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彩云 来源：中国之春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基督教群体的打压，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基督教群体遭受迫害，活动被冲击，教众被逮捕的新闻。在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逐渐收紧通向海外，通向世界的大门，这不仅体现在出国旅行、留学的难度越来越高，中共更是在教育层面上试图逐渐清除西方思想的影响，国际教育更是如明日黄花，随时都有可能被”清零”。本期《中国之春》杂志刊登了 6 篇有关燕京大学最后岁月的文章，这所由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在 1949 年中共接管政权之后，遭受了悲惨的命运，整个学校在所谓院系调整中被完全瓦解，教员和学生当中的基督徒和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分子，也遭遇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和清洗。这 6 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讲述一段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更是为了警醒读者，”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 1:9）”中共统治术的关键就是在于制造对外界的仇恨和恐惧，他们是不会长期允许如燕京大学这样对外交流的窗口长期存在的。
1951 年 9 月 28 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面对着全场的知识分子代表，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讲了据说五六个小时有关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的报告。说句实在话，当时哪怕是在场的听众，其实很多人也没有太把周恩来的发言当回事，可能只是感叹周总理的体力实在是不错，能口若悬河讲这么久都不带休息的。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要知道自己将面对的是怎样一场惊涛骇浪了。
两个月后，另一场原本只是着眼于增产节约的运动，意外地发展成一场大张旗鼓的旨在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两场运动相结合在北京各高校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北京市委在教育部和团中央的配合下，直接委派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蒋南翔任组长，北京市团市委副书记张大中任副组长，率工作组分别进驻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以开展三反斗争为名，着手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洗的试点工作。
按照既定的部署，由张大中所率的工作组进驻燕京大学，马上就成立了校节约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校节检委”），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紧接着，工作组双管齐下，一面对学校里所有掌管钱财的部门和人，查”贪污”、打”老虎”；一面把矛头指向全体教师，特别是各级主任、校长，要求人人下水”洗澡”，检讨资产阶级思想并交代政治历史问题。张大中下车伊始就明确告诫全校教职员工：燕京大学这次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全面揭发美国人在燕京大学做了什么坏事，自己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1952 年 1 月 24 日，校节检委召开了全校动员大会。随后，各院系运动正式展开。经过几天学习讨论后，学生中批判斗争的热情很快就被点燃了，一些教授已经开始主动检讨”认贼作父”，和变相帮助美国教师（”实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搜集和传递情报的”错误”了。为了有效分化燕京大学教师，实现争取进步，团结中间，打击反动的目的，工作组从入校开始，就首先在教授中建立起一支基本的依靠力量。其中多数都是 1948 年中共初来北平时被认为表现较好者。如 1949 年底被推举为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随后又被任命为燕大代理教务长的翁独健就是最主要的依靠对象之一，因为他早就在秘密帮助学生地下党组织了。其他如社会学系严景耀、雷洁琼夫妇，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化学系主任蔡镏生，以及历史系教授侯仁之、中文系教授林庚等，也都成为了工作组用于领导各院系斗争的教师骨干。要在教师中展开揭发批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生通常对教师有敬畏甚至是爱戴之心。教师之间除了传统文人”不为己甚”的道德约束外，燕大基督教大家庭的传统与观念，也使运动开始时学生及青年教师对教授放不开斗争的手脚。面对这种情况，1952 年 2 月 1 日，由代理教务长翁独健出面，专门召集全校讲师、助教开会，要求他们打破”恩师观点”，宣称”包括对陆校长提意见，即使批评尖锐，也不是打击”。