的林毓生教授就来电话：

「我跟余英时说，共产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还不垮台，那么我读过的所有书都算白读了！余先生说他同意我这个说法！」

他大概是听到最近关于中国局势分析才给我电话的。我则跟他说了一点不一样的分析：如今中共里头有危机感的，反而是所谓「红二代」，也只有他们有「变」的能力，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都是无声的、麻木的，底层和贫苦大众则是「碎片化」，每年虽有几十万起抗议，但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除了表达愤怒之外，其他的政治意义不大。

我也提到，「红二代」只有回到毛泽东，无论是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是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为从邓小平开始搞「资本主义大跃进」，中国被贫富撕裂，而至今只有毛泽东这么一个「思想资源」，在中国管用。

我没有说的是，其实林先生他们一代所读的书里面，没有关于今日中国的答案。他并没有白读。他所学到的政治判断是：暴政只能维持于一时，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恰好是最容易爆发革命之际。那是从法国大革命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或者说「欧洲中心」的一种看法，跟今日亚洲尤其发达之后的中国，不大相干了。林先生最后说「恐怕也只能慢慢来」，我说开放了三十年，也「西化」了三十年，毛泽东那一套还管用，这一点外面的人不懂。

 

苏晓康
1949年生于杭州，是所谓的「共和国同龄人」。 《河殇》总撰稿人。 1989年，40岁，64后被迫离乡，生命经历第一次断裂；1993那年与妻子傅莉在美国同遭车祸，生命第二次断裂。遭逢比他人更跌宕离奇的人生哀乐，笔下内化为比他人更沉郁的感悟情采。着有《离魂历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湾》、《鬼推磨：中国魔幻三十年（1989-2019）》、《西斋深巷》、《瘟世间》等著作。

文章来源：联经思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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