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19 5 月, 2024 1:56 上午

民族之殇30祭,黄河在这里拐了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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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35 年前,声势浩大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中国与第三波民主化擦肩而过。重视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才更可能在未来取得成功。那场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总结?如何看待公民抵抗在香港所遭受的严重挫败?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非暴力抗争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手段?如何改进我们运用这种抗争技术的技能,从而提升成功的机会?《中国民主季刊》芮朝怀就这些问题,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胡平先生做了以下对谈。

芮朝怀(以下简称芮):首先,您认为八九民运有哪些非常成功的地方或者说成就?它又有哪些重要的战略或策略失误与其最终的失败有关系?还有,您认为 35 年后的今天,89 民运的经验教训是否已经得到了正确的总结呢?

胡平(以下简称胡):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第一,它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近代以来,中国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些是宗教的,有些是民族主义的,有些是反对政府的,这些并不是追求自由民主,但中国的八九民运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第二,参加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第三,这么大一场运动,始终坚持非暴力,令人惊叹。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所表现出的崇高、热烈、真诚、团结,以及面对六四事件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无比的义愤与悲情,实在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表现得那么纯真、那么美好、那么让人感动。我相信,每一个过来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不管他现在对这场运动怎么看。你既然曾目睹它飞掠高峰,你就该知道它不是鸡,它是鹰。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民族失去信心。非常不幸的是,八九民运虽一度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最终失败了。从民运这边反思,民运在策略上的主要失误,简言之,就是没能做到见好就收。

芮 :“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是您对 89 民运一个著名的反思性结论,您可否解释一下这个提法的意思?您认为 1989 年民运在什么节点上可以见好就收?在非暴力抗争的某些培训课程中有一个说法,叫“宣布阶段性胜利”,如果将“见好就收”重新表述为“宣布阶段性胜利”,是否更容易被理解?

胡:所谓“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也就是博弈论的“一报还一报”。是的,见好就收就是宣布阶段性胜利的意思。我在文章里讲过:民运不是一锤子买卖,不可能一步到位,民运需要积小胜为大胜,因此需要在一定阶段提出一定的阶段性的目标,去实现阶段性的胜利。已故的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 1989 年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条教训就是: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这就是我所说的“见好就收”。另一位非暴力行动专家、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đa
Popović)在他那本专门研究如何用非暴力方式打败独裁者的书《革命蓝图》(Blueprint for Revolution)里,把“见好就收”当作非暴力抗争的重要策略原则。波波维奇说,非暴力抗争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懂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胜利”即见好就收。波波维奇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

有人说,在八九民运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好”。当然不是。在八九民运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好”。单单是当局表示愿意和学生领袖、而且是学生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的领袖坐下来对话,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了,还能不算“好”吗?在八九民运中,有好几个节点可以见好就收。例如 5 月 16 日阎明复到广场和学生对话,又如赵紫阳 5 月 17 日代表政治局五常委发表书面讲话。如果在这些节点上,民运见好就收,八九民运的结局就会完全不一样。

芮 : 但那场运动的许多亲身参与者并不认同您的看法,包括您说的这些节点。他们不认为在您说的这些节点上应当撤,而且,许多人认为大的群众运动很难做到当收就收。

胡: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广场上的学生有好几次差一点点就撤了。真是功败垂成,所以特别遗憾。我当然知道,群众运动不比军队,很难做到令行禁止。群众运动要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八九之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在 88 年写文章提到,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运动总是以失败而结束?我的回答是,因为它不失败就不会结束。

一般来说,群众性的非暴力运动要取得胜利,离不开两条。一是要有严格的非暴力纪律,避免暴力行为,二是能见好就收,在应该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八九民运极其出色的做到前一条,做得太出色了。拿北京为例,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一次又一次的游行集会,长达 50 余天,居然没发生打砸抢,甚至连小偷都宣布“罢偷”。事后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简直是奇迹。

 

相比之下,让广场上的学生撤离广场的难度反而要小得多。八九民运把最难的都做到了,把不太难的反而没做到。可见不是做不到,是当时的我们缺少博弈的概念,缺少政治是妥协的概念。我写《八九民运反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强化这些概念。这样我们在下一次就可以做得更好。

芮 : 您也将“见好就收”用在了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分析中。据我所知,不少香港朋友也不认同您的批评。您认为反送中运动在什么节点上应该“见好就收”呢?“勇武派”崛起后,温和一翼决定不“割席”,对此您如何看?勇武派的“勇武”到底意味什么,是否就是诉诸暴力?