下午，再开全校职工大会，蒋荫恩出面动员，要求大家要敢于深挖燕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老根。晚上，团委书记阮铭则召集留校同学大会，进一步公开号召学生们勇敢揭发校内一切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事实，大胆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不仅要敢于检举有违法行为的父母，而且要敢于揭发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老师。3 日，学校党团召集学生开会，更直接点名要对心理学系主任沈乃璋和历史系教授聂崇歧、阎简弼等展开揭批，并具体部署了揭批的办法。
已经被共产党内定为团结对象，依靠对象的人员，自然很好过关，基本上也都是走个过场，搞一次演出罢了，然而，对于那些被列为团结对象，但成分上又被划为中间派的教员们来说，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阎简弼被人揭发”解放后在燕京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毒害青年”，如对抗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硬说爱是没有阶级性的，还宣扬党犯过的一些错误等。社会学系教授赵承信和数学系教授戴文赛均被人揭发敌我不分，向美国输送情报。赵承信就承认自己因想做国际学者，到处找材料写论文，与美国各基金会联系，给他们寄杂志并交换材料，”实质上是出卖材料，供给美帝国主义情报”。国文系副教授俞敏因为参加过国民党，又常与阎简弼等一起背后骂人，更是被预先布置好问题的学生反覆质问。义愤填膺的师生开起会来常常持续几个小时，连珠炮似的质问和批判使得这些教授心惊胆战，有人竟至当场痛哭以至下跪乞求宽恕。然而，他们多半都要经历两次以上这样的场面才能勉强过关。反覆受此刺激，其内心中难免会充满自卑感，甚至是罪恶感。一些人因此变得谨小慎微，一些人为改变形象或为避免被人指为消极，在随后的运动中又变得极为亢奋，几乎不可避免。
被列为斗争对象的少数教授的情况就更狼狈了。因为工作组早已内定名单，且安排好一切，总之就是”‘组织火力’大加鞭笞，并且总‘不满意’，多方刁难不予‘通过’”。如 1946 年曾经与十几位教授联名公开呼吁美国援助并斥责苏联的历史系教授齐思和与聂崇歧，就遭遇了他们人生最初的滑铁卢。尤其是聂崇歧，不仅历史上签过亲美反苏的公开信，而且因受陆志韦器重，1949 年一度得以出任教务长，常常因自信让人觉得盛气凌人。他被人揭发拉帮结派，组织”饭团”，每月进城聚餐一次，平时每一两星期也会在一起，骂这骂那。聂被迫深挖思想根源，承认自己宗派主义严重，待人尖刻，野心大，做事爱独断独行，但被组织好的听众并不接受，有人当场根据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揭发称：”解放前聂先生出入剿总，给杜聿明办报，为什么这些不谈？”2 月 15 日，聂崇歧和同样深受陆志韦器重的沈乃璋更意外失去了人身自由，事因”阎简弼暴露沈、聂辱骂领袖，群情奋激。由学校常务委员会开会，将沈、聂二人先行隔离看管”起来了。
这种师生内部尤其是教师之间的揭发检举，前所未有地暴露了学校内部存在的”派系”问题。这种因教育背景、文化倾向、师承、教学和工作关系而产生的亲疏远近，原本在教师交往乃至感情沟通上并不构成明显的障碍，但当揭发或检举者出于政治目的，生吞活剥或摘章断句，不顾时间、地点及相关背景，而将涉及他人的某些言论甚至是玩笑话，或加油添醋地公布出来，或上纲上线加以定性，其在燕大人相互关系上造成的伤害之大，实在无以复加，无可挽回。
如我在文章的开头所讲到的，在燕京大学开展揭批斗争，根本上是要根除美帝国主义留下的祸根。而燕大人中，真正能”里通外国”，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或威胁挂上钩的人物，在中共中央高层看来只有三位，即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因此，自运动开始以来，工作组内定的重点批判对象，就是他们。
最先被拉出来示众的，是张东荪。2 月 8 日，张以哲学系主任的身分开始做检讨，因长期与中共领导人有来往，为和平解放北平出过力，此时更身居民盟中央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高位，因此他多少有点掉以轻心。他的检讨只讲了三点：”一是哲学系没有办好；二是自己对校务太不关心；三是个人作风上有很多缺点。”称自己属于”文人型小资产阶级”，自己的错误是”主观方面的资产阶级性质”，”不能大刀阔斧地作事”，”犯了很大的官僚主义错误”。张东荪在一个月之内，连续做了三次沉痛的检讨，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检讨了他与“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汉奸王克敏以及与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关系”，并且对自己过去的哲学着作散布唯心论和反马列主义毒素问题进行自我批判，表示愿”向人民认罪”。
另外一位，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做了三次检讨，但仍然被认为是“不老实”。实际上，对陆的第三次检讨，工作组和节检委一开始就内定了要进一步”批倒、批臭”的方针，因而做了一系列火力全开的斗争场景的安排。首先是当天会议的规模搞得很大，内定递条斥问者和自动递条提问当日竟有近千人之多，还安排了在燕大生物系读书的陆志韦女儿上台揭发控诉父亲的罪恶。其次是接连举办教授批判会，和更大规模的有教育部领导人以及北大、清华各校校长和两校师生参加的揭批大会。最后甚至还推动陆志韦妻子儿女连同保姆以”家属”名义发表了一封表示要与”中国人民的敌人”陆志韦划清界限的公开信。
