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蔓延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两项令人瞩目的医学壮举：位于上海附近的无锡人民医院和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别为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了双肺移植。这的确是“世界首例！”然而，除了消息本身引人注目之外，器官的极短等待时间也同样值得关注。中国最知名的肺移植外科医生陈静瑜博士在无锡人民医院从贵州省一位健康的捐献者那里，在患者被转移到他所在医院后的五天内就获得了匹配的肺。同样，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外科医生也在三周内为患者进行了移植，报道称他们是“全国范围内寻找供体”。
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极短的器官获取等待时间极为不寻常，通常等待时间以月或年计。这要么意味着中国的医院基于志愿者的捐赠系统极其高效，达到了先进器官捐赠系统的国家在疫情期间难以实现的水平；要么表明存在一群可以按需被处决以提供器官的囚犯。根据目前的信息，无法确定这两个案例中的哪种解释是正确的。然而，快速获取器官的过程确实令人怀疑。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移植系统与其安全机构密切相关：近四分之一的授权移植医院是军队或武警医院。中国也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几乎完全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的国家。2015 年，中国声称其移植系统进行了改革，官员们承诺不再使用囚犯器官。在此之前，囚犯显然是按需被处决的：移植的等待时间只有几周、几天，甚至是几小时，说明执行死刑与移植手术是紧密配合的。关于这些囚犯的身份是否仅为死刑犯，还是也包括良心犯，争议激烈。
考虑到器官移植手术费用可能高达数万美元，移植医院和外科医生显然有进行移植的动力。使用囚犯器官作为来源只需支付最低的医疗检查费用。因此，尽管一些囚犯可能被送往劳改营和监狱作坊，少数囚犯的器官通过获取和贩卖直接带来利益。此外，器官移植似乎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享有的医疗福利之一。
在审视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时，核心问题包括：中国的人体器官交易是否仍在继续？规模如何？中国在改革滥用行为方面的成效如何？良心犯是否仍然是器官的来源？中共，尤其是其武装力量如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这些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如何？
移植系统的扩展未见器官来源的增加
在审视过去 20 年中国器官移植系统的发展时，有几个关键发现浮现。首先，该系统自 2000 年起开始迅速扩展。无论是来自中国移植外科医生的口述，还是从中国医院网站上收集的原始数据，都能清楚显示这一点。一位与国家有关联的中国领先外科医生向国内媒体表示，2000 年是中国移植行业的“分水岭”，肝移植数量在 1999 年至 2000 年间增长了十倍，到 2005 年又增长了三倍。相关报告收集了近 800 个数据点，来自 400 多家医院，确认了这一增长。
数据显示，执行移植手术的医院数量从 1999 年的不到 100 家增加到 2004 年的近 600 家，2007 年达到最高的 1000 家。数千名新的移植外科医生也得到了培训，到 2014 年，记录在案的移植人员总数接近 1 万人。移植技术的新专利注册数量在 2000 年后迅速增长，报道首次进行肝脏、肺和心脏移植的医院数量也大幅增加。在 2000 年代初，数十家医院建立了新的移植研究实验室、病房或整栋大楼。政府也开始补贴其国内免疫抑制剂产业。
第二个发现是，移植手术开始按需进行。这在中国的肝脏注册年报中显而易见，这些年报在研究人员发现相关信息后被从网上删除。2005 年和 2006 年的年报显示，分别有 29% 和 26.6% 的肝移植手术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这意味着患者出现肝衰竭后，一具健康且血型匹配的肝脏在一至三天内被获取。取肝伴随着捐赠者的死亡。在没有志愿捐赠系统的情况下，这只能通过对囚犯进行预筛查并按需处决来解释。
第三个发现是，中国对其器官来源的官方解释无法解释移植系统本身显示的现象。随着国际压力的增加，官方对器官来源的解释有所变化。2001 年，中国发言人称器官来自囚犯的说法是“恶意诽谤”。2006 年，这一否认变得缓和，改为声称死刑犯“只在少数情况下”被使用。到 2012 年，官方称器官几乎完全来自死刑犯。自 2015 年以来，中国又声称器官仅来自志愿捐赠者。
