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3月，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北明女士在专题节目“华盛顿手记”对异议人士陈立群女士进行了一场专访，并分成九个片段陆续播出。这里是根据采访节目整理的文字版，也将根据原标题和内容陆续在光传媒刊出。

北明：听众您好，我是北明，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叫做华盛顿手记专题，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中文部。这次讲述的故事叫做陈立群传奇，这是第二季。

上次这个时间我们说到在中国的79民运高潮期间，对了是79民运不是89，各地大批的民办地下刊物被查封，所谓的两非分子被抓被判刑。1980年厄运终于轮到我们的主角陈立群了，片警来到陈立群的家要带走她，陈立群转身拿起了自己久已准备好的小包裹，不过警察说没那个必要，接下来陈立群就跟着警察走了，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接下来的故事。

陈立群：带到派出所以后，就是阵势很大，两个人做笔录，两个人轮番审讯，从早上到中午回去吃饭，下午1:00再来。第一次这样被大阵仗的传讯，连续好几天。那个时候觉得我的母亲是太紧张了，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她都惊恐万状的看着我，我觉得这对家里是很歉疚的。

北明：显然陈立群经历了一场心灵震荡，不过这一震荡不是来自警方对他的大阵仗的传讯，而是来自母亲的惊恐与担忧。

陈立群：大概到第5天的时候呢我就跑了，啊，就是开始我第一次的逃亡。

北明：说起逃亡，这陈立群的语气，像是在说一次盼望已久的旅行，她年轻的心灵和性格中是不是有一种冒险精神呢？我们再听听她的语气。

陈立群：大概到第5天的时候我就跑了，啊，就是开始我第一次的逃亡。

北明：等等，你的意思是说传讯你没结束，第5天就不去了。失踪了。

陈立群：第5天的下午，吃完中午饭我有一个朋友就到我家来了，他说：“立群赶紧走吧”。我说去哪里？他说走走，他说走了再说。我当时就想走到哪里去呢？他说，先走了再说。

北明：显然陈立群并没有准备好逃亡，不过她还是义无反顾的上路了，跟着一对自由恋爱而受压制受屈辱的年轻朋友。

陈立群：包裹是现成的，提一个包裹背，背上一个小背包我就走了。

北明：虽然都是逃亡，性质可不大一样，人家小两口不过是逃离行政压力，陈立群逃的却是警方的传讯，他想过后果吗？

陈立群：我爸爸问：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走了，我说不给你们添麻烦。我父亲说你不可以的，你这样做你要想后果。我说没关系的，我当时就想不要牵连家人。

北明：后果严重。但是在陈立群的感受中，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连累家人。

陈立群：我就写了一个字条，写着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字条放在桌子上。

北明：在共产党的新中国受尽苦难的父亲，看着女儿的举动五味俱全，他说不出一句话，眼睁睁看着女儿自行其事。

陈立群：我父亲觉得我这个孩子不可思议，看着我就这样拎了一个包裹背了一个包就走了。

北明：其实你写那句话是为了保护他们。

陈立群：是为了保护家人，对。然后出门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身上带了8分钱。

北明：你也没跟爸爸妈妈要一点钱吗？

陈立群：没有钱，我朋友说你走，什么也别管。我就走了。

北明：时年24岁，那一刻，陈立群独自扛起了自己的命运，从容承担起保护父母家人的责任，陷自己于更加严重的后果中。这突然急剧转折的命运中，8分钱人民币，确切地说是4分钱人民币帮了她很大的忙。

陈立群：我就4分钱坐了2站还是3站公共汽车就到了火车站，见到了我那个朋友的女朋友，这时候火车也快开了，赶紧就上火车。到了绍兴，我们在车站一直等到晚上，我这个朋友就跟朱虞夫一起坐另一班火车也到了绍兴。就这样第一次走上了正式的逃亡之路。

北明：逃亡的决定如此匆忙，她却留下了解脱父母责任的字据。人生转折如此突如其来，她竟有条不紊。

一如事先准备好了包裹，那天下午派出所警察们准备好纸笔，拉开阵势，准备继续审讯，却左等右等不见陈立群归来的身影。警察们来到陈立群的家去查询，结果一无所获，焦虑的归去。

另一个场景是4分钱两站巴士120分钟火车，几个小时的等候。

陈立群按照朋友的策划，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踩到正点。从杭州安全抵达绍兴，她终于成功出逃，并与友人会合了。当警察们拿着陈立群留给父母的脱离家庭关系的字据，皱起眉头的时候，陈立群正在绍兴和他的朋友们接受生活对她的献礼。

陈立群：
那天是五四青年节，我记得我们到了绍兴，就看到秋瑾纪念馆和鲁迅纪念馆，有很多人在参观，就知道那一天是5月4号是青年节，这个印象特别深。

北明：
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两个目标，谁都知道，民主政治和个体自由，这正是陈立群后来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五四运动纪念日，在陈立群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压迫，继而成功出逃的次日到来，恰如她选择的不平凡的生活，对她的祝福。

北明：这段时间你是怎么生活的呢？

陈立群：我们在绍兴那个地方给人拍照片。那个时候他们农村的人如果要拍照片都要花一天时间进城去拍，然后下一次去取照片，也得花一天时间，对于要误两天的工。每一份照片我记得当时是4毛5分钱，黑白照。而我们给他们拍照是4毛钱一份，当天拍第二天就可以取了，我们还给他们送到田头送到家里。