胡:关于香港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需要多说几句。6 月 15 日,港首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就是明显的“好”,民运就应该见好就收,而且反送中运动没有采取占领中心广场一类的方式,因此不存在撤离不撤离的问题。但是在反送中运动中出现了勇武派的暴力。反送中运动的失败,就败在勇武派的暴力上。

港人本来有着强大的、深入人心的非暴力抗争的传统。可是在反送中运动中却出现愈演愈烈的暴力,需要说明的是,勇武派的暴力不是暴力革命,不是武装起义,不是打游击。勇武派的暴力是低度暴力,主要不是针对身,而是针对器物,针对政府象征物,比如立法会大楼外墙,还有地铁设施、亲共商铺之类,有些勇武派向警察扔砖头、扔燃烧物。

勇武为什么在反送中运动中得势了呢?其实是出于一个严重的误判。港府要推行送中条例,港人强烈反对。6月9日,港人举行 100 万人大游行反对,但特首林郑月娥在第二天仍然说要推行送中条例,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要在6月12日二读审议。在12日那天,从凌晨起,就有大量港人,主要是年轻人,包围了立法会,然后和前来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有抗议者往警察扔砖头,警方则发橡皮子弹和瓦斯,场面火爆,导致立法会很难进行,主席梁君彦宣布推迟二读。三天后的6月15日,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

在很多人看来,既然在9日的百万人和平游行之后,林郑还说要修例,而在12日的暴力冲突之后,林郑就改口了,说暂缓修例了。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和平游行是没用的,要来点暴力才行。纽约时报 17 日发表的新闻分析“习近平治下中国最大的政治让步是如何发生的?”,引用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者高敬文 (Jean-Pierre Cabestan) 的话说,“一周前的那次适合家庭的游行不足以传递一个信息。”“不对当局施加一点暴力和政治压力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勇武派声威大震,很多和理非也对勇武刮目相看。但这是严重的误判。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港府之所以让步,就是因为百万港人的和平游行。因为百万人和平游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给港府和北京造成巨大压力。

芮 : 为什么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给港府和北京造成巨大压力?国际社会有哪些重要反应?

胡:就在 6 月 9 日大游行之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昨天几十万港人的和平示威明确显示公众反对修例建议。美国认为修例可能破坏香港的自治。如果通过修例,美国将考虑香港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独立关税区)地位,等等。紧接着,6 月 11 日,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也发表声明,高度赞扬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并指出,港府修例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6 月 12 日,川普在白宫还专门讲到 6 月 9 日港人大游行,说,那真是 100 万人大游行啊,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的游行。另外,德国政府也作出强烈反应并表示,如果香港与大陆签订引渡协议,德国将考虑停止它原来和香港的引渡协议。如此等等。

其实,北京方面自己也承认,它之所以让步,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据香港建制派媒体《香港 01》6 月 16 日的报道,中联办专门派人到香港,给建制派解释为什么要让步,说:这次修例的初心正确,但外国势力一共有 67 次声明,企图加入干预及抹黑,令事情变得复杂,所以要暂缓修例。

港府和北京之所以在 6 月 10 日、11 日美国国务院和国会都发出警告之后,依然按原计划准备在 6 月 12 日立法会二读,那只不过是他们暂时还没掂量出美国警告的份量,很快他们就权衡出来了,所以在 15 日就宣布无限期暂缓了。由此可见,港府和北京让步是港人和平抗争,以及和平抗争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结果,不是 6 月 12 日勇武行动的结果。

可惜的是,很多港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送中运动初期的成功使很多人误以为和平抗议没用、勇武才有用。接下来,抗议者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受到鼓励的勇武派把他们的行动进一步升级。7 月 1 日,一些勇武派撞碎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大门,一度占领立法会。这时,从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后难堪的沉默了半个月的林郑马上站出来,宣称要“止暴制乱”。

我那时说,港人提出的诉求,有些可以通过和平抗争实现,不需要加入暴力元素,有些诉求和平抗争达不到,加入暴力元素也达不到。港人的勇武抗争在道义上固然有其正当性,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其副作用,尤其是被当局利用、反过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可能性。

芮:勇武抗争的副作用表现何在?