然而，将移植系统的发展与死刑系统的特点相比较，显然存在显著的不协调。中国对死刑执行数据严格保密，但研究该问题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自 2000 年代初以来，死刑在司法系统中的执行数量一直在长期下降。2007 年开始的执行程序改革导致死刑判决数量大幅下降。当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取得了审核和批准每个死刑判决的权力，而不再由省级法院决定。司法界内部人士告诉媒体，死刑的急剧减少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不敢报告，担心公众会认为他们在撒谎。
移植医疗体系的持续扩展
尽管如此，中国的移植系统仍在扩展。2007 年，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一栋 14 层的大楼，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落成。它最初计划容纳 500 个移植床位，但在开业前就扩展到了 700 个。之后，它报告以满负荷运营，2013 年又增加了 300 个床位。领导这一扩展的移植外科医生沈中阳博士还创立了北京武警总医院的移植中心。
从 2010 年到 2012 年，为中共高层服务的解放军 309 医院将其移植床位容量扩大了 25%，利润增长了 800%。其他大型移植中心也在扩展，例如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其移植床位从 2005 年至 2016 年几乎增加了三倍；上海仁济医院则从 2004 年至 2006 年间将其移植床位翻了一番，至 2016 年又增加了三倍。这些只是个别案例，反映了更大的趋势。
很难可靠地估计这些活动暗示的器官移植量。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方法，主要基于有限的数据进行推断，或假设强制性的最低移植量得到了遵守。这些估算表明，从 2000 年到 2015 年，每年的移植量在 6 万到 10 万例之间。另一种方法是直接从官方公开声明中推测，得出这一时期许多年度中每年约有 3 万例移植的估算。虽然确切数字未知，但显然远远超过了死刑执行的数量，2013 年估计为几千例。
关键问题是：如果志愿捐赠系统无法解释健康器官在短时间内的可用性，而死刑执行数量又远低于移植数量，那么这些器官的来源是什么？
这些不一致需要另一个解释，因此民间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包括：流氓医生操作器官贩卖团伙，以及有人自愿出售肾脏以购买 iPad 等消费电子产品。
要判断这种大量人类器官供应的来源，需要评估相互竞争的假设，并判断哪种最为可信。其中一个最具可信度且令人不安的解释是，良心犯在中国被系统性地在监禁期间进行医学检测，随后被处决以摘取器官，中共官员借此牟取巨额利润。被关押的人员是唯一能合理解释中国移植行业中健康器官供应规模的群体：他们被关押，预先筛查器官功能、健康状况、血型，甚至在肾脏移植中筛查组织相容性，并可以按需处决。此外，与普通罪犯相比，良心犯通常处于更好的健康状态，因此比受毒品滥用等健康问题影响的普通罪犯更适合作为器官来源。审视可能的被囚群体时，良心犯是数量最多、最合适且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之一。
对中国器官移植数据的分析以及官方的承认表明，中国每年进行数万例器官移植手术。死刑犯的数量估计只有几千人，且其中只有一部分适合作为捐献者。当前自愿捐献系统的规模尚不清楚，但系统性的数据造假表明其规模远小于官方声称的规模，这意味着仍然存在未能解释的移植数量差距。
可能被利用为器官来源的监禁群体
关于良心犯器官摘取的指控首次于 2006 年由法轮功学员提出。在 2006 年法轮功指控之前，中国没有关于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或官方规定；然而，在当年 3 月法轮功指控提出两周后，卫生部首次宣布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临时指导方针。2006 年在官方叙事上也是重要的一年：中国官员最初否认使用死刑犯作为器官来源，随后在 4 月修改了这一说法，称死刑犯确实是器官的来源。
关于良心犯被用于摘取器官的指控由多方面证据组成，许多证据虽然不是全部，但与法轮功学员有关。最显著的证据包括以下几项：
法轮功学员报告称，在拘留期间，他们被要求接受不寻常的血液检测、胸部 X 光和腹部器官的超声波检查；一些逃亡者报告称，只有法轮功学员被监狱看守要求进行此类身体检查和血液检测，且没有任何解释。经过这些检测后，这些学员开始消失。
有大量调查人员冒充潜在病人、病人亲属和医生致电中国的移植医院，并获得了来自护士和医生的承认，即器官可以按需提供。在一些电话中，医院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业于 2000 年左右迅速转型，而这一时间点距 1999 年开始的镇压法轮功运动约六个月，正值中国死刑犯人数下降。
许多案例记录了年轻、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在拘留期间神秘死亡后迅速火化的情况。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给家属，家属只收到一个骨灰盒。
还有一些案例记录了死者家属在见到遗体时发现尸体上有与器官移除一致的伤痕。在重庆的一个案例中，警方承认在死亡后立即移除了器官，但声称这是为了提取医学样本。
医学与“反邪教”官员的重叠