北明：等等，你说的是原来老乡们自己拍照到城里去，然后取回来他们得耽误两天的工就干不了农活了，而且还是4毛5。所以你们去了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方便，而且价钱还便宜。你们怎么会冲洗照片呢？

陈立群：我们当时都带了设备的，带了显影水、定影水，带了抛光机，裁剪机，带了黑色的倒胶卷的袋袋，还带了红色的电灯泡。

北明：听上去他们是专业的装备。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位幕后指导。

陈立群技术上指导我们的就是朱虞夫了。

北明：朱虞夫是杭州著名的79民运人士，也是一位摄影家。

陈立群：他照片拍得很好，有时候他会来找我们，就帮我们带一点那种洗照片的药水，什么东西不够了，他就给我们带一点过来。然后我们就一站一站地走到不同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就找当地的队长，和他们说住他们家里，然后给他们家里拍个全家福，再付一点点钱。一路上差不多都住在队长家里面，队长就出去招呼他们那些村民说，有城里的人来给我们拍照片了，价钱还便宜，今天拍了明天就能取，而且你不满意还可以重拍。

北明：这一队城里人不仅住在村里的队长家，不仅服务专业而周到，价格便宜，他们对外还有可信的家族关系。

陈立群：我是他们的姐姐，一个是我弟弟，那一个是我弟媳妇，就是这样。

北明：他们是一个长期流动服务站。

陈立群：我们从上虞绍兴那边一路拍到了沈家门，又倒回来拍到义乌。后来走着走着就走失了。

北明：不是姐弟三人自个儿走失了，而是跟他们的指导专家朱虞夫走失了。

陈立群：我们隔几天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也找不到我们了，我们也不找他了。然后我们就这样从绍兴往宁波方向这么一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往东挪。

北明：反正师傅也丢了，等于出师了，独立了，他们就此完全进入角色，在逃亡的路上给自己创造了另外一种生活。其实每天工作还挺忙的是吧？

陈立群：挺忙的，一清早我们去田头帮他们拍照，傍晚收工的时候，就有些要照全家福的人来找我们，照全家福的人特别多，因为他们不可能一家人出去到城里去拍一个照片，兴师动众的，然后下一次又去取回来，一般不大可能。所以我们下去做这个事情特别受欢迎，生意还特别好。

北明：每天能挣多少钱，能够养过三个人吃住行。

陈立群：还可以吧，最后回来的时候我们还一个人分了80块钱。

北明：还有结余。

陈立群：这笔钱就很大了，当然了，八十年代的时候，80块钱，我们感觉很多了。

北明：80多块钱相当于一个人的两三个月的工资。

陈立群：对啊，相当于一个人两三个月的工资了。

北明：你们本事真是挺大的。你那时候情绪稳定吗？

陈立群：情绪我觉得还蛮稳定的，主要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因为年轻，就是一边玩一边走，反正在乡下嘛一直就在乡下一路的走，但是到了晚上就有点想家了，时间越长越想家，时间越长越想家。

北明：反抗专制的日子并非总是充满心情，逃亡的日子也并非浪漫始终。

陈立群：到了深秋的时候，很冷了，身上衣服不够了，带的都是夏天的衣服，好几个月了。而且他们这一对小恋人，他们比我还小一点，也顶不住压力了。

北明：树叶渐渐变黄了，黄叶开始飘零了。秋天来了，新鲜感和浪漫与秋叶一起飘落了。一对恋人开始想家了，他们终于辗转到亲戚家了。接下来的事情起了变化，亲戚跟父母一条心，一对朋友的父母出现了，接走了那一对恋人，剩下陈立群身单影只，她只好回到杭州。没去找父母，找的是朋友。不料次日一早6点多敲门声把她惊醒，门一打开，秋凉中站立的是她宣布断绝关系的母亲。

陈立群：后来我妈妈告诉我，是公安局的人通知我妈妈，说你女儿已经回到杭州了，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们去把她找回来。

北明：是朋友报信的？

陈立群：不是朋友报信的，可能就是他们这一对小夫妻跟他妈妈讲，他妈妈去报信，他妈妈是西湖区组织部的一个干部，我估计可能是这样。不过我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是谁报信的。

北明：
不知思虑为何物的我们的主角陈立群顺势跟着母亲回到家。

陈立群
回家以后他们找我的父母，说我是失足青年。

北明：失足青年。

陈立群：和我母亲说，团结起来向前看，让我以后不要再跟他们在一起了。后来也就没来找我。

北明：所以把你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你是失足青年，传讯也就不了了之了，也就没了，对吧？

陈立群：哎，传讯也就不了了之了。

北明：当初都不愿估计的严重后果，不过如此，失足青年陈立群从这次成功的逃亡中总结出了一个经验，一个极为符合中国政治生活的经验，一个对所有反抗者都有用的经验。

陈立群：就是说有一些风头是可以避开的，我们杭州话叫“避风头”，避过风头，就会没事的。

北明：这还真是一个成功的政治经验吧？因为中国政治运动是一波一波一茬一茬的。

陈立群：他是一波一波一茬一茬的，这一波过了就结束了，他搞人可能也难了。风头过了，就好像事情会好转一些。

北明：从1980年到89年这9年之间，刚才我们没有谈这一段，你简要的叙述一下这9年之间你都做什么呢？

我们的故事主人公陈立群从那时起比大多数的中国政治反抗者都迅速地成长起来了，可是公安局还没有准备好严肃的对待这位24岁的失足青年。接下来的9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民主暗流依然在积蓄力量，陈立群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闯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接下来她的生活和角色都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什么领域？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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