胡:7 月 1 日勇武派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美国前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就发表讲话说,美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昨天立法会出现的暴力与破坏感到失望。英国外交部官员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但这些话勇武派都听不进去。很多港人还是误以为和平抗议没用,勇武才有用。一句“是你们教我们和平抗议没有用”的口号很是流行,连一些和理非的代表人物都常提这个口号。

7 月 24 日,美国学者戴雅门(Larry Diamond)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提出,港人应该见好就收,转而为长期目标的谈判和接下来的区议会选举作准备。戴雅门对运动的渐趋激进化感到很忧虑,他尤其担心少数人从先前的非暴力策略转向了针对财物的暴力。戴雅门说,虽然香港不是大陆,但当局仍然有能力强力镇压。一旦北京决定出重手以掌控局势,“西方社会将没有人骑马来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港人应见好就收。有一些要求得到了解决,就暂时结束,然后再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再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也说港人应当见好就收,坐下来对话解决问题。戴雅门和松田康博都提到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的失败教训。一些资深的民主派领袖,如李柱铭、黎智英、朱耀明,都对勇武派的行为表示反对,担心这会招致当局的强力镇压。李嘉诚在报上刊登广告反暴力,警告“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但仍有很多人相信和理非没用,不升级不勇武不行。

这时有人提出,民主派要团结,不要内斗,不要互相批评;应该“不割席”,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文的也来武的也来不是更好吗?那时还有人提倡去中心化、无大台,提倡运动应该像水一样无定形,如此等等。这些说法一时间很流行,不少人还自以为发明了什么社运的新策略呢。

芮:您为什么不赞成“去中心化”、“无大台”?

胡:我对这些流行说法都非常不赞成。“去中心化、无大台”,其结果就是木桶定律 —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木板 — 运动的结果取决于最激进的少数人,也就是最激进的少数人绑架了大多数人。“不割席”是奢侈品,只有在高度法治的地方才行得通 — 警察在打压暴力行为时能严守分际,不去打压和理非。港府和北京哪会这么好?港府和北京一旦决定严厉打击搞暴力的勇武派,它一定会把和理非一锅煮了。

再接下来,一些勇武派提出个大计划,叫“揽炒”,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他们要用不断的街头暴力,破坏公共设施,制造交通堵塞,干扰政府施政。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这样长期混乱下去,到头来就迫使当局二者择一:要么作出让抗议者收获的让步,要么严厉镇压。他们又认定,当局一旦残暴镇压,必定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制,给中国政府造成很大损失,甚至引爆中共统治危机,导致中共统治的崩溃。

我一看到这个策略就反对,因为很明显,如果实行揽炒策略,当局很可能选择严厉镇压,那固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制裁,但是当局能够承受这个代价,民运却承受不起那样的镇压,到头来玉焚了,石却没焚。后来,北京直接出手,全国人大通过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一不做二不休,接下来又修改香港的选举规则,剥夺了民主人士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资格。最近又通过了 23 条。香港全面沦陷。回顾整个过程,香港民运转胜为败,从民运方面检讨,败就败在不知道见好就收,败就败在勇武派的暴力抗争。

芮:也有香港朋友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见好就收。

胡:这完全是在重复先前为八九民运失败辩护的论调。反送中运动重蹈了八九民运的覆辙,都是因为没有见好就收而失败,然后又都是拿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来辩护。港人没有吸取大陆民运的经验教训,我们海外民运自己就没有认真吸取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如果海外民运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对港人提出忠告和建议。但是这么做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呐喊助威。这使人想起圣经故事里的一句话:“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但什么也没有学会。”

芮:我们回到总结八九民运经验教训的问题上来了。人们都知道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但并非所有“总结”、“反思”都是正确、有益的。

胡: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一般人会从消极方面吸取经验教训:就是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是没有用的。问题在于当人们认为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转而进行暴力的抗争。因为在今天中国的这种现实条件下,由一般的民众进行暴力抗争是缺少现实可行性的,因此当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从而放弃了非暴力抗争,他们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向大家说明,在中国就算面对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以前包括八九民运遭到的失败并不是必然的,这和我们民运方面自己的策略失误有很大的关系。