除了上述证据外，还有一个显著的证据点是执行移植的医学人员与执行反法轮功运动的中共干部之间的重叠。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著名肝脏外科医生、中国医学会副会长郑树森博士。在 2017 年之前，郑树森还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主席，这是一个党领导的机构，旨在推进中共对法轮功和其他被国家取缔的宗教组织的镇压运动。2009 年，郑树森以其安全角色在一本反法轮功内部书籍的前言中，将法轮功描述为“邪教”、一种“病毒”和“癌症”。近年来，郑树森与其妻子共同创办了一家私立医院，该医院提供器官移植作为治疗手段。这对夫妇特别擅长短期紧急器官移植手术。
中国器官捐赠官方数据的可疑性质
正如本系列第一部分讨论的那样，中国关于器官来源的官方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不一致且闪烁其词的变化。此外，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也难以令人信服：对中国器官捐献登记数据的法证统计分析表明，中国医疗当局篡改了自愿捐献系统的数据。这一发现于去年年底发表在一家知名医学伦理学期刊上，研究表明中国官方的捐献数据集符合一个二次方程。中国的数据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移植数据要平滑一至两个数量级，即便是那些移植系统快速发展的国家。
一系列后续的统计发现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初步发现，结果表明数据实际上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模型生成的，而不是基于实际的移植活动。其他一系列定性发现也进一步质疑了数据的可信度，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数据中一系列不合情理和不可能的异常现象，如 2016 年某两周期间每位捐献者提供 21.3 个器官的说法。
关于维吾尔族被拘留者监禁和剥削问题的质疑
目前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禁也引发了关于这一群体在执行死刑和器官摘取方面脆弱性的疑问。与针对法轮功的指控相比，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良心犯的指控中也存在类似的证据链，尽管尚未像法轮功那样完全成形。据报道，维吾尔族人也被系统性地强迫进行血液和 DNA 检测。曾被拘留的人员报告称，他们曾被强迫进行胸腔和腹部器官的健康与功能检查。维吾尔族人在拘留期间失踪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多份报告和泄露的视频录像显示，维吾尔族拘留者被秘密通过铁路转移至中国其他地区，虽然这一事实本身不能证明这些人被用于器官摘取，但确实表明了国家对这一脆弱群体的非法控制和不受监督的状态。
由于虔诚的穆斯林更有可能戒酒戒烟，他们可能与法轮功学员、地下教会成员和其他宗教群体类似，成为比普通罪犯更具吸引力的器官来源，后者往往受到毒品滥用和其他健康问题的影响。如果维吾尔族拘留者确实成为此类目标，这将是中共从其长达二十年对法轮功镇压运动中“学习”到的又一案例。
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大部分器官移植活动最合理的解释是来自良心犯的法外处决和器官获取。如果中国官员有其他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他们应当提供出来，而不是用虚假的数据来掩盖问题。
在过去二十年发展起来的器官移植系统中，中共以清除被认为“污染”社会的群体为目标，同时中共成员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获得个人利益。与此同时，北京还利用其与国际医学精英建立的关键关系，为其器官移植改革赢得了赞誉。
随着 COVID-19 疫情的爆发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动荡，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受到中国影响的指控引起了更多关注。批评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卫生组织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尽管人们很少关注这一现象是如何发生的。本文以中国国内的器官贩卖和移植产业为案例研究，展示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其认为重要且极为敏感的话题上实现“话语权”——这是中共政治影响力文献中的术语。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器官捐赠和移植基本上与政治无关。但在中国，这一领域高度政治化，这是由于国家的安全机构、医院系统和军事医疗机构之间长期的共生关系。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在抵挡活动人士和伦理学家的批评，但近年来，中国医学官僚体系的关键成员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力求在全球医学组织中施加影响并“讲好中国故事”。尽管越来越多的反对者存在，这些努力总体上取得了成功。