鉴于聂崇歧等人被隔离审查，陆志韦被迫给四个儿女写了一封交代家事的信，也做好了”入狱”的准备。他写道：自己确实再没有什么”与美帝国主义分子‘勾勾搭搭’的事情”可交代了，照目前的形势很可能要”入狱”。一旦入狱，以自己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未必还有机会回来照顾他们和他们的母亲，故必须向他们详细交代家事并请他们准备负起赡养他们母亲的责任。而更出人意料的一个后果是，因不堪这接二连三的刺激，在他家服务多年的保姆这时竟也走上了绝路，不惜以”自刎”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与对陆志韦问题的态度相比，燕大运动各级领导部门对赵紫宸问题的态度分歧更大。在毛泽东 4 月 21 日批示前，赵一连检讨了五次都没有过关，根本在于工作组明确定性”赵紫宸是帝国主义长期培植在中国基督教团体中的重要代理人”，”宗教学院是反革命藏身之地，帝国主义反动分子阴谋活动之所”。但事实上，具体主管燕大运动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并不担心赵紫宸和宗教学院具有怎样的破坏作用，相反地，他更看重赵紫宸在国际上和在中国基督教徒中的影响。4 月上旬，工作组报告称，通过忠诚老实运动，发现连同赵紫宸在内的宗教学院总共 30 人中，就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3 人，三青团分子 4 人，问题极其严重。他的批示却是：对赵紫宸要从如何”为我用”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对”宗教学院暂且保留，待通盘研究后再定”。
在彭真批示及毛泽东批示下达后，燕大工作组及校节检委自然也改变了对赵的工作方针。8 月中旬陆志韦过关后，他们马上就专门安排人与赵紫宸谈了话。用赵的说法，因为 3 月上旬群众大会上觉得自己受了冤枉，因此从那时起一直怀着抵抗的情绪。组织上找自己谈话时仍”抱着解释辩护的态度”。但随后终于有所醒悟，看清了两件事：一是”政府的宽大”；二是”错误在我”。在”下决心分析自己”之后，才开始认识到：”我做美帝工具，自觉自动地用了基督教为它服务，却以为不是服侍它而是服侍‘中国’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救法去挽救‘中国’人心”。在此基础上，他逐一检讨了早年与司徒雷登的关系、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和做了世界教会协进会六主席之一，以及与何明华等一些中国基督教人士的关系问题。
对于赵的这次检讨，燕大工作组很不满意，认为赵”检讨态度仍不老实，没交待新的问题”。但考虑到院系已在调整中，燕大已被拆分，教育部的意见是让赵紫宸退休了事。而蒋南翔则提出此事应请示彭真，因为他同样认为，从统战工作的角度，仍可考虑用他一下。蒋指出，赵在美、英还有一些影响，去年亚洲和太平洋和平会议的代表还有人提出要见他。也因为赵的问题还要上报彭真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故赵检讨过关的问题之后也不了了之了。
早在燕京大学狂风暴雨到来之前，中共中央就已于 1951 年 11 月 30 日具体规划好了这场运动的目的、步骤和方法。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藉助反美的爱国运动和”三反”运动，对长期以来受到资产阶级主导的”藏污纳垢”的高等院校展开一场阶级斗争。其指示称：”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必须”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为此，第一步是要在工作组领导下放手发动学生群众，充分揭露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要求每个教师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洗澡’和‘过关’”，以实现初步的思想改造。第二步是在思想上分清敌我界限后，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并准备调整学校领导成分。第三步是在新的领导班子领导下，按照苏联教育模式，”准备学校教育改革，包括学制改革、院系改革、课程改革、组织改革等”。
1952 年发生在燕大校园内的这场泛称为”思想改造运动”的运动，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的相关指示连续进行的三场运动。从 1 月 24 日开动员会到 3 月下旬结束的，是思想改造运动；从 3 月 28 日动员到 4 月 21 日宣布处理决定的，是忠诚老实、交清历史运动。之后学校从 5 月 2 日起恢复上课，同时从 4 月下旬起即开始做学习动员院系调整的相关准备。6 月 28 日，燕大按教育部规定正式启动了院系调整工作，到 7 月中旬确定了调整方案，8 月则开始了一分为八的拆分大搬家。即”机械、土木、化工调整去清华大学；教育调整去北师大；民族系调整去中央民族学院；劳动系调整去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整去中央政法学院；经济系调整去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整去中央音乐学院，其余各系调整到北京大学。”
就这样，燕京大学结束了自己的历史，正如邓之诚在他的日记中记述的那样，“从此燕京成为历史名词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