不少人同意我对八九民运的分析,也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败确实并不是必然,如果能够做到见好就收,那完全可能取得成功。但有些人又说,你要求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够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这根本是做不到的。按照这种说法,民运好比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那还有多少人肯坐上来呢?我们不要小孩子玩火,就因为小孩子控制不住火势,到头来往往是把自己也给烧灼了。要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结论就该是以后不要再搞什么民运,免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那篇《八九民运反思》很长,有 8 万多字,在《中国之春》月刊上连载 8 期才发完。当时有些批评者表示很不耐烦,他们说,也许,下一次民运都爆发了,你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反思呢。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对八九民运的深刻、正确的反思,下一次民运根本就不会到来。

30 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大规模的、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再也没有发生。照这样下去,今后民运也很难发生。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再次提出非暴力抗争的问题,必须认真总结过去民运的经验教训,努力恢复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芮:具体地说,从八九民运和反送中运动,我们可以怎样总结教训,怎样改进?

胡:两场大运动都遭到大失败。我们必须总结教训。“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 (ICNC) 总裁哈迪 • 梅里曼(Hardy Merriman)归纳出非暴力抗争成功的三大要素:一致抗争、规划和非暴力纪律。他强调一定要有战略策略的规划,要有非暴力纪律,防止某些参加者的暴力行为。而反送中运动期间提出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和理非与勇武不割席”、去中心化、不要大台,条条都是和这三要素对着干的。这怎么搞得成?至于八九民运中广场学生总是撤不下来,基恩·夏普总结的教训是,“非暴力占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对于抗议者来说毕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被对手移除。”香港 2014 年的占中运动也是采用了占领的方式,结果也是在该撤的时候撤不下来,导致最后被当局强行清场,整个运动黯然落幕。为了避免这一错误,在未来的抗争中,除非我们事先建立起退出机制,否则不要采用占领这种方式。

芮:在海外,您和王天成等人都强调要坚定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可是当局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重回极权高压,高科技监控技术的发展,也给当局的控制提供了新的方便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怎么才能重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呢?

胡:现在当局的控制相当严密,不过在江胡时代,还是比较宽松的。在互联网大普及的初期,再加上维权律师群体的出现,人们发表异议的空间比八十年代还大。

举一个例子,79 年审判魏京生,魏京生的自辩词和律师的辩护都是保密的。是一个在官方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在法庭现场偷偷录了音,然后民刊的朋友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油印成传单,在街头散发,但很快就被当局逮捕判刑。可是到了胡温时代,民运人士在法庭受审,他的自辩词和律师的辩护词马上就上了互联网广泛传播。这说明曾经一度,在中国,表达异议的空间比八十年代还大。

问题是,虽然空间比原来增大了,但是缺少了千千万万民众的参与。也举一个例子。2000 年六四前夕,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江绪林在著名的三角地贴出海报,呼吁大家纪念六四十一周年。那时候的北大学生大都是知道六四的,在那时,校园里是可以公开讨论自由主义的,可是没有人响应江绪林的呼吁。江绪林还提出建立学生自治联合会,也没有人响应。那时北大校方并没对江绪林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江绪林后来还是毕了业,然后还去香港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还能在上海的华东师大担任教职。这说明,一定的空间是有的,敢带头的勇士是有的,缺的是广大民众的响应和参与。

1998 年 5 月,印尼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苏哈托专制政权黯然下台。在那以前印尼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十个人上街抗议,政府不理你;一百个人上街抗议,政府要抓你关你;十万个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和你谈判。”过去这 30 多年间,一小批勇士前赴后继,奋斗不止,可歌可泣,但遗憾的是,大规模的、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却再也没有发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民运方面没有突破,而统治者就抓紧时间去加以修补,把它镇压的技巧加以提升,当局的控制愈加严厉,非暴力抗争的空间被严重压缩,但这种控制不可能天衣无缝,一定的反对空间总还是存在的。白纸行动的发生就是一个例子。关键问题是参与的人太少,以及一般人失去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芮:现在海外有不少人主张暴力抗争暴力革命,他们说非暴力此路不通,只能暴力革命了;有的说非暴力和暴力不可偏废,我们既要非暴力也要暴力,等等。

胡:不要以为这种声音这种主张现在才有,以前早有过了,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就有过了。这类声音国内有,当时没有互联网,这类声音外界听到的很少。海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听到很多。