中国政治学者已经表明，统一战线思想贯穿于中共的对外关系策略。中共与国际医学组织在其国家支持的器官贩卖产业中的互动，是其在这一领域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展示了许多关键的政治影响力工作的方面，包括统一战线活动、宣传、精英俘获、对外国人的管理、信息伪造和操控。如果自由国家希望抵制这些努力，首先必须更好地了解这些策略的实施方式。
中共对器官贩卖叙事的影响
中共围绕器官摘取叙事的国家目标有三个。第一个目标是保护政权的政治安全和合法性，避免因系统性利用良心犯作为器官来源的指控而受到质疑。第二个目标是确保党内精英能够继续获得移植器官。第三个目标是提升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展示其在先进医学领域的领导地位，同时确保中国外科医生在西方医学期刊、会议和专业协会中的声誉和机会。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共在实现“话语权”方面的成功令人印象深刻。
正如本系列前两部分所述，中共监管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主导的器官贩卖产业——很可能从良心犯那里获取大量器官，这些人被关押、进行血液检测，并为支付费用的客户被非法处决。尽管如此，全球名义上关注器官贩卖的医学组织（包括世卫组织、器官移植学会和《伊斯坦布尔宣言》监管小组）都没有公开承认或批评这一安排。相反，中共官员帮助建立了世卫组织的反器官贩卖工作组，一名中国关键官员还曾担任 TTS 伦理委员会成员，另一名中国官员在 TTS 的双年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世卫组织和 TTS 的官员在强调中国官方叙事时，忽视了法外处决的担忧：中国官方声称，过去器官主要来自死刑犯，但自 2015 年以来，器官仅来自自愿的、医院为基础的捐献者。他们拒绝接受一系列证据的质疑，这些证据已发表在知名医学伦理学期刊上，并由著名统计学家审查，表明中国目前的自愿捐献数据已被系统性伪造。
与国际移植官员构建“共同点”
在后毛时代，中共管理与外部世界潜在敌对关系的指导框架是“求同存异”。在器官移植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中共官员始终强调的“共同点”叙事是：器官只能通过“公民自愿捐赠，并公平透明地分配给移植接受者”。所有可用的证据表明，中共官员并未遵守这一理想，且存在诸多系统性动因阻碍其实现。
在过去五年中，两大核心主题——消除移植滥用和确保仅来自自愿捐献者的来源——一直是与外国人交往时，中国最资深的移植官员所传达的稳定信息。在这些宣传努力中，两位官员尤为突出。第一个关键人物是黄洁夫博士，他曾担任多个职务：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移植政策的负责人、中共医疗保健委员会副主席（负责领导层的健康管理）、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及政协常委。第二位是黄洁夫的门徒王海波博士，现任自愿器官捐赠系统的主任。
在过去 15 年里，这两位官员与全球移植专家建立了重要的关系。黄博士和王博士对外国同行始终遵循一致的说辞，称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完全自愿的器官捐赠系统，但他们需要外界帮助以对抗中国内部的腐败势力。根据这一叙事，公开讨论从政治犯中摘取器官将破坏他们的改革努力；外国专家应信任他们，作为中国医学界的改革先锋，给予支持。
在与外国对话者的交流中，中共官员愿意容忍表面的批评，但排除了对中国移植系统内最严重滥用行为的讨论。例如，全球移植领袖曾写信给习近平，指出中国因使用死刑犯器官而“遭到国际社会的蔑视”，并表示习近平的反腐斗争必须针对这种滥用。外国外科医生还通过强调他们反对使用死刑犯器官，试图提升其伦理信誉。这些通信被资深移植专家叶启发博士所认可，他指出，有了国际社会的这种支持，中国确实能继续打击腐败。叶博士提到，信函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发出的，习近平当时特别强调了依法治国的发展。
因此，外国医学组织在试图实现其政策目标时，不得不应对中国政治中的模棱两可和口号。这类互动让中国移植官员和外国专家找到了“共同点”。然而，这样的讨论忽视了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行为。对死刑滥用的批评被允许；承诺这些滥用已结束；但对从良心犯摘取器官的指控则被视为“反华”言论，被忽视或驳回。
与外国医学官员的“共赢”合作
如同中共政治影响力运动中常见的情况，双方在互动中都有所获益，被定向的精英常常自愿接受被同化的结果。国际移植专家从其对中共有关有限滥用和积极改革的言辞中受益的方式包括：
受邀访问中国各地的医疗设施，费用由中方承担；这些活动为中共提供了通过款待施加影响的机会。
认为自己在帮助中国改革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贡献，同时帮助了在改革前沿勇敢且脆弱的改革官员。
通过不讨论反人类罪行，维护了现状的利益（这等同于要求黄洁夫本人接受审判）。
维护商业关系：每年的 TTS 会议由在中国销售免疫抑制药物的制药公司赞助（罗氏公司帮助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器官登记系统）。
中国官员积极培养外国医学官员：例如，他们特别表扬了哈佛大学外科医生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博士，他曾担任 TTS 主席和世卫组织反贩卖工作组组长。德尔莫尼科博士曾在中国国家媒体上公开赞扬中国的器官移植改革，并在维持支持中国的全球移植领导者联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世卫组织官员、现任和前任 TTS 主席以及梵蒂冈的代表。中国国家媒体曾公开谴责著名心脏移植外科医生、前 TTS 伦理委员会成员雅各布·拉维博士，他与本文作者共同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移植数据造假的科学论文。他的同事中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他辩护。
其他表达支持中国改革的全球移植领袖，并拒绝讨论最严重滥用指控的医生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冯约翰博士（曾在克利夫兰诊所任职，许多中国移植外科医生在该诊所接受培训，曾担任 TTS 财务主管）和美国最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之一罗纳德·布苏蒂尔博士。这两位医生与中国外科医生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或者参与了在中国运营的与移植相关的业务。冯博士曾担任中国临床试验顾问，试验使用的一种肝脏设备需要移植器官，而当时中国并未声称有国家自愿移植系统。另一位在推动中国改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外科医生迈克尔·米利斯博士曾担任该公司的临床顾问委员会成员，并持有该公司的股票期权。布苏蒂尔博士则多次受郑树森博士的邀请访问，后者是中国著名的肝脏移植外科医生，直至 2017 年，他在中共镇压浙江省法轮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可能参与了郑博士医院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之间的合作备忘录。
这些“友谊”所营造的环境，影响了主流媒体如何报道官方故事以及如何忽视非官方的故事。这一趋势在全球医学组织的支持性观点中得到体现，媒体报道也以零星的方式支持了改革的真实性。如果不是因为一群持不同意见的伦理学家、学者和医生的存在，中共可能已经成功地将其模拟的自愿移植系统描绘成了真实的体系。
这里提到的外国专家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良好的意愿，他们选择相信自己在与中国同行进行建设性的合作项目。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是中共训练有素的干部的欺骗和同化目标，这些干部致力于维护政权的政治安全，并确保自己不会因所涉滥用行为被追究责任。
结论
中国对国际移植领域的影响凸显了自由国家机构应对统一战线政治手段所带来的挑战。这些手段本身可能司空见惯——在民主国家中，“旋转门”、心理压力、误导性呼吁和赤裸裸的谎言早已为人熟知——但器官移植的国际监管是由非国家行为者进行的，他们的行为前提与中共不同。他们假设所有各方都希望实现相同的结果，并有着类似的动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在表面上适应这些共同价值观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这些价值观强调人类的自主权和尊严，并得到信息透明度和法律保障的保护——但对其行为的实际观察显示，声称与现实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因此，国际组织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角落，而与之谈判的是一个拥有丰富操控感知经验且利益重大、精通政治操作的组织。中共在这里受益于一种根本性的角色错位。
外国人为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伦理移植系统——这一所谓的“共同点”——而付出的代价是，他们不得讨论中共移植系统及其高级医疗官员所涉的反人类罪行。对全球医学界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对反人类罪行的有意忽视，还意味着（至少在中国的案例中）放弃对移植系统提出透明性和器官捐赠可追溯性基本要求的真实诉求。如果自由国家希望纠正这种状况，他们可能需要更加积极地关注证据的实质，并更加主动地塑造国际专家如何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互动——甚至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哪些专家应与中国互动。
2024 年 10 月 3 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