六四后不久,一个来自台湾在美国当理工科教授的张系国,也是个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自费在《世界日报》上登广告:“悬赏十万美元,捉拿邓、李、杨,死活不论。”有些民运人士嫌老的民运组织不带劲,又成立新组织,成立党,宣称要推翻中共,不排除暴力,除了搞学运搞工运,还专门提出要搞兵运,策动兵变。王炳章在 98 年出版了一本《中国民主革命之路》,除了讲和平斗争、合法斗争之外,还用了很大篇幅讲暴力革命,讲武装起义、军事政变,还讲到绑架、暗杀等行动。

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主张暴力革命的朋友们提出的种种行动方案,没有一条付诸实行。不是他们不想实行,而是实在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和工具,以至于到头来毫无作为。他们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没有现实可行性。

芮:也有人争辩说,过去 30 多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暴力抗争,比如杨佳、张扣扣;又比如有些地方的村民反强拆,他们集合起来,拿起家伙对恶势力以暴抗暴,有的还取得了成功。请谈谈您的看法。

胡 : 我们谈的暴力非暴力抗争,主要指的是有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像杨佳、张扣扣,以及反强拆的村民对基层恶势力以暴抗暴,不属于这个范畴。《水浒传》里的不少好汉,在投奔梁山之前都干过这一类行动,但是只有他们上了梁山和众好汉聚集在一起,扯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这才算开始了他们的造反事业。你注意到了吗?没有民运人士去当杨佳当张扣扣,也没有民运人士集合起来拿起家伙和政府的爪牙们干。可见这种区别当事人是明白的。

芮 : 您在文章里提到过,搞政变、兵变是别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您也谈到,那些鼓吹暴力革命的人,实际上手里没有枪,没有办法来真正搞暴力革命,所以说只剩下非暴力抗争的选项。但是我也看有人提倡说,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努力方向用于促进政变或者兵变?如果我们把精力和资源去投入到促进兵变和政变上,会不会有可能成本反而会更小呢?

胡:搞政变必须是接近最高权力的高层官员,搞兵变必须是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军人。如果你是华国锋,是叶剑英,如果你是林立果,那另当别论。我们是平民,我们是民众。我们没法搞政变搞兵变。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文章和讲话,用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去影响那些高层的人,影响那些军人,并且通过和平的集体行动展现我们的意志和力量,向统治集团施加压力,促使其分化和变化。这对我们来说还是非暴力。

需要说明的是,高层政变、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非暴力抗争问题专家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政变和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

芮:最后,可否请您谈谈,在纪念八九民运 35 周年之际,反对阵营需要特别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胡 : 我以为,我们需要特别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改进自己,如何把对的事做对。如果从民主墙运动算起,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已经有 45 年了。回顾以往,我们曾经有过令人激动的高峰,有过令人鼓舞的拓展,有过对未来的高度乐观与坚强信心。然而到了 45 年后的今天,我们却不能不发现,我们陷入了令人悲痛的低谷,曾经有过的那些成果都荡然无存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在哪里没做对?无怨无悔应是指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的矢志不渝,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先前所作的一切,在方式上和策略上没有任何可以检讨和可以改进之处。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如果在“六四”35 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那就是辜负了 35 年的光阴。

波兰的瓦文萨在讲到为什么偏偏是波兰,最早取得了自由民主的突破时说:“因为我们比所有人更精明,我们从别人的模式中吸取了教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瓦文萨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战胜的!那取决于你用什么武器,什么方法,抑或是盲目冲动。我以前常坏事,就因为我常常冲动——什么?不行?天啊,这怎么行!然后就被对方一拳打在下巴上。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不是办法。我输了,证明我的方法一定不对。所以我后来改变战术。我想,嘿,我今天打不过你,好的,后会有期。改天换个方式再来,不行的话再换个方式,再换一个。如果我还是落败,就说明我还没学乖,或者没有选对武器。

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不断反省、不断改进的精神。八九民运遭到严重的挫败,许多人只是一味地去怪中共——不是我们没做好,而是中共太坏了;要么就是去怪民众,去批判中国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就算这些责怪全部正确,那又怎么样呢?既然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民众都是给定的事实,我们的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而不是在另外的假想的条件下,推进自由民主。因此,我们必须改进自己,我们也只能改进自己。仅仅是做对的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对的事做对。

芮 : 谢谢您。今天对谈的是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希望将来的抗争能做得更好,达成结束专制、建立民主的目标。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2期(2024年4月15日)
链接:https://chinademocrats.org/?p=3110

文章